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天赋、人权天赋等都是典型的先验论观点。在先验论者看来,一切都是先天就有的,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相互间的关系都是先验地决定了的,而不是后天所为;一些原则、理念、范畴、信念、信仰也是先天的、先验的。因此,人权、人性、人的一切既然是先验的,人在后天、在俗世的活动就不可不受先验东西的影响和制约,就不可不按先验地决定好了的事物及原则、信念等行事、活动,哈佛经理也概莫能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先验论或先验主义有许多表现方式。我们这里是论述先验主义对管理、领导活动的影响,所以,只对几个与管理有密切关系的表现形式的抽象概念进行展开叙述。
人是有理性之动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人的头脑中,除理性之外,还存在着若干情感、意志、信仰、信念、确信等非理性的东西。人也非事事、时时都处于理性状态或理性的支配之下,非理性的因素有时也能占据优势和引人注目,以致压倒了其他一切理性。对先验的东西来说,非理性的程度愈高,就愈是理性。宗教就是这样。它有唤起人们信念的力量。真正的教徒遵循着以先验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一旦受到召唤,他们就会为这种观点而献身。
宗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信仰上帝,这是神圣的宗教;一是信仰财神,这是世俗的宗教。因此,一些人为先验原则、为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而战;一些人则崇拜权力、名誉及其事业的成功,渴望荣誉和财富,希望成为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等的得主。先验的或宗教的价值作为现存的结果无须为组织的成员所共有,但是,如果组织的成员都具有了这种价值,那么,在组织的效能上就可能产生一种激励和协同的作用,即一种群体精神,它使管理者的力量增强;有时,只要组织中一人具有了这种价值,如宗教领袖人物,也足以对组织发生重大影响。
在宗教对组织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基督教教会的作用不可抹杀。教会用种种方式帮助确立组织网络的意识形态,使宗教对组织的成员、哈佛经理及工作条件产生一些积极作用。宗教对管理者的最大作用来源于宗教的改革。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某些教派——加尔文派、教友派、摩门派——他们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节俭、勤勉、诚实、可靠、忠于职守等品质,而获得世人称颂。这些价值、品格直接影响着组织生活和管理。既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宗教和教会的作用远不能与其在中世纪的作用相比,但仍有些人把基督教原教旨派看作成功的管理者阶层的代表。这种观点并非普遍,且值得商讨,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套有助于管理成功的方法的逻辑性与某种宗教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具有相同性,双方可以认同和通约。显而易见,宗教可以影响组织管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不论是基督的还是非基督的——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基本上取决于以原则为依据的价值信念。这种信念通过三条途径影响组织,一是通过管理者来影响组织,二是通过组织的其他成员来影响组织,三是通过一般社会文化环境。三种途径的有效性依次减轻。第三种可以说是微弱无力、效果甚差。所以说,宗教——不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也不论是基督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都可能对管理的选择自由加以限制。
如上所述,宗教在当今世界中,对组织生活和管理的影响减弱了。但既然众多的人们信仰宗教——且不论是何种教派,那么,作为哈佛经理、管理者在自己的领导活动中就应该考虑到宗教的因素。不管哈佛经理本人对宗教的态度如何,也不管宗教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与管理方法的逻辑性在何种程度上有相通之处,众多人们信仰宗教就足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宗教对管理的影响,就足以说明任何管理哲学、领导哲学都不可忽视宗教,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形成管理学、领导哲学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也是杰出的哈佛经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此,我们以尼克松的语言作证并结束本节。尼克松说:“美国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怀抱而且培育坚强的宗教信仰”;又说:“我仍然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现在存在的一切的第一个源头,……这个思想同我们的科学方式如何才能调和呢?……目前我接受康德提出的解决办法:人的研究和解释只能达到这个程度,超过这个程度,我们就必接受上帝,人们所不知道的上帝知道。……我相信现代世界将能从耶稣的生平和教导中找到真正的复活。”(www.xing528.com)
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不同于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要避免在细枝末节上与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纠缠。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对待价值的方式,即当愿望概念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或最终的目的状态且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时(绝对的状态不可能达到,而只是具有作为行为的标准、向导或指导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境地。理想主义的兴盛及理想主义能够对管理、领导行为发生影响,是由于理想主义虽难以实现,但人们却努力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激励人们积极向上,为日常行为设立一个远大目标,也给人们提供一种希望。正如基督教给今生今世的人提供天堂一样。人们在行为中看不到希望和前途,就会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兴趣。因而,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理想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赋予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活力,使之更加强有力。这是哈佛经理和被哈佛经理都应具有的一种态度。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地位是独特的。它是与态度、信仰有关的可称之为自由价值集合的东西,与以自由哲学为根据的明确表述的政治理论有别。在西方,自由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持着文化领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正统学说。因此,自由主义已经明显地影响了社会及其组织构成的现实背景。当然,换个角度看,自由主义的价值(如调和、平等主义、功利主义、中立原则)可属于宽泛化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围。此外,自由观念和Y理论也是一致的,并借助于Y理论的媒介对管理、领导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它要以Y理论为桥梁,对组织、哈佛经理发生影响。而作为一种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正统观念,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又借助于民族精神。但是,当它作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政治辩论中一种反对对方的主张时,它对组织、组织结构及哈佛经理的影响就会大大地消弱。
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家学者、哈佛经理,虽然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但也都离不开已有的知识对其的影响。英国哲学家洛克为反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提出过“白板说”,即人们在对某物进行认识之前,大脑有如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知识来源于后天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这固然有其时代意义和一定的科学道理。然而,人们始终无法割断与历史 的联系,正如初生婴儿虽然剪断了与母体相联的脐带,可血管里流淌着母亲的血。因而,以往的文化知识作为背景对今天的认识发生着各种影响。尤其是已经定型化、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对后世的人们认识事物时,影响较大。如信奉理性主义的人,必崇尚科学,实践科层制;推崇先验论和一些宗教观点的人,必感情胜过理智,表现为一种神秘莫测或宗教狂。
意识形态是思想和信念的哲学体系,它们为世人确定意义。它涵盖所有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特定文化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它们同许多政治主张和行为有联系,如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理性主义是现代组织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特征,等等。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无须去研究整个丰富多彩的意识形态现象,而只能集中研究那些特别与生活的管理方式有关的意识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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