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理论认为有效的高管薪酬应该与公司业绩挂钩以激励高管最大化股东财富，Hölmstrom（1982）进一步指出公司业绩应该用过滤掉外生行业冲击后的相对业绩来衡量，即相对业绩评估标准。目前国外关于相对业绩评估的实证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是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相对业绩评估的未解之谜（Murphy，1999）。早期的研究大多以识别隐性的相对业绩评估为目的，即直接考察经理人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未发现一致的支持相对业绩评估的证据。例如Aggarwal and Samwick（1999）与Barro and Barro（1990）认为公司没有使用相对业绩评估。Antle and Smith（1986）考察了1947—1977年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仅仅发现微弱的相对业绩评估的证据。Gibbons and Murphy（1990）发现1974—1986年间CEO薪酬变化与行业或市场股票回报负相关，支持了基于股票市场的相对业绩评估的使用。Janakiraman et al.（1992）基于美国上市公司1970—1988年的数据，发现了CEO薪酬使用了弱式的相对业绩评估，但并未使用强式相对业绩评估。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了相对业绩评估的使用。其中，以Albuquerque（2009）为代表的学者沿用隐性相对业绩评估的方法，指出早期没有发现相对业绩评估的主要原因是同行公司识别偏误。在现实中，公司选择参照公司（peer group）时不仅考虑同行业，还会基于公司规模、产品多样性与融资约束等公司特点进行考量。Albuquerque（2009）发现当基于同行业以及相近规模来识别参照公司时，美国上市公司整体上已经采用了相对业绩评估标准。另一派研究从显性相对业绩评估的视角出发，直接根据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参照公司，考察公司如何选择参照公司以及显示相对业绩评估在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中的应用（Carter et al.，2009；Faulkender and Yang，2010；Gong et al.，2011）。
在我国，关于经理人薪酬合约是否采用了相对业绩评估的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肖继辉（2005）以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和股票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以地区或两位数行业选取参照公司时，仅发现弱式相对业绩评估存在的证据。高义（2006）基于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只有使用会计业绩时才有支持相对业绩评估的证据。然而，其他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没有使用相对业绩评估。如郭福春（2006）考察了1999—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没有发现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平均业绩具有系统相关性。周宏和张巍（2010）对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6年间高管薪酬数据进行考察，基于自行构建的业绩综合指数，发现存在以同地区公司为参照的相对业绩评估，但不存在以同行同规模公司为参照公司的相对业绩评估。周宏等（2014）进一步考察了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相对业绩评估，发现基于2004—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相对业绩评估在整体上还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他们发现竞争程度越高的行业中，私有企业与高技术企业应用相对业绩评估的可能性也越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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