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农民组织建设——乌江农会的探索

金陵大学在乌江培育农民组织始于乌江实验区的成立。实验区成立之初,由孙友农负责乌江农民教育和农民组织工作。1931年初,孙友农在乌江组织成立了13处农民夜校,由实验区工作人员轮流赴各村授课。但是到了4月中旬农忙季节开始后,农民夜校无法正常开课,孙友农于是将精力转移到培育农民组织上来。他“天天在茶馆演讲,集合农民夜校的朋友,与新认识的朋友,共计50余人,想成立一种农民组织”。当时恰逢国民政府颁布《农会法》,孙友农于是暂借实验区轧花厂设立了一个临时茶园,农人喝茶谈天,他则在其中进行演讲,宣传成立农会组织。(96) 孙友农后来回忆自己在组织乌江农会的方法时提到,要“时常与农民接近,用真实诚恳,唤起农民灵魂,使他们知道地位低,生活苦,与后患不堪,以启发农民求生求进与向上之决心”(97) 。这段回忆正反映了他发动乌江农会的宣传经历。

1931年4月,孙友农到和县县农会请求指导成立乌江镇乡农会,并呈文县政府备案,中间经过多次反复后才获得“许可”,并于10月31日举行第一次选举成立大会。大会选举范管臣为干事长,孙友农为副干事长;另选举腾锡纯、许正安、颜滋才、庆承灿等为干事。农会会员必须为年满20岁的本区人,具有农会法规规定资格,由两名本会会员介绍入会。农会“会费由会员担任,每年不超过银币1元;特别费由会员乐意捐赠;补助费由地方政费在地方财政下补助,但不得超过本会会费的20%”(98) 。农会虽然已经成立,但政府批文迟迟没有下达。直到1932年,和县县政府才正式“准予备案”(99) 。

新成立的乌江乡农会在章程中规定,农会的宗旨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100) 。但是在成立之初,乌江农会却很少注目于改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乌江农会的缔造者和组织者,孙友农认为乌江农会的成立带有一层农民运动的色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权益。在实验区对农会进行“指导训练之时,竟使民众猛省土豪劣绅之贪婪,而土豪劣绅则嫉实验区之深入民间,暴露其劣迹,遂积极的联合贪官污吏以与实验区为难,首先受其攻击者即为农会”(101) 。由于农会的诞生对乌江乡村社会现有的权力格局带来了冲击,激起了相关势力的不满和抵制。孙友农在1933年总结乌江农会发展过程时便说道:“‘乌江农会’过去的力量,完全用在对人的方面,——对贪官、劣绅、区长、公安局、流氓、乞丐——没有作什么事业。”(102) 孙友农在《乌江农会概况》一文中总结了乌江农会在1932年为农民所做的几件事情:(1) 训练,取演讲方式,启发民众心灵;(2) 办壁报和读书会;(3) 把扰乱农村的盐务缉私兵赶出农村;(4) 请愿县政府减免钱粮;(5) 举发劣绅的横行;(6) 维持农村小学;(7) 调解农村土地水利纠纷。(103) 这份清单表明,在农会成立之初,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但是乌江农会并没有因此退却,而是通过不懈的斗争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劣绅范培栋的斗争。农会成立后未及四个月,范培栋就伙同他的表亲和县县长叶家龙,认为乌江农会“迹近共产”,欲借此逮捕孙友农。他们甚至还谣言恐吓:“老孙那个狗东西,非杀他不可。”在这种局面下,农会“不得不用‘狗急跳墙’的办法,起而奋斗,经过两个月的战争,叶家龙终于撤职”(104) 。

这次抗争的胜利对于乌江农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极大增进了农会对于乌江农民的吸引力,以至于在1932年初实验区事业陷入低谷、实验区工作人员纷纷他去之时,乌江农会的180名会员仍愿意担负孙友农每月30元的薪水,使得农会事业能够运行不辍。

随着实验区各项工作的展开,乌江农会获得了迅速发展。这首先表现在数量上。1931年,在乌江农会登记的农民仅53人,但是到了1932年秋天,农会会员人数已经达到420人。1933年,农会以乌江为中心,覆盖了周围250个村庄,会员达586人。1934年6月,会员数更增加到1000多名。因感觉彼此联系和工作指导均不方便,乃实行分组活动。(105)

从会员的出身来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构成了农会的主要部分。这种情况和合作社成员的出身情况基本相同,说明实验区事业的参与者和主干力量是乡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群体。1933年,实验区曾对乌江农会下的586名会员进行调查,其出身情况如下:

表16　农会会员出身情况(1933年)(106)

到1934年,农会在乌江农村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蒋杰在《乌江乡村建设研究》一书中便认为,农会“在该区各项事业中,实为最有声色者”(107) 。他将乌江农会过去取得的成就分为无形和有形两种。无形之工作,在训练民众,使之组织化、纪律化和合作化。有形之工作,包括举办读书会,创办壁报,维持农村小学;将扰乱农村的盐务缉私兵赶出乌江;向县政府请愿减免钱粮;举发贪官污吏及劣绅的横行;调查农村水利和土地纠纷;设立农民医院和农民中心茶园;等等。(108)

正是基于此,金陵大学于1934年开始将乌江农会作为实验区的“继承人”进行培养。早在实验区成立之初,金陵大学就制订了训练民众,使事业渐由“代办”达到“自办”的建设策略。农会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织机构。1934年1月,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制订了《督导乌江农民协会方案》,其目标就在于“发展一个强大健康的农民组织来推进整个社区的改进,以养成自助为原则”。此后,金陵大学更是将农会作为推动农村建设的中心在乌江进行实验。在1934年10月编制的《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事业概况(第三号)》中,实验区更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农会系农民合法团体,为对农民本身谋福利之最适宜组织,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农会应为最为妥当继承人,故近对农会组织正力求完善,期于数年以后,能独立担负此乡村建设工作之重任。”(109) 在1937年7月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的《农会推动乡村建设之实验》一书中,这一思路得到更系统、更清晰的表达。

“言乡村建设,则必有其推进之工具。而各地乡村建设辅导机关与团体所选择为工具者各不相同,大抵各有偏废,而最大缺点,则为经济与人才不能自立,外力太多,不能诱发当地农民之本身力量,以至因外力隔绝或环境变迁而中断其工作,在在皆是。今后若不另辟一新途径,则我国乡村建设恐难收实效。兹所谓新途径者何?即集中农民自身力量,在外力指导下,负起乡村建设之责任,此种力量惟有从组织中才可产生。”(110)

书中所说的组织就是农会。金陵大学的乡村建设理论家认为,以农会作为推动农村建设的中心,具有明显的优点:

(1) 系中央颁布之合法团体,以之推动乡村建设,在法律上自有其地位;

(2) 农会最高的执行机关干事会,其人选为全体会员投票选出,较之七添八凑之外来领袖,胜强许多;

(3) 征收会费,维持开支,办理经济及生产事业,能经济独立;

(4) 系农民团体,可依法保障会员利益,如政治不良,土劣跋扈,贪官横行,乱匪滋扰,则可运用本身力量与之抗争。其他乡村改进团体,则显力量薄弱;

(5) 系农民自治自有自享之团体,无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弊。(111)

在金陵大学的设计框架里,农会在整个乡村实验中居于显要的中枢位置。1934年以后,实验区越来越倚重农会进行各项乡村改进工作。在实验区的各种报告中,也多次提到要以乌江农会来作为实验区工作的继承者。比如在实验区1935年6月到1936年3月的报告中,作者就清楚指出:“农会为本区指导之唯一农民组织,希望相当年后,这个团体能继本区的事业。”(112)

由于农会所担负的重要使命,使得对农会工作进行科学指导以促进其健康发展显得尤为紧要。为切实推进农会工作,实验区为此采取了两个方面的举措。首先是缩小农会的规模范围,加强农会内部的基层组织建设。在1933年,乌江乡农会就因覆盖区域范围过大而实行分组活动。到1935年,实验区为更好地加强农民基层的组织建设,在原有的乌江农会范围的基础上,将乌江乡农会划分为几个较小的农会。1935年11月,乌江农会举行了第四届职员改选大会,农会范围较前远远缩小。在此前后,实验区又在和县第二区内指导成立了张家集农会、香泉农会、濮家集农会和卓庙集农会。

各乡农会成立后,实验区开始着手推进以农会为乡村建设中心的计划。鉴于实验区所设组织众多,往往令农民无所适从,“乃统一组织,完全以乡农会为出发点,无论农民参加任何活动,须先加入农会,在农会内,复分生产组、经济组、教育组与生活组,实验区完全站在辅导地位,在辅导期间,实验区有特殊指导决定权。本着以本地经费,办本地事业的原则,推动乡农会前进”(113) 。在这种局面下,农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1936年,乌江农会已有会员1043人,张家集农会会员381人,香泉农会会员423人,濮家集农会会员235人,卓庙集农会会员210人。(114) 可谓规模空前。(www.xing528.com)

在乌江各处分设农会组织的同时,实验区对农会事业的指导宗旨也发生转变。在乌江乡农会成立之初,由于受到地方权势和恶势力的影响,农会主要的工作是通过与外部的斗争来维护农民的权益,为自身的发展争取空间。在1933年,乌江农会的缔造者孙友农先生还认为,乌江农会虽然名声很大,但它只是一个“空蛋壳”,并没有举办多少实际的事业。对于这一问题,实验区认为在运动之初,农会“以全副精神,注意在扫除社会障碍,唤起民众团结,运动声望曾耀武一时”。这对破除旧势力在乌江社会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会组织走向深入,必须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加强农会会员的训练和举办建设事业上来。于是实验区提出今后在指导农会问题上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现有事业办法,先从经济着手,有了钱后才能谈到建设”(115) 。

这时期的乡农会,已经成为各乡领导乡村改进的机构,承担起早期实验区的诸项工作,如组织信用合作社、筹备农业仓库、办理农民夜校等。在乌江实验区1936年4月至6月的工作报告中,编者对各处农会在此三个月中的主要工作做了记述,从中可见农会工作业务的扩展。如乌江农会,在这三个月中的主要工作包括“开辟赵亮圩荒地为农会农场,调节会员纠纷2起,每日出壁报3处”。张家集农会的工作包括“改组互助社为信用合作社22社,成立小本借贷分部,筹备农仓和侧塘养鱼合作社”。香泉农会的工作包括“成立小本借贷分部,筹备农仓,组织信用合作社30社”。濮家集农会的工作有“成立小本借贷分部和鱼朗湖养鱼合作社”。卓庙集农会的工作有“成立小本借贷分部和农村小学,筹办的医院开诊”。(116) 这些工作原本都是由实验区来指导创办的,现在已转由农会办理,而实验区仅从旁辅导。各处农会已经成为乌江乡村建设事业的实际推进者。

1936年,香泉各处乡农会在任碧瑰的辅导下,“以办事方便起见,合组农会联合会办事处于香泉,为统筹机关。以农会作建设中心,用经济作推动工具,事业包括香泉农会及信用合作联合会、濮家集农会及信用联合会、张家集农会及信用合作联合会、卓庙集农会等团体”(117) 。同年,香泉农会会员又集资建筑了有十间房大小的农会会所,内分办公室、聚会所、阅报室和民众诊疗室等。此后,会员又捐献一个300亩的农场,全部农场收入提供给农会,作为各种农民福利事业经费。实验区认为这是“农民自力建设乡村事业之开端”。“乌江乡村建设事业前曾经本院辅导及资助后,因农会组织之健全,农民甚愿支持当地之建设事业,除种子繁殖场及中心轧花厂仍有本院支持外,其余全部事业皆有农会接办”(118) 。到此时,实验区基本上完成将建设事业交由农会加以推行,逐步实现地方人士办理地方建设的目的。1937年初,在各乡农会的推动下,各处农会及信用合作联合会共组织信用贷款5万余元,办理农仓贷款达10万余元。

就在各处农会事业稳步前进之时,战争的到来使整个乌江建设计划陷入停顿,各项事业不得不仓促结束。以香泉事业为例,在1937年10月初,农会还制定了实施各乡农会改选及各联合会举办训练事宜的计划,但“以单位团体太多,时局紧张尚未办竣”。在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因时局日渐严峻离开乌江时,濮家集农会及信用联合会还正在举办训练,而卓庙集农会的改选工作也尚未举行。随着战事日渐向内陆地区扩展,各处农会不得不准备将农仓贷款移转信用贷款,而移转手续未及完毕,敌军便于12月初进入乌江。各处农会将文件分别寄埋六位会员家中,以免集中管理的危险。(119) 至此,乌江农会建设工作因战事而中辍。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陵大学在准备恢复乌江实验区时对战前的乌江农会所举办的事业进行了总结。这里有一份详细的清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乌江农会在整个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贡献。兹将具体内容抄录如下:

(1) 教育方面:组织儿童四育进德团2团、民众学校3所、小学教师讲习会每年1次;巡回演讲团每年春秋两季各1次;民众图书馆1所,内有图书2000多册和杂志书报。

(2) 经济方面:组织信用合作社12所,会员500多人;棉花运销合作社1所,会员500多人;养鱼生产合作社3所,会员50多人;耕牛保险合作社2所,100多人;直接办理小型贷款,每年300多人;仓库1所办理储押;农家记账团一,团员15人,实行新式记账;组织蚊香制造合作社1所、农民合作造纸厂1所。

(3) 卫生方面:组织农民医院1所,内有护士1人、练习生2人、兼职医生1人,病床10张。另有分诊所和服务所20多处,每年春季为农民种牛痘等预防针。

(4) 健康娱乐方面:简称民众游戏运动场1所,占地3亩,内有各种新式器械;组织国乐团一,备有各种乐器;组织农民合作茶园2所,1000多人。

(5) 政治方面:调查户口、人事登记、取缔烟赌、组织自卫壮丁团、筑路筑堤;一切事业之推进,均由农会领导之农民参加支持,故各种乡村建设工作颇具成绩,对于农民领袖及训练及地方匪患防治尤其有成绩。(120)

20世纪30年代乌江农会的成功运营为农业推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金陵大学在西迁以后,在四川地区的乡村建设工作中广泛推广了乌江农会的成功经验。抗日战争时期,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乔启明教授在他主编的《农业推广论文集》中更是对以农会作为农民组织推进乡村改进工作进行了全面阐释。在《温江乡村建设之原则与组织》一文中,乔启明便追忆了乌江农会的建设:“金大农业经济系曾于安徽和县乌江、香泉等处,实验以农会为乡村建设之推动中心,成绩斐然,不幸去岁七七变起,各该会相继沦陷,建设事功,遂告停顿。”(121) 随着金陵大学和国民政府农林部推广委员会的合作日益加深,乔启明的建设主张和思路在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方略中得到实施。1946年,金陵大学和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恢复乌江实验区,农会建设再次被置于整个建设的中心地位。

1946年2月,与乌江有着深刻感情(122) 的李洁斋先生再次被派赴乌江,主持复员工作,“乃本自力更生原则,先从组织乡农会着手,复又组织乡农会联合办事处”(123) 。在得知金陵大学即将在乌江恢复工作之后,战前由实验区辅导的乌江、张家集、香泉三个乡农会也自发开始恢复活动。李洁斋“鉴于农会组织于农业推广及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乃在乌江镇附近之江浦和县新组织乡农会26所,连旧3所,共29所”(124) ,会员达到26439人之多,无论是会数还是会员人数都远远超过了抗战前,显示出农会在当地农民中的号召力。是年5月8日,在李洁斋的组织下,又由实验区主持召开乡农会代表大会,筹商推广业务大计。大会决议设立和县江浦乡农会联合会办事处。办事处于5月10日成立,在乌江镇租赁房屋一所作为办公地点,同时作为实验区人员办公场所。

但是,农会工作的迅速铺开使得经费和管理都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在1947年2月初,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南京本部召开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检讨会。会上,章之汶院长指出,今后的农会组织应以乡为单位,业务以棉花生产为中心,并且范围最远不超过30里。会议认为“和浦乡农会联合办事处”名称过于宽泛,应更名为“乌江实验区辅导乡农会联合办事处”。(125) 1947年,实验区决定缩小对农会的辅导范围,各乡农会的设立以乡行政区为范围,内设各组以保为范围,“先从会员着手,组织以村干事为单位,每15—30会员中选举正副村干事各1人,由村干事再选举正副组长各1人,由各组正副组长及村干事等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事5人,候补理事1人,监事1人,候补监事1人,就理事中互相推常务理事”(126) 。经过这次整顿,乡农会由原来的29所缩减到13所,会员也由原来的26439人锐减到14812人。另外在管理工作上,实验区任命了5名农会联合办事处职员负责各处乡农会的日常事务。

从农会的具体工作来看,其涉及的内容和20世纪30年代的农会业务基本相同。1947年初,实验区为各农会制定了该年度的中心工作计划,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农会的职能所在。“1. 设置公营苗圃。每一农会应设一处苗圃,培育树苗供会员栽植,面积须有一亩以上;2. 倡导荒山造林;3. 办理民众夜校,每农会办理一所;4. 成立特约茶园,置办书报挂图,供会员阅读;5. 修筑乡村道路;6. 改良乡间厕所;7. 督促筑堤挑塘。”(127)

与战前相比,实验区着力加强了对农会干部的培训,以真正贯彻辅导的职责,通过培训乡村领袖逐步实现乡村建设从“代办”到“自办”的过渡。为此,实验区利用农闲时间,举办为期一周的农会干部培训班。在复员后不久的1946年12月8日—14日,实验区便组织各乡农会选派职员接受培训。培训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师和国民政府农业推广委员会的职员授课,整个培训共计20课时,内容涉及农具、棉花运销、农会簿记、乡村卫生、互助合作、谈养鸡、土壤肥料、畜牧兽医、农场经营、病虫害、栽培与选种、农贷实务等诸多方面。

第一期的农会干部训练班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第二年,实验区决定将训练班业务规范化。1947年,实验区制订了《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农会干部人员训练班实施计划书》。这份报告指出,举办训练班的目的在于“培养优秀农运干部,发展农会工作,以资示范”。训练班的对象是实验区辅导下的13个乡农会选派的优秀干部,人数每届不超过100人。实验区还对选派职员的标准进行了限制,除了“体格健全,思想纯正”等一般性的规定外,还要求学员需“具有初中以上或同等学历;年龄在25—50岁;现任农会监理事书记或组长著有成绩者;确具信望富有经验能力并热心农运工作者”(128) 。

表17　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第三期农会干部训练班教授课程(129)

续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