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CEO薪酬水平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就美国标普500公司的CEO而言，其平均薪酬水平在2013年高达960万美元，相比1980年水平增长了近6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水平在这三十年间增长十分缓慢，这导致CEO与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差距急剧增大。1980年，美国CEO平均薪酬水平大约是普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的40倍，但这一比例在2013年迅速上升到350倍（Piketty，2014）。虽然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如美国悬殊，但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近十多年间，公司普通员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但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也从2005年23万元上升到2015年79万元，增幅高达243%。Bebchuk and Fried（2004）提出用“租金榨取观”来解释这些现象，该理论认为CEO通过不断提升对董事会的控制能力，并以牺牲公司员工和股东利益为代价，从公司榨取了更多的租金收入，从而导致薪酬不断提高。基于高管权力理论下的“租金榨取观”，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例如Murphy（1999）发现大公司CEO明显获得了远高于小公司CEO的薪酬，并且大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这可能是由于大公司中代理问题更严重。还有一些学者直接考察了高管权力和高管业绩之间的关系，Core et al.（1999）的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董事会其决策及控制的效率就越低，CEO就越可能控制董事会，因而董事会规模对CEO薪酬有正向的影响作用。Grinstein and Hribar（2004）发现权力更大的CEO更倾向于向规模更大的目标公司发起并购，并因此获取了更高的奖金，而这类并购实际并未取得更高的收益。Bebchuck et al.（2011）证实了当公司CEO薪酬与全体高管平均薪酬的差距越大时，公司市场价值越低、经营绩效越差、并购宣告的市场反应也越差，证明CEO权力与公司价值是负相关的。
国内学者主要从实证的角度，考察高管薪酬的具体影响因素。例如李增泉（2000）利用1998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不相关，但是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并且不同地区的企业经理人薪酬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华南地区经理人薪酬高于华中地区。魏刚（2000）指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其中金融业高管薪酬最高，并且接近一半的公司存在高管“零薪酬”现象，报酬形式较为单一。卢锐和魏明海（2008）较早将高管权力理论下的“租金榨取观”引入中国，他们指出我国正处于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极有可能导致高管滥用权力自定薪酬，必须加强公司治理以及薪酬激励信息的披露。权小锋等（2010）考察了国有企业经理人权力与薪酬之间的关系，发现经理人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就越高，支持了“租金榨取观”的结果。唐松和孙铮（2014）发现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有政治关联的高管都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但对国有企业而言，这是有损于企业未来绩效的经理人寻租行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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