本节前两部分分别对“均衡市场中经理人薪酬水平定理”中横截面预测和时间序列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分别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样本,估计出参数γ和。接下来要分别估计出参数α和β的取值。参数α刻画了公司规模的分布,参数β刻画了经理人才能的分布。现实中经理人才能不可观测,即使有部分研究选取经理人教育程度等作为其才能的测度指标,但仅仅依靠学历衡量经理人才能具有很大的噪音。因此本书不直接估计经理人才能的分布参数β,而是通过估计公司规模的分布参数α来间接计算出经理人才能的分布参数β。
根据模型假设,公司规模服从指数为1/α的帕累托分布:S(n)=A n-α。参照Gabaix and Landier(2008)的方法,本书逐年对前500家国有企业和前500家民营企业的情况进行模型(3-15)的回归,其中Rank即公司规模的排序n,对Rank减0.5是为了尽可能消除小样本偏误(Gabaix and Ibragimov,2006)。
图3-6中左图代表2016年最大的500家民营企业规模的分布,右图代表2016年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规模的分布。在OLS回归中,民营企业年度平均系数α为1.34,标准差0.0089,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国有企业年度平均系数α为1.08,标准差0.0194,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我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规模分布大致上符合Zipf定律,即α≌1。
图3-6 前500家国有(民营)企业规模分布(2016年)图(www.xing528.com)
截至目前,本书已经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实际薪酬与公司规模数据,对模型中的全部参数进行校准。在此进行总结:对于前500家民营企业,=0.45;对于前500家国有企业,。接下来考察经理人才能的边际变动对公司规模的影响,以及需要额外支付的薪酬成本。对于参照公司(n*=250),根据等式(3-10),w*=因此。假设参照公司可以无摩擦地将现有经理人(排名第250位的经理人)替换为才能最高者(排名第1位的经理人),那么根据等式(3-3),经理人变更会导致公司价值提升C[T(1)-T(n*)]S(n*)γ,这意味着参照公司价值提升的比例为:
与此同时,根据等式(3-10)与α≌1,替换经理人要付出的薪酬成本提升比例为:
现考虑2016年的民营企业,参照公司(n*=250)的经理人实际薪酬为w*=41.9万元,参照公司以账面总资产衡量的公司规模为S*=68.3亿元。将数据代入等式(3-16)得到0.0056%,代入等式(3-17)得到554%。即对排名第250位的民营企业参照公司,如果将现有经理人替换为才能最高的经理人,公司价值增加0.0056%,约38.25万元,而需要付出的额外薪酬成本为232.13万元。相似地,考虑2016年的国有企业,参照公司(n*=250)的经理人实际薪酬为w*=25.5万元,参照公司以账面总资产衡量的公司规模为S*=162.5亿元。将数据代入等式(3-16)得到0.0008%,代入等式(3-17)得到219%。即对排名第250位的国有企业参照公司,如果将现有经理人替换为才能最高的经理人,公司价值增加0.0008%,约13万元,而需要付出的额外薪酬成本为55.85万元。由此可见,对于参照公司而言,雇佣“超级明星”经理人付出的薪酬成本远远高于其才能能够为公司带来的好处,因此并不是理性的选择。在这个经理人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模型中,是公司规模的巨大差异造就了经理人的“超级明星”现象。在该模型中,经理人才能和公司规模的一一匹配,使得经理人才能的微小差异被公司规模的巨大差异放大,进而导致经理人之间薪酬水平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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