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社会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一　江宁县的史地沿革与自然生态

江宁的名称、治地,历代以来多有变更。据《同治上江两县志》所记,“周武王有天下,封周章于其地,国号吴。元王四年,越灭吴。显王三十六年,楚灭越,置金陵邑”(1)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将金陵划归彰郡,并改金陵邑为秣陵。后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孙权又改秣陵为建业。(2)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夏四月,“平吴,除其苛政,改建业为秣陵,又分秣陵为临江县,二年春二月,丹阳地震,扬州刺史周浚自寿春移镇秣陵,是岁更临江县为江宁县”(3) 。今天江宁的县名即是源自于此。

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诏以“江宁险固足守,改江宁府为帅府”(4) 。元承宋旧,变更不大。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南京之名即自此始。后清代又改应天为江宁府,上元、江宁二县均属之。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废除州府制度,仍留道县,改江宁为金陵道,令江宁、上元为一县,曰“江宁”。(5) 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未有变更,直至1933年春江宁自治实验县成立。

江宁地处长江与秦淮河交汇地区,境内有山有水,有丘有岗,平原与丘陵相间。气候地带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全县有丰富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资源。(6) 其县境西北濒临长江,西南与安徽省接壤,东南与句容毗连,南与溧水相接,而城厢及附近要区如下关、浦口、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等处均已划归京市管辖。(7) 据民国十九年(1930)江宁县土地局测定,江宁县政府所在地为118°46'32″E,32°03'38″N,县境的四极分别为极东的汤水镇(119°07'00″E,32°03'38″N),极西的铜井镇(118°31'00″E,31°47'00″N),极南的横溪桥(118°43'00″E,31°30'00″N),极北的三河口(119°07'00″E,32°11'00″N)。(8)

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公布的江苏各县土地面积统计表,江宁总面积为9089方里(一方里为250000平方米)(9) ,共分十区,计第一区为2462.21方里、第二区为778.10方里、第三区为873.53方里、第四区为1860.56方里、第五区为1701.60方里、第六区为1718.48方里、第七区为1811.30方里、第八区为933.33方里、第九区为2301.90方里、第十区为1306.81方里。土地总数据江苏各县土地面积统计表所载,计分为平地面积1587375亩,土地面积1683000亩,水道湖泽面积138000亩。(10) 江宁全县人口户数缺精确统计,根据县政府民政科所制的全县各区现状一览表所载,共有户数96156户,人口475413人,其所载数目当较为可靠。(11)

社会习俗方面,民众既保守而又迷信。“昔人谓金陵之俗,长于持论,短于有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斯语也,于宁邑一般人民之性质,言之最为真切。盖南方水土柔和,生其间者常少刚毅之气、坚忍之志。又自六代以来,金陵为东南都会,五方杂处。人情涣散,故无团结之力。用是安于惰弱,而不能建伟大之事业。”(12) “且习俗既崇尚恬退,于是富于保守性质,遂少进取之志。”(13) 鬼神之说在乡间亦十分畅行。“迷信鬼神以乡人为最甚。各乡镇俱有社庙。每届春季相率为迎神赛会之举,或一村为一社,或合数村为一社,大率合四十八社而建一庙。赛会之时,每社合树神旗一,鸣锣击鼓,兴高采烈。敛钱演戏,肆行赌博。其所祀之神,亦诞妄不经。”(14)

此外,赌博、饮茶之风十分盛行。“向来赌风之盛,以乡村社会为最。荡财毁产,为害甚大。夫振兴农业,当以兴水利为要务。如能以演戏赌博之资为修塘坝埂之用,则获益当无穷矣。”(15) “若嗜茶习俗,全县皆然,故到处茶肆林立,诚非他县之所及也。”(16)

至于江宁交通,则是“舟车交会,便利之极”(17) ,陆路有京沪铁道横贯西北,宁杭公路由南京市东隅起经境内一、二两区达句容,宁芜公路由南京起经九、十两区至安徽,其他由东向西与宁杭路平行者有宁句县道,由南而北与宁芜路平行者有宁当、宁溧两条县道,境内宁杭公路已通汽车,其他仅通人力车、小车及骡马,水运由句容、溧水入境,经四、五、七、十等区达秦淮,唯通行限于夏秋,其他如便民河、运粮河均不便行船。(18) 水利则“全恃秦淮便民运粮三河,惟年久失修,河身淤塞,淫雨之后,每有溃决之虞,倘遇旱魃为虐,则又滴水无存,频年荒歉,类皆受此影响”(19) 。

江宁的重要市镇第一区有龙潭、栖霞等镇,第二区有孝陵、马群等镇,第三区有汤水、东流等镇,第四区有殷巷、禄口、秣陵等镇,第五区有淳化镇,第六区有湖熟、龙都等镇,第七区有谢村、秦村等镇,第八区有横溪、小丹阳等镇,第九区有江宁、铜井等镇,第十区有上新河、西善桥、大胜关等镇。

江宁实验县县政府建立前夕,江宁县的基本面貌大致如上文所述,虽有出入,但应该不至出入太大。这些基本状况正是江宁实验县县政府开展县政建设活动最基本的“土壤”和最原初的起点,县政举措的每一步都以此为基点展开,而其所取得的种种效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也或多或少与这种“土壤”环境紧密相关。

二　江宁人口与农村衰落的状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声甚嚣尘上。那么农村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根据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收支有余者不及总户数四分之一,而收不敷出者反逾三分之一。其收支相抵者亦生活程度甚低,非将生活费用减至极少,不能勉强相抵或有余。大多数农家皆陷于经济困难之中”(20)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土地兼并加剧、地租率上升、苛捐杂税繁重、农村金融枯竭等。

第一,土地兼并造成土地占有越发集中的严峻局面。据1927年国民党农民部的统计,全国无地农民占农民总数的55%,地主、富农仅占有地农民人数的32%,而地主、富农的土地则占全部土地的81%。(21) 土地的高度集中,使不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雇农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贫农。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浙江崇德,6.17%的中农沦为贫农,雇农增加了2.47%。(22)

第二,地租率的上升。20世纪30年代,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有增无减,全国地租率普遍在45%以上,远远高出国民政府所规定的37.5%的最高限额。地主为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常将土地分块出租,租率很高。1927年时江苏省的地租一般占农民收获的60%,相比1922年,实物地租增长37%,货币地租增长124%。(23) 地租率越来越高,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沉重。

第三,苛捐杂税极为繁重。农民除受地主剥削外,还遭受各级政府的暴敛。单单军阀们混战所用军费,每年都在数亿元,1927年达7亿元,1928年增至8亿元。而这些军费又大多以举借公债、滥发钞票和征收苛捐杂税的形式转嫁到农民头上。就苛捐杂税而言,名目繁多,不下20种。单田赋一项少则2元,多则竟达20多元。农民除被征收正税外,还有附加税和预征税。据《银行周报》所载,“江苏的田赋附税,已经超过正税十六倍”。还有许多地方出现田赋预征现象,如1927年四川郫县竟然预征至1939年。(24) 繁多的苛捐杂税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www.xing528.com)

第四,农村金融严重枯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动荡,促使资金流至相对稳定的城市,形成了城市资金大量集中而农村金融濒于枯竭的现象。农民缺乏资金,自然就无力购买必要的耕畜、农具、肥料和种子,无力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据卜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调查表明,全国22个省的167个地区内,65%的小型农场没有耕畜,38%的中等农场没有耕畜,18%的中大型农场无耕畜,15%的大农场无耕畜。(25) 南京内政部1933年公布,十年间全国耕牛数量减少了1/3。(26) 缺少耕畜和农具是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农村金融的枯竭也导致了农村高利贷活动猖獗。高利贷的利率大多甚高,“年利大都在二分至四分之间,占总户数四分之三强,四分以上者亦不少,间有高至十分以上者”(27) 。农村金融的枯竭使得高利贷者“可以凭借着他们更形优越的地位,自由运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加强对贫苦农民的盘剥”(28) 。农村金融的枯竭不仅使农民生活更加艰难,而且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

那么江宁是否也陷入了同样的境地呢?江宁地处江南,交通便利,又曾为历代故都,单凭想象,理所当然应为富庶之地。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据江宁实验县县政府调查,“自南京定都以后,江宁位首都附廓,首都为一大消费市场,以常理度之,江南农村状况,宜必家富户足,欣欣向荣,顾乃不然。一出城外,村落凋零,试与农夫接谈,异口同声,谓经济破产。县政府对此广大五十万民众之农村社会,虽欲多方救济,图谋复兴,顾或限于财,或格于势,且农村经济,范围极广,究难如愿以偿”(29) 。此种状况可由江宁人口问题的变迁略窥一二。

每一地的人口虽然每隔一时段就会有种种变更,但若变化太快,总是可以反映一些问题。据富靖所记,江宁自治实验县建立之初,有关江宁人口统计的记录主要有两个,一是民国二十年(1931)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表,二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江宁自治实验县各区现状一览表。具体内容见表2和表3。

表2　江宁县人口统计表(1931年)

资料来源:富靖《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实习总报告》,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版,第54758页,为富靖依据民国二十年(1931)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表所整理。

上述两表使我们对江宁的人口现状一目了然,比较两表,问题凸显。首先是人口增减问题。据上述两表统计,1931年江宁尚有96902户、人口490222人,至1933年即减至96156户、人口475413人。两年之间,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4809人。那么江宁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富靖所称,“考夫人口减少之原因,其最主要者非为天灾即为人祸,江宁人口之所以减少者,既非水旱蝗蝻之灾,复非兵徭疾疫之祸。盖处于农村破产经济窘迫之环境下,人民离乡而趋市也”(30) 。这段记录说明江宁人口的减少是由于人口的迁移,而迁移的原因则为农村经济的破产。其次是江宁民众识字程度较低问题。据表3数据,江宁人口总计475413人,而不识字人数为248321人,超过总人口一半有余。此处为江宁全县的统计,或有不准确之处。另有冯和法先生曾对江宁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做过抽样调查,详见表4。

表4　江苏省江宁县四百八十一家人口之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446-447页。

说明:“不识字”的人,或者也认得几个字,可是他还看不懂便条,完全得不到文字上的功用;“略识字”的人,虽然能看看白话书信,可是他还不能提笔,得不到用文字来传达思想的利益;“能写信”的人,不但可以看得懂,并且可以写得出,已经能够充分地利用文字。

从表3、表4可看出江宁民众的知识水平严重不足。识字人数的多寡与学校的多寡成正比。江宁全县人口有47万余人,学校则仅有103所,平均每4700人有小学1所,以户计,则每933户有小学1所。而各区之中尤以第五区最为严重,人口5万余,学校则仅有5所,每万余人才约略有小学1所。若以乡镇计算,则每7个乡镇有小学1所。教育的不普及由此可见一斑。农民们不识不知,国家、民族的观念可说是非常淡漠,强邻压境而熟视无睹,对于官员的贪污苛削和土豪劣绅的鱼肉则俯首帖耳、无不服从。更重要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江宁农村经济的贫困。因为若想改变农民的知识结构,必须兴办学校,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则须有大量资金投入,江宁地近首都,开展教育事业本应比其他地方顺利。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反,这正合江宁经济状况的实情。

再次是江宁县民众职业的分布问题。据表3可知,江宁人口中农民占比最高。以全县论,农、工、商占比分别为75%、7%、13%,其他职业为5%。第一、第三、第七区农民占比更高达95%,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值,且“农民之中又以自耕农为最多,惟上新河、湖熟镇等处人民经商者较多”(31) 。因此农民的生存状况基本上就反映了该县的基本面貌,当此农村破产、民生凋敝之时,江宁农村也并无二致。据表2统计推断,全县平均每户人口约为5.06人;据表3统计推断则约为4.94人,故全县每户人口当以5人计算。而根据表3可知,江宁农户约有7万户,以前引江宁实验县土地陈报后的数据127万亩计算,每户约有耕地18亩,以此数目养一个五口之家,平均每人每年约有3.6亩的收益。如果得遇丰年,加之农民终年省吃俭用,或许可以自给。但一旦遭逢凶年,则不免经济窘迫乃至有破产之虞。据表3显示,有些区域实已出现困难之情形,如第三区经济窘迫,第十区经济困难,第八区则已呈现恐慌之现象,第一、第二区也仅仅是尚堪自给,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即难免陷于窘迫乃至破产之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农民破产,而江宁虽然地处畿辅,也不能避免此等命运,江宁人口问题虽仅为一端,亦可想见江宁农村破落的景象。诚如富靖在其实习报告中所言:“民殷物阜,首推江南,江宁与焉,人祸天灾,纷乘各地,江宁无之,江宁得非黄金之世耶,是不然,江宁乃一农村破产、经济窘迫之区也。南朝文学,炳耀千古,迄于今日,未尝稍衰,近人统计江苏教育为全国冠,江宁六朝之故都,民国之畿辅,江宁教育蔚蔚盛哉,是不然,江宁乃一教育落后之区也。首都之地,政治中心,四郊规模,国之观瞻,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江宁吏治,应较修明,是又不然。乃田亩附捐,倍于正税。民有重负,官无新政,教育公安,费欠半载。教育无力,陷于停顿,公安有势,就地勒索,政治至斯,轨道全失。”(32)

江宁农村既如此破败,也就蕴含了变革的因素,但变革的方式却是不确定的。当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出于自身目的也想改变农村现状并借此渗入农村社会时,一场县政建设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