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良与良种推广

著名育种学专家沈宗翰先生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任职金陵大学的情形时,记录了自己当时的一段感受:“近几年观察农村状况,以为改进中国农业的程序,首先应增加农业生产,而增加农业生产,以改良品种入手为最易,农民栽培改良品种,无须多用资金、肥料和劳力,而得产量的增加,在经济上言,为纯收益,农民得到这种实惠,自易接受其他新法。”(36) 沈先生的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尤其是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心声。倡导通过农业科技改良来挽救中国农业、改进农村社会,主张通过培育和推广改良种子,改善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

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国农业近代化历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37) ,其不仅是中国近代作物改良工作的先驱者,也是将这些科技成果积极向普通农民推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便开风气之先,创设农业推广部,负责推广工作。在1930年农学院成立后,又明确将推广列为与研究和教学并列的全院三大事业之一,将全院十分之二的经费用于推广事业。农学院对于推广工作的重视,不仅仅是基于救济民生的考虑,在相当程度上还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在农学院将研究、教学和推广三者相结合的模式中,推广对于农学研究和教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农学院院长章之汶就曾指出:“因农业为应用科学,受地域性之限制,必须就地研究改进,将研究结果推广于民间,其受农民欢迎者,斯项研究实具应用之价值。于推广时,发现农事上特殊问题,则又采为研究之资料。故研究与推广,为实际教材。如是始克使教学切合需要,趋乎实际也。”(38) 因此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尤其是良种的推广,是金陵大学的优势和特色所在。这种特色鲜明的反映在乌江事业上。

金陵大学在乌江实验推广的良种种类很多,包括棉花、小麦、家禽、树苗和各种蔬菜等,但是推广的规模和取得的成效并不相同。家禽、树苗和蔬菜的推广规模较小,成效也不显著。以家禽为例,金陵大学曾在1934年从农业专修科领取来航鸡60只,将其中的56只分给附近农家饲养,又于1935年在乌江地区推广来航鸡25只,交由8户农家饲养。(39) 但因规模过小而成效不显著。又如,金陵大学于1946年在乌江建立大山示范牧场,准备推广西式奶牛,但数量也仅有4头,极为有限。(40) 因此,从推广工作的成效和代表性来看,在良种推广中,美棉和小麦推广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一　良种推广的缘起、历程和规模

金陵大学最初和乌江结缘即出于推广爱字美棉的需要。乌江原本是著名的产棉区,其“卫棉”远近闻名。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乌江卫棉已经严重退化。“棉株高度约一尺许,棉桃之大仅如鸽蛋,棉绒之长度如狗毛,既粗且短,性质既恶劣,收量又不丰。”(41) 因此,郭仁凤教授在乌江进行了实地考察后,认为此地是进行美棉推广的极佳区域。

1923年,金陵大学在乌江租地设立棉作示范场。从该年起,农学院在乌江的美棉推广以1933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此前,乌江美棉推广的主要特征就是散种推广,缺乏全面的整体计划。在这一阶段,虽然棉种推广的数量和规模日渐扩大,但是缺乏周密的推广计划和保证种子纯洁度的配套设施。推广的种子数量虽然很大,但是种系的退化也随之很快出现。经过1931年长江大水导致棉花出苗不齐和1932年因干旱而造成的棉作减收后,到了1933年,“此项爱字棉种,几乎绝迹乌境矣”(42) 。在这种背景下,金陵大学对于乌江良种推广工作的思路发生转变,特别是在1933年推广委员会成立之后,日渐注意增强推广工作的专业色彩,对过去那种片面追求推广数量和规模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从1933年起,实验区决定采取“波浪式推广”的方式,以实验区自身的繁殖场和特约私人设立的纯种棉场为中心,采用“地方纯种主义”,施行棉种检定制度,加强对种子的管理。在推广方式上,优先满足内圈农户对种子的需求,然后根据需要从内圈向外圈逐步延伸。实验区还“利用轧花厂为农人轧花,管理其种。逐渐由此中心,向外发展,预计5年之后,全区尽替为爱字美棉”(43) 。在这种推广思路下,美棉推广在1934年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从推广的成效看,虽然不时受到天灾人祸的打击,但是美棉种植亩数的增长是显著的。1923年,乌江地区接受并种植美棉的农民仅有9户,推广棉种数量百余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棉的良种优势开始显现,农民种植的面积也日趋扩大。从1924年到1927年,仅仅由金陵大学运往乌江用于推广的棉种就有20000斤之多。到1928年,乌江的美棉栽培面积已经达到2000亩以上。到实验区成立前的1930年,乌江接受改良棉种的农户达到300家有余。以至于“乌江周围三十里内,农人所种植之棉花,平均十分之六为改良种”(44) 。实验区成立后,农学院更加大了对乌江棉种推广的支持力度,美棉推广得以迅速扩展。在1946年实验区恢复以后,美棉推广依然是实验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受到高度重视,成效也最为突出。

兹将实验区历年美棉推广的规模统计如下:

表7　1931—1948年间乌江地区美棉推广情况表

资料来源:1931、1933年数据参见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版,第101页。1932年因1931年长江水灾的发生棉籽尽烂死,使得当年度推广工作停顿。1934年数据参见《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载《农业推广》第9、10期合刊。1936年数据参见《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报告(1935年6月—1936年3月)》,载《农业推广》第11期。1946—1948年数据参见《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报告第一号·实验区概况(194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宗号2090。

与美棉推广相比,小麦的推广起步较晚。1926年,金陵大学曾在乌江推广种植了300斤金陵大学9号小麦,但因与当地收割季节不符,较本地土种并无优势,一度试种后即行停顿。1930年,金陵大学将品系更为优良的金陵大学26号在乌江试种,结果产量较土种为优,于是在1931年开始在乌江进行推广。此后由于金陵大学育成的2905号小麦较26号更优,从1934年开始,乌江的麦种推广改用新品种。其历年推广规模如下:

表8　1930—1948年间乌江地区麦种推广情况表

续　表

资料来源:1930—1933年数据参见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版,第103页。1934年数据参见《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载《农业推广》第9、10期合刊。1935年数据参见《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报告(1935年6月—1936年3月)》,载《农业推广》第11期。1946、1948年数据参见《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报告第一号·实验区概况(194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宗号2090。值得注意的是,从1946年恢复实验区后,麦种的推广与战前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和金陵大学在实验区集中进行棉种推广的思路有关,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棉种推广的力度。

这里关于美棉和小麦的推广统计,只是实验区当年度推广良种的数量,并不代表乌江地区良种的实际播种面积。由于这些种子在当地仍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并非人人可以获得,很多农民都有自留种子以供来年播种的习惯。加上农户之间常有转借种子之事,乌江地区改良种子实际的播种面积远远大于统计中当年散发的种子播种亩数。以1934年的美棉推广为例,实验区统计当年领种农户为249户,推广面积2801.2亩。但是在1934年,实验区为农户开展棉产田间检定的过程中,接受检定的农户就有468户,检定面积更达到3929亩,远远大于统计中的推广面积。(45)

二　良种推广的形式

农业推广所采用的方法,往往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一是推广体系现有的工作基础,二是农民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准备、财力和文化素质。基于不同的情形,乌江的良种推广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1. 散种示范推广

散种示范推广是乌江农业推广初期最主要的形式。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此阶段,金陵大学在全国各地推广区域众多,在乌江缺乏能够承担大范围推广工作的办事人员及所需种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在推广之初,农民对新事物天然的排斥心理使大规模的推广难以推行。

1923年,郭仁凤先生曾“印棉籽赠券数百张,使李君分散于附近示范棉场之农家,令持券前往纪家祠堂,领取爱字棉种十斤”(46) 。这是散种推广的范例。在李洁斋常驻乌江后,推广人员为拉近同农民的距离,更将棉籽用“小车推往各村散发”。李洁斋本人还“每当春季棉花下种时,更陪同工人,用车推动棉籽,向离乌江二十至三十里之镇市出发”(47) ,到各处散发棉籽,推广美棉。(www.xing528.com)

在推广初期,散种推广对于赢得农民的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美棉的种植是分散随意的,但它在保守的乡村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并通过这些个例的示范逐步辐射到周围的地域。美棉所体现出的良种优势,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口耳相传取得了更多农民的认可。

2. 波浪式推广

在1930年实验区成立以后,散种推广的随意性所带来的弊端日渐显露。考察良种推广的绩效有两个关键性指标。一是良种推广的地域与种植亩数,二是种子的纯洁度。实验区成立后,良种推广工作的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实验区民众对良种已经普遍认可,散种推广无法满足日渐扩大的种植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散种推广对保证棉种的纯洁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由于对种子缺乏统一科学的管理,农民经常自行留种以备来年之用,抑或彼此辗转借用,使得良种不断退化,大大降低农业推广的效果。有鉴于此,实验区从1933年起决定采取波浪式推广的方式。

所谓波浪式推广,即以实验区自身的繁殖场和特约私人设立的纯种棉场为中心,以五里为一个推广圈,划分五里圈、十里圈、十五里圈等。采用“地方纯种主义”,优先满足内圈的需要,并根据需要向外圈延伸。1933年,实验区“特约定私人,设立纯种棉场,集中爱字棉,在乌江镇西北七里东西吴一带。……并由金陵大学运往实验区纯种棉籽五石,除纯种场栽种外,余皆在棉场附近推广”(48) 。大量培育棉种,以供来年推广之用。

1934年,实验区正式启动了波浪式推广计划。以棉种推广为例,该年以实验区棉作繁殖场为中心,逐圈递减推广棉种。该年度,实验区在五里圈内的41个村庄推广棉种11218斤,在十里圈内的43个村庄推广8163斤,而十五里圈内的23个村庄仅领到了3543斤。(49) 同时,波浪式推广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第二年,繁殖场的棉种继续供给五里圈,而将五里圈收回的棉种供给十里圈,十里圈收回的供给十五里圈,从而形成一个以实验区棉种繁殖场为核心的波浪圈,将良种推广分层级的依次波浪式推进。

波浪式推广对种子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将农业推广工作集中在乌江地区进行,加上乌江实验区不断扩大良种繁殖场供推广之用,种源供不应求的局面较20世纪20年代大为改观。因此,实验区将良种推广的关注点集中到保障种子的质量上。实验区认识到推广工作不单单是供给农家良种,还要培养农民养成科学的耕作习惯和掌握良好的栽培技术,从而把推广工作深深嵌入整个农业过程中。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在分析中国农业推广的问题时指出,“过去推广机关,往往供给改良种子于农民之后,即认为任务已毕,对农家之利用情形,均不闻不问,是以成效甚微”(50) 。为此,实验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规范农业生产过程。1934年春,实验区颁布推行了《农家采用改良棉种暂行规则》和《农家采种改良小麦种暂行章程》,对农家采用良种的条件、生产种的作物种植方法、病虫害防治均订立标准。对于那些不按章行事者,取消其应享有的权利,不再为其提供良种。在这些规定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种子检定的强调。实验区规定,所有采用良种的农民必须接受实验区派员的田间检定,并在收获之后对良种进行室内检定。同时,实验区又颁布《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轧花厂规则》,规定由轧花厂为棉农提供轧花服务,对棉花进行定级,以保证棉籽纯度与质量,并由实验区棉花运销合作社代售棉花,棉籽由实验区根据合同收买。(51) 这样,从种植、生产指导、轧花到运销,形成了美棉推广过程中的一条龙服务。有了质量保证的棉种因此也解决了大规模推广所需的种源问题。从这一过程来看,随着波浪式推广的深入,推广工作已从前期简单的供给种子深入到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广泛介入,并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和制度将介入过程规范化和程序化。

由于种子是实验区借给农民种植的,因此实验区规定在农民收获后根据所借种子的等级要加几成进行回收,以便保证有足够的种子向外一圈推广使用。以1934年为例,在经过实验区的三次田间检定后,当年估计产量将达到201047斤。(52) 这对于缓解大规模推广带来的种源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实际推广情形看,良种推广在1934年后的加速扩展,与波浪式推广密切相关。

3. 特约农家

特约农家是金陵大学在农业推广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形式。在金陵大学农业推广部制定的《特约农家规程》中,就明确指出了特约农家创设的初衷:“特约农家,为农业推广之中心对象,农业改进之急先锋也。农民因其产业之特性,与夫社会生活之习惯,往往趋于保守,不尚变革,对于农业新法,多怀疑虑,不敢接受,故农业推广机关,必先物色比较前进之农家,作为特约农家,指导其试用新法,以为表征,待成效已著,则一般农民疑虑尽释,乐于仿效,而新农业之推进,乃得畅然无阻。”(53)

特约农家的设立主要是出于示范和表征的考虑。尤其是推广之初,通过特约农家来示范农业科技改良的功效。随着推广事业的推进,特约农家还因其与推广者的密切联系,在推广工作种源不足之时,承担提供推广种子的作用。因此,在整个乌江实验过程中,特约农家一直存在,但前后作用不同。在实验区实行波浪式推广之后,为了满足推广活动未能波及的圈外区域农户对良种的需求,实验区在这些地区还实行特约农家的推广方式。

所谓特约农家,是指自愿申请领种改良种子并得到实验区认可的农民,他们较普通农家与实验区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享有更多的权利,也履行实验区规定的相应义务。特约农家根据其与推广机关的密切程度及应该承担的各项义务,可逐级分为普通特约农家、表征农家、实验农家、模范农家四种。其中普通特约农家是“凡接受指导,实行一种新农业活动,如种改良种子或采取新式肥料等与推广部订立合约的农户”。这类农家主要是作为农业推广的对象而存在,是推广机关于推广之初在农村社会寻找切入点的主要形式,自身并不承担将改良品种向附近推广的责任。随着推广工作的深入,这类普通特约农家会发展为表征农家、实验农家和模范农家。其中表征农家是从普通特约农家中择其成绩优良者选任,表征之意在于这类农家“能将其结果,表征于其他农民”。实验农家是特约农家的更高形式,这类农家已经从推广工作的对象变为推广工作的参与者。在金陵大学农业推广部制订的《特约农家规程》中指出,所谓的实验农家,指的是“凡愿与推广部合作,举行各种实验工作(如种子区域实验)者”。而对那些“能全部采用新农业方法成绩优良,又能热心参加社会事业”的农户,金陵大学农业推广部使之成为模范农家。(54)

就乌江地区的农业推广而言,特约农家主要是特约棉农。实验区为了保证特约农家美棉种植的成效,规定每家的美棉种植面积以10到15亩为限。特约棉农领种实验区无偿发放的棉种,在收获棉籽后由实验区按原量加六成无偿收回。在耕种方法上,特约棉农完全受实验区指导,采用金陵大学的种植方法,推行条播与散播,行距为2市尺(1市尺合1/3米),株距为1市尺。在棉株生长期间,实验区农业推广人员会定期前来给予田间指导,特约棉农要配合推广技术人员的工作,并按期进行田间除草和中耕。在收获时,特约棉农的棉花由实验区轧花厂轧花,并由棉花运销合作社代为销售。(55) 特约农家如果不能履行相应义务,实验区有权取消其特约身份。

关于乌江特约农家的多少并没有完整的统计,但从实验区颁布的各种规定来看,实验区对特约农家的数量应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如1934年实验区规定申请成为特约棉农的农户“以30户为止”。可见特约农家的增长幅度极为有限。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年在推广圈之外的申请成为特约棉农的农户也仅有12户,领取棉种600斤,播种面积仅62亩。(56) 从特约农家对于农业推广的绩效看,特约农家由于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更为科学合理的技术,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收益。这种直观的效果对周围农民有着很好的示范推广作用。如在1933年,“农民鉴于美棉之丰收及得种籽困难,本区在购回种籽时发生困难”。农民不愿意根据合同将收获的棉种返还给实验区,一方面可见美棉在乌江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在当时棉种颇为紧缺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特约农家为了维护眼前短暂的利益,往往视与实验区订立的合同于不顾,从而使得通过特约农家购回的良种极少。因此,通过特约农家来培育良种的目的并没达到。在1933年的实验区工作报告中,工作人员就认识到“特约农家之知识程度太差,及利用特约农田,以繁殖改良为不可靠之事”(57) 。

三　乌江农民与良种推广

农业推广是要将农业科技成果介绍给农业经营者并进行实地应用,因此农民的态度好坏对于农业推广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乌江的良种推广事业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农民从抗拒到认同再到参与其中的生动图景。

1923年,李洁斋来到乌江开展览会进行美棉宣传,并免费为农家散发棉种,但是他的举措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农民的响应。在展览会现场,“农人看见台上讲员,取出爱字棉时,彼此相告曰,此乃洋棉花,不合乌江水土,切莫试种”。当时,李洁斋在示范棉场附近免费发放棉籽赠券数百张,令持券前往纪家祠堂领取爱字棉种十斤,农民不仅互相传言美棉不符乌江水土而不愿领种,即使在领到棉种后,“以致投入粪坑或饲牛”,“或以换油佐烹饪”。以至于当年推广人员虽多方努力,仅仅有九户农家种植美棉,(58) 而“愿意采用种子者,反以穷苦之农户较多,因彼等身无长物,家无储粮,不忧人之敲诈也”(59) 。可见在推广之初,农民的保守心态对推广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当时的推广人员也多抱怨农民愚昧守旧,不愿意采用良种,以致妨碍了美棉在乌江的传播。但事实上,从农民的立场来看,他们的保守显然是基于自身的生产经验,对投入产出进行权衡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判断。在缺乏可以信赖、可以感知的经验时,农民更愿意相信自身长年累月形成的耕作方式而不是抽象的现代科技成果。在农民看来,改种美棉更多的是代表选择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情,以至于只有那些没有成本投入的“穷苦之农户”才愿意选择。

但是,良种推广的目的是谋求农业科技改良的普及,使生产增加,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这和农民的利益并不矛盾,反而恰恰表达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内在要求。改良品种相对于当地土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以爱字棉为例,其无论是在产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优于土种。美棉每亩可产子花70斤,皮花36斤,而本地棉亩产子花仅30斤,皮花24斤。在价格上本地棉子花售价每担为10.7元,而爱字棉为13.3元,售价平均每担高出2.6元。(60) 加上起初农林科对种植美棉的农家免费提供棉种并进行田间耕作指导,种植美棉的收益远远大于本地棉。

但是在推广之初,乌江农民仍然需要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来证实美棉的优越性。

1923年天公作美,种植美棉的九户农民取得丰收。不仅如此,在郭仁凤先生的帮助下,金陵大学还为他们提供轧花机轧花,以每担高于本地花价两元的价格回收棉花。在李洁斋的组织下,九户所收棉花都堆放在祠堂的门前开乡民大会,对成绩优秀者进行奖赏,邀请九户农家“一一登台,说明种植爱字棉的经过,及收获量之增加,给价之优厚”。俨然一台现代版的商业推广秀。同时,金陵大学租种的示范棉场里种植的棉花也同样吸引了农民的眼球。与土种相比,爱字棉“每株结铃甚多,棉株高大,是凡过路农人,无不景仰钦佩”(61) 。在这种态势下,农民最初因愚昧保守而生的抗拒逐渐转变为认同和信任。到了1927年,农民已经由被动接收棉种改为主动“纷赴农村改进部接洽良种”(62) 。到了20世纪30年代实验区成立后,棉种的供给已经无法满足乌江农民的需求,从而出现了上文提及的棉农收获后不愿意将棉种卖给实验区而留备自用的现象。1931年4月3日,农推会委员张宗成、钱天鹤一行赴乌江考察实验区成立情况,记录了一个生动的场景。“正进行间,忽见有乡人在道旁播种棉种,视之,种籽甚劣,怪而询之,乡人答曰:‘此系小花种,吾等亦知其不佳。’又以手指周明懿曰:‘此位先生有好种,但吾等向其索取时,已分散完矣。’”(63) 从这位棉农朴实的话语中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初乌江农民对于美棉的认可程度。农民的认可,加以种源有限,以至于在1933年秋季,“农民鉴于美棉之丰收价昂及得种子困难”,实验区在“购回种子时发生困难,虽每担加价一元,购回之数量极少”。“因农人感觉以往要种子困难,不愿交出。”(64) 农民这一“理性”的举动折射出美棉推广已经深深走入乌江农民的生活。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业推广不仅成为乌江农民日常生活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农民也开始介入到乌江农业推广的体系中,并成为推广环节中重要的一环。以美棉推广为例,在美棉推广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农户种植的美棉都来自实验区,棉种在农民亲戚邻里之间互相传播本是情理之事,但这种传播却无形中推动了推广事业的扩展,棉农也无形中成为了美棉推广的“工作者”。实验区鉴于棉种的不足和农民对美棉的信任,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农家培育棉种,以作进一步推广之用。虽然成效并不理想,但是却在制度上使得农民不仅成为美棉推广的对象,也成为美棉的推广者,更深入地介入整个美棉推广的事业之中。与此同时,农民也通过自己的实践行为介入推广宣传。如从1923年就开始种植美棉的农户王在山,在此后“无一年不种爱字棉,逢人诉说他所获得之利益”,间接影响了很多农民。(65) 从1935年到1937年,实验区连续举办了三届农事展览会,该会是宣传农业推广、展现推广成果的重要形式,乌江农民广泛参与其中。他们不仅是展览会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还是展会展品的主要提供者。如1936年的展览会,三天累计参加的农民高达23000余人次。并且,因“陈列品来源,又大部分以农民所有者为本位”,“迄开会之日,农民仍络绎不绝送来(展品)”。(66) 在展览会上,农民们不仅学习别人的生产经验,而且本身也成为经验的推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