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价值维度：成败与意义

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从来就是完整历史研究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前述几章中,我们系统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乡村建设运动的成与败,如何评价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一) 乡村建设运动的成与败

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推行之广,势力之宏,几非其他任何事业所可比拟”(15) 。在当事者看来,可称得上是晚清以来中国大地上继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之后的一个“和平建设运动”。论范围,论意义,远比前五次运动“扩大”“深沉”,“论对于挽救危亡的目的,是一次比一次地接近”,“可以补救前五次的缺陷”。(16)

但是,由于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界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郑大华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位系统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自其专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于2000年问世后,他一直持这一观点。他在《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撰文《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从而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这一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有进一步的加深”。“它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朱汉国也认为:“梁漱溟在山东轰轰烈烈地搞了长达8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最终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7)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提出,人们又开始重视挖掘这场运动的借鉴意义,对这场运动的一些具体措施给予了肯定。例如,虞和平指出,乡村建设运动“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并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路径,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成效,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农村改造多种模式中的一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8) 。然而这种挖掘仍然是在失败的定义中进行的。

几乎所有的乡村建设理论家都视乡村建设为民族复兴的根本,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乡村建设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立刻完成民族复兴。在他们看来,乡村建设的目的“在求现在贫、愚、弱、散、私的农村,渡到富、智、强、聚、公的农村。由不能自主自给,达到能自主自给,实现自治,复兴民族。农村改进工作,如一条渡船,能做到上述地步,才可算完成了他伟大的使命”(19) 。中国农村面貌的改变才是他们的直接目的!这正如我们通常说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只不过处于探索实现最低纲领道路、方法的阶段,因此,我们无必要以“非历史”的思维绕开一个中间环节——建设“富、智、强、聚、公的农村”,用“民族是否复兴”的最高标准来判断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否则,一个简单的“失败”将掩盖其背后农村改造的宝贵经验,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对乡村建设运动经验的借鉴。其实,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很多措施使得农村中国家和社会、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等诸多因素和资源得以较好地互动、整合、利用和优化,这不能不算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大成功。至于乡村建设理论家“视乡村改造为中国民族复兴之渡船”的论断,无论给予怎样的肯定都不为高。

退而言之,农村复兴、国家富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民国各乡村建设实验,时间长的不过十年左右,短的不过几年光景,短短的几年怎么能够彻底改变当地面貌并完成民族的振兴?时至今日,我们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然发生根本改变,我们不还是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上苦苦探索吗?对比今昔,我们又怎么能够苛求那些先行者?再者,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阶段的农村现代化有不同的内容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现代化永远没有尽头。因此,充分认识和估量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学界立论乡村建设运动失败,还有一个重要论据便是这场运动的中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断是否代表失败则值得商榷了。况且,并非所有的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工作转移到了西部地区继续进行。原本扎根四川的卢作孚的北碚实验不仅继续进行,而且获得极大发展。至于平教会,“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广西等地都开展过活动”。而我们考察的乌江实验区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全民族抗战的宏大潮流中,会造成一些原先颇有声势和影响的潮流被掩盖、潜藏、变小甚至失语,这是研究抗战爆发后乡村建设运动变化必须考虑的。”(20) 所以我们不认同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造中国乡村的运动因为式微、失语而被冠以“失败”的评价。在外部不可抗力发生的时候,中国沿海地区所有建设事业无一没有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建设派转向大后方继续实践自己的理念,难能可贵。并且更重要的是,正如乡村建设派从张謇等人那里汲取了营养、获得了启示一样,乡村建设派的事业也为后来者所延续,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从而使改造乡村中国成为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一个最有生命力的话题。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无疑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说:“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21) 他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客观评价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认为评价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不能丢,即乡村建设运动本身都是一种实验,是在探索农村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全国各地的运动是大同小异,看似各有小节的不同,而其实是发生于同一要求的,概括地说,可以用实验运动来称呼他们”(22) 。正是因为是一种探索、一个实验,所以运动本身不存在成功与失败,只要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索给后人提供启示,其目的就达到了,也就是成功了。至于实验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也许要失败”,但是正如时人对定县的评价,“失败,并不是定县的债务,而是定县的资本”。(23) 有了方法成败的结论正是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所在,正是这场运动的成功所在。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多为一地一隅的改进,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是平民,没有政权的,就吾们地位和环境来说,是不能扩大,并且不宜扩大”,但是“试验当然从一隅起,即或失败,损失不多”也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黄炎培说,“三十年前各地开学校,茫无办法;现在呢,好不好另一问题,所有订课程,定教本,办校具,如何编制,如何布置,大家都懂得了”,农村改进也是这样,“现在东一处,西一处,尽管各自试验,经过若干时间,一切都有公认良善的办法”。(24) “要是吾们的理想,连自己试验都还没有能成功,还能拿出去哄人么?……不去实验,恰等于带兵的将官们不敢上火线。”(25) 晏阳初在讲到定县实验时也直言不讳:“定县乃系一个实验室”,“定县之工作,系为研究实验”。(26) “定县的实验,是在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研究及实验可能解决的方法,它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27)

黄、晏两人的观点为乡村建设派所认同,三次乡村建设工作讨论会出版的文集均冠名“乡村建设实验”就是一个明证。不仅如此,当时社会各界对此也颇有共识。政治学教授陈之迈认为科学实验是可以用于社会建设事业的。他在1936年的《漫游杂感》中表示,实验县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目的是合理的,“在未经充分实行之先,见解及方法都是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否适合中国的环境或中国一隅的环境,有待于事实的证明。求取事实证明的方法便是实验。这也是创设实验县的原意”。他认为政治实验的好处是代价小,不至于引起混乱,“我们不将这种改革普遍实施是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这种改革是否良好,所以先来实验一下。实验的成绩优美我们就把它普遍的实施;实验失败也只有一隅地方受祸,不致全国都来付出代价”。(28)

早在1936年,傅葆琛在回应社会各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时便坦言,当时的社会人士对于乡村建设运动期望太殷切,而且常常误解了乡村建设的工作,因为期望高所以就很容易认为这场运动该有成绩。然而,在乡村建设派看来,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一种积累的实验工作,他们的目的在于探寻全国乡村建设的整体解决方案,不应该拿经济的眼光去批评科学的工作。(29) 从这个角度出发,所有乡村建设实验只有实验内容的优劣之别,而无实验的成败之分。因为实验的目的就是判断实验内容的优劣。

金冲及在言及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时曾经谈过:“中国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胆探索,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轻便的路可走。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并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从而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30)

这样的评判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同样适用。

(二) 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有学者曾指出:“活跃在20—40年代中国现代史舞台上的规模宏大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改造、乡村复兴等运动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课题。过去,我们对于这些历时长久、流派众多、主张不同、做法各异的乡村运动,一般都只简单地用政治概念去衡量,一概予以否定。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实,乡村运动的出现自有其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于中国前辈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改革的实践,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要从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中国社会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借以推动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开放。”(31) 这种倡导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可惜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我们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国家富强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尝试,是一场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实验运动。

民国时期参与乡村建设工作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自己工作的最终目标仅仅局限于挽救农村的破败。他们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最大的目的还不是仅仅注意到一个一个的村落,乃是注意到整个的民族。这个先提应该先行决定”。当时的乡村建设工作“不仅是为农村,乃是为民族;不仅是建设农村,乃是为复兴民族;不仅是为救济农民,乃是为排除国难;不仅改善农民生活,乃是为巩固全国国防”。(32)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沈光烈认为:“农村改进……也可以说是一种温和的革命运动。虽不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可是加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培养基本实力,实为最有效力的举动。虽不明言铲除封建阶级的剥削,可是提高农民知识,灌输公民常识,教导生活习惯,实就是作对付腐恶势力的积极工作。他又注重改良农民经济组织,增进农民生活技能,唤醒农民自觉,促成农民自动,对于天灾之袭击,匪祸之横来,不致束手无策,坐而待毙,亦有其防止补救之方。”农村改进的目的“在求现在贫、愚、弱、散、私的农村,渡到富、智、强、聚、公的农村。由不能自主自给,达到能自主自给,实现自治,复兴民族。农村改进工作,如一条渡船,能做到上述地步,才可算完成了他伟大的使命”。(33) (www.xing528.com)

梁漱溟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此问题之解决唯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34) “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35)

这些论述正代表了乡村建设工作者们以乡村建设为中国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之不二法门的思想。在那个民生凋敝、内战连绵的岁月里,先进的中国人积极探索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乡村建设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坦诚地提出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热情实践自己的理想,足以为时代的佼佼者。

在他们的努力下,各个乡村建设团体以一己之力,联合地方,在各地展开农村建设实验,初步确定了当地农村现代化的走向与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习俗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改变。政治方面,他们创设乡村改进会、乡农学校等农村自治组织,为当地农民了解、实践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安排。经济方面,他们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提倡副业,建立合作组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面貌,并将农业经济初步引向了市场化和企业化的道路,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文化教育方面,他们采取多种灵活的施教方法,推动当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了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为推进当地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培育了新型农民和国民。社会习俗方面,各改进区农民移风易俗,禁烟查毒,破除迷信,提倡文明健康的新风尚,净化了农村社会风气,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了整个区域的社会风貌,为当地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确定了发展方向。

这场运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是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集中反映,可是称得上是一场知识分子的伟大爱国运动。

在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变革时代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集中反映。在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对民生疾苦抱着一份“己饥己溺”的同情,深入民间、走向群众。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从年轻时代便孜孜不倦地为“垂亡之国”寻觅“救急要药”。年届不惑,他病中吟作:“人当快乐时,须思天下人孰不求快乐”;“人当困苦时,须思天下人之困苦”。(36) 城市出生的梁漱溟读中学时忧于国运多舛,“立心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希冀对国家社会有所建树”。(37) 他从一开始投身乡村工作,便自认与其他人不同:别人“是在现状下尽点心,作些应尽的事”,而他“要以‘中国’这个大问题,在这里讨个究竟解决”,替中国开出一条新路。(38) 晏阳初幼年时代便“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豪志”(39) ,在香港地区、美国,他亲历“生活在殖民地上”的种种歧视,感受到“国势衰微的种种悲哀”,意识到“华夏早已沦为二三等国家”,“苦难的中国,需人解救”,“立志贡献己力”。(40)

“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41) ,“我爱中华民族,所以最爱中华民族最多数最不幸的农民”(42)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有这种忧患意识、爱国情怀,而且起而力行,舍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深入民间,展开乡村建设的实验,与农民打成一片,将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具体落实到最广大的乡土社会。

为了改革旧教育,陶行知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职,南下北上,深入街道、监狱、寺院、兵营。1924年,他提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43) ,开始走进乡村,关注乡村教育实验。1927年,他实验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一心扑到南京和平门外的晓庄。他脱掉西装马褂,一身粗布衣,一脚草鞋,头戴斗笠,与当地农民无异。他走街串巷,与农民打成一片,被亲切地称为“陶叟”。晏阳初也是如此,为了“化农民”,他身先士卒,率先“农民化”,和陶行知一样穿粗布大褂,住农民漏雨的房子,举家搬迁,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一样。他骑着毛驴下乡的照片至今让人感慨万千。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城市知识分子抛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深入到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的农村,(44)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45) ,是真心实意地想为农民做一点好事,为民族国家的进步、复兴做一点好事。毫无疑问,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忧患意识、爱国意识激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一场爱国运动。这些知识分子面对极端反动和腐朽的统治,在还“没有找到或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从爱国出发”,“忠诚地从事实业、科学、教育等事业,在任何时候对社会都是有益的”。(46)

在很多人——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看来,乡村建设派的这场运动没有高举革命的伟大旗帜,终究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47) 。这样的批评显然是过于苛求。

“服务于职教社有年,对于农村改进事业颇具兴趣,曾任辅导员多时,规划改进甚多建树”的沈光烈在认可贫、愚、弱、散、私是农村改进运动起因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造成中国农村这种状况的原因,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兴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他说:“农村改进是晚近勃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此项运动的起因,由于一般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病态。择要说来,约有五端:一为贫……二为愚……三为弱……四为散……五为私……上述五种病象,普遍于一般农村。追究此五种病象何由造成,有三端可述:第一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谁都晓得处于次殖民地的中国,近数十年来直接间接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打击,其所受的创伤,实甚艰巨。这种惨痛的赐予,已深入一般农村,使悠久而古老的农村,再也不能保持其原来状况,不能不跑上崩溃破产的道路……第二,封建剥削阶级的存在,又为腐蠹农村内在的大病菌。彼辈往往利用其优越地位,对农民尽量榨取,无厌苛求,使劳苦终年卖尽血汗的农民,竟至不能得一温饱,这种黑暗势力的阴影,笼罩于一般农村……第三是天灾人祸的不断降临,把农村一切生产力摧毁无余,几至不能生存。年来水灾旱灾之袭击,匪祸战事之频仍,农民生活之维持,真已不绝如缕了。有此三大主因,农村基础动摇,易趋崩溃,而不可收拾。”(48)

陆叔昂也曾经指出:“任何人知道‘农村破产’,也任何人想补救‘农村破产’,更任何人知道‘农村破产’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资本家的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土豪劣绅的敲诈’,‘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种种影响’所造成的。”(49) 他这里的“任何人”虽有夸张之嫌,但也反映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并非紧紧限于当时的某些特定派别的知识分子。

或许广大乡村建设派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中国农村、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究竟在哪里,但是随着实验活动的展开,他们也纷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土地制度。现实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但是如果广大知识分子天天躲在城市的安乐窝中,不肯接受现实的教育,他们的观念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建设运动的价值更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它的发生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念,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民族衰败的原因,从而为更多的人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乡村建设运动着眼农村,与广大农民直接接触,触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深刻影响到当时社会对“三农”问题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国人重视乡村的观念,本来很早”(50) 。步入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将中国这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强行拽入了世界工业化大潮,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可悲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伴随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给中国的现代化打上了焦灼、无序的烙印。从清政府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不外是造军械、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通邮政、扩军队,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重器物轻制度。虽然后来也不乏政法制度的改革,甚至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革,但中国仍然没有富强起来。不仅如此,历届政府还丢掉了重农的传统,不惜从农村攫取资源,以农养工。结果,中国原本就存在的“三农”问题更趋复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尽如人意。在工业化成为时人关注焦点的情况下,“三农”问题稍有风吹草动自然引人注意。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国立国根本的崩溃首当其冲映入他们的眼帘。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猛然醒悟,国家所以沦落如此地步,“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设施没有着眼于民众;民众伟大的力量,非但从来没有运用过,而且根本没有发现过”(51) 。他们“一回头来想到自己,就发见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Culturalbase)是乡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52) 。他们“有一种新觉悟,即认清民族惟一之路是改造乡村。谓中国社会大多数是乡村,必先使乡村兴盛,然后整个社会始能兴盛。如乡村无新生命,则中国亦不能有新生命。吾人只能从乡村之新生命中求中国之新生命。于是有所谓‘乡村改进’之实验”(53) 。这就难能可贵了。

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在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未曾经历的难题。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提出方案的实践,其目的就是要顺利实现国家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然而与此前历次现代化运动的最大不同是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着眼于农村,与农民直接接触的运动。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社会的重心依然在农村。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是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54) 乡村建设运动“就要抓着这伟大的潜势力,教育他们,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发挥其应有的力量”(55) ,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工作取向是完全正确的,触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乡村建设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它使社会人士认识了乡建的意义,无形中成立了一种风气,使一般学者,渐渐趋向实际工作,一般学生也能认真苦干”。晏阳初还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的社会造成一种舆论,“认为建设乡村是复兴民族的根本工作,是国防建设中最基础的阵线。这种空气,不但助成政府发生力量,使建设事业,易收效果,而且激起一般人士,回过头来,注意到乡土的研究和调查,着眼于广大写远的内地区域,致力于社会科学和农业改良。养成了大众化和生产化的显明意识:这是中国社会改造上沛然莫御的一大鲸波”(56) 。虽然这一说法略显武断,但是,与乡村建设运动相伴而来的确实是舆论的改变。当时,众多报刊纷纷发表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内容涉及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虽然参与讨论的各方各执一词,未必均如晏阳初所言,但是讨论在围绕如何解救农村的基础上,又牵引出农业化与工业化的大论战,其对国人进一步深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这场现代化运动寻求实验性与普及性的完美结合,遵循改良的路径,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知识背景的最初来源及方法借鉴。

前文已经言及,这场乡村建设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改造农村、挽救农村危机的实验运动,其目的在于实验一套可行的方法,推广全国。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采取了改良的方式。这也带来了这场运动的局限性:由于改良运动的组织者、推行者皆为不具备政治权威的非政府机构,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完全来自自身的努力,因此在整个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又不得不依靠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57) 。这或可算是这场运动中最令人遗憾的地方。但是,文人救国又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唯有专业特长。在政府严重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尽其所能,奋力一搏,除了遗憾,我们应更多地给以“同情的理解”,表达充分的敬意。

正是在这种敬意的感召下,在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主张通过新的乡村建设,来提高农村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水平。而且,他们在早期乡村建设的试验点定县翟城村,恢复了乡村建设学院,试图延续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提出“实际上我们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可以说,正是民国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的躬身实践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知识背景的最初来源及方法借鉴。(58) 革命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良同样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会改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