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桥乡村改进区保安事业发展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保安事业包括加强公共卫生建设(173) 、查禁烟赌、扩建保卫团、训练警察、试办警管区、组建消防队及设代赈局、设立警钟、济贫、共度等方面。

一　加强公共卫生建设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卫生条件恶劣,缺医少药,加之村民自我保健意识低下,往往容易发生疾病的流行,广大农民也很容易因病致贫,反过来又因贫致病,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带来农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加强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建立有效的卫生保障机制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变农村面貌的一项重要举措。

陆叔昂在谈及农村卫生事业时,曾经感慨道:“中国的社会,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大众健康问题,卫生二个字,人民脑筋中,向来没有观念的,个人无卫生,家庭亦无卫生,公共更无卫生,一生靠天吃饭,疾病死亡,都是视为天命,卒致酿成今日农村破产,民族衰弱的两种恶果。”(174) 徐公桥地区也不例外,“由于缺乏文化和卫生常识,乡里很多农民在疾病侵袭时,都搞迷信活动。他们不了解传染病的由来,所以一些传染病,在乡里流行很广:如肺结核、伤寒、霍乱等,其中尤以农忙季节流行的霍乱,农民称为‘瘪螺痧’,危害性最大,甚至竟出现一人罹病,全家死亡的恐怖场面,造成一家无人耕种的惨状”(175) 。赵叔愚及冯锐在完成对改进区的调查后指出:“灌输卫生常识,宜注重具体之卫生问题,而设法解决之。查乡间种痘不易,儿童因此夭折者,数见不鲜……此外如时疫之传染,亦应设法预防,可就固有节季,提倡大扫除,并从事演讲,散布卫生挂图,及传单浅说等印刷品,以为宣传之一助。”(176) 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卫生事业逐步展开。

第一,开展卫生状况大调查,积极宣传卫生常识。改进会成立后在赵叔愚及冯锐的调查基础上展开了详细的卫生状况大调查。大到当地群众的生活状况、公共卫生事项及传染病的种类及状况,小到农民个人平时的疾病种类、卫生嗜好、有无妨碍卫生的迷信事项,事无巨细,一无遗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改进会在平时的民众教育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卫生常识的宣讲教育,通过图书、报纸、表演、讲演等形式,将有关公共卫生、家庭卫生、个人卫生的知识灌输给群众,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自我保健意识。

第二,积极推广卫生改良措施。除了通过宣传卫生常识提高农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外,改进会还提出了具体的卫生改良措施,如厕所改良、大扫除、灭蚊蝇等。在农村,厕所蚊蝇密集,许多病菌由此传染,因此厕所改良成为改善农村卫生状况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村民的厕所“不仅是用以储粪,还有经济的关系在内。要想把他迁移地方,第一层,要使个人经济方面,不受损失;第二层,才能讲到卫生清洁问题”。所以改进会从长计议,专门制定了《改良厕所之计划》,提出了科学的厕所改良方法:1. 粪池及底,须用砖或水泥砌成;2. 厕所就池上建筑门窗,须严密,务使苍蝇无飞入之余地,门以随启随闭为佳;3. 粪池地面,除留小孔为排泄粪尿外,须不留空隙,能附备小盖,随用随盖更佳;4. 如用双层盖之便桶为最佳。为了消灭蚊蝇,改进会专门制定了灭蝇方法,要求农民每日整理厕所,限期出粪;垃圾入箱,箱子加盖;随时保持门首清洁,不乱泼污水;食物加罩;污秽之处注意消毒;等等。

各种改良措施的提倡固然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要想真正培养农民良好的卫生习惯,把各种改良措施落到实处,单靠农民的自觉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改进会对每一种改良都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希望通过公众的监督把外在的要求内化为农民的自觉。例如,改进会为配合厕所改良制定了《厕所规则》:不得任意在厕所外小便;厕所内宜保持清洁;厕所内不可任意吐痰;厕所内宜每天洒扫一次;挑粪时间,定为每天下午3时起5时止。改进会还把《厕所规则》制成简单的木牌,钉在每家厕所的墙上,要求全体民众共同遵守。(177) “据说,自从《改良厕所计划》和《厕所规则》制定并实施后,厕所不卫生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进。到试验期满前,严重影响卫生的露天厕所已全部消灭。”(178) 更有趣的是灭蚊蝇活动,改进会竟然规定在夏秋季节“小学生每天交百只苍蝇作为考试成绩的内容之一,教育他们消灭病源”(179) 。改进会还制定了《卫生公约》,要求村民比照公约签订《卫生誓约》,表示“愿绝对遵守卫生公约以谋公共卫生及家庭卫生之幸福,如有违背愿受处罚”。该公约规定:公共卫生方面,绝对不可以在河中洗涤不洁之物,每天要清扫住宅前的街道,每遇大扫除全家必须至少一人参加;家庭卫生方面,要随时注意家庭整洁,随时注意厕所整洁,随时注意扑灭蚊蝇。如有违背始则劝告,继则警告、提示,最终可能会被报告公安局,其惩罚力度不可谓小。当然,这一誓约并不强求人人填写,只是“赞成本会公约而愿始终遵守,为一般民众模范者”自愿入约,普通民众只须尽力遵守,接受改进会成员的随时督促、劝导就可以了。(180) 有多少民众比照公约签订《卫生誓约》终不可考,但是,改进区卫生状况的改善却是不争的事实。时人认为:“村民卫生智识之普及,似得力于卫生运动之举行;关于市街之整洁,则得力于卫生公约之约束。”(181)

第三,进行卫生运动。每年改进会都要组织卫生运动。卫生运动就是将平时提倡的卫生展览、宣传、灭蝇、大扫除等活动在固定时间段内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加以强化,以期收到良好功效。

以1931年的卫生运动为例,这一年的4月1日至7日为改进区卫生运动时间,“参加之民众,先后凡一千余人”(182) 。运动期间,改进会在会所驻地无逸堂内设立展览处,陈列卫生模型及卫生图表供民众参观。改进会还在驻地组织了一场以卫生常识为主题的表演活动,而后派宣讲队分赴全区讲演。通过这些不同种类的宣传活动,改进会向群众介绍了各种普通传染病的症状和预防方法、天花的危害、苍蝇的危害、改进会卫生运动的利益、设立医疗所的意义及内容,不仅增长了群众的卫生常识,还提高了群众参与卫生运动的自觉性。

同时,改进会还组织了两场大的活动。一是大扫除。乡村,污物处处皆是,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孳生蚊蝇,引发疾病,所以改进区十分重视大扫除活动。大扫除是每年卫生运动必不可少的活动。1931年的年度大扫除活动安排在4月4日下午开始。改进会、公安局、讲习所、中心小学四个部门的有关人员将徐公桥镇划分为四段,在每家每户派出的一名代表的协助下,展开了集体大扫除。为了给村民平时的大扫除活动做示范,除了运动期间的这一次活动外,持续到8月底,扫除每周六都得举行一次。(183) 另一大型活动是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改进区内“春季之天花,夏季之霍乱,秋季之疟痢,冬季之肺疾,不知断送多少生命”(184) 。因此,改进会很重视改进区内的疾病预防工作。由于1931年卫生运动是在春季开展,改进会规定,运动七天内村民均可进行免费种痘,第一天到会参与活动的村民还可以获赠一份卫生药品。活动期间,改进会共“分送卫生药品一千余份”(185) ;初次种痘175人,二次种痘314人,累计489人种痘。(186)

卫生条件的改善、卫生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卫生工作未必是良策,但是徐公桥改进会平时就注意向农民宣讲卫生常识,引导他们开展卫生活动,因此,徐公桥的卫生运动是建立在平时的工作基础上的。正是有了平时养成的习惯,改进区的卫生运动才能够吸引众多的民众参加,取得良好的效果。而运动期间产生的从众效应又会强化、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活动中来,这不失为改进农村卫生事业的一条捷径。

第四,成立医疗保健机构。改进区最初没有专门的医疗保健机构,只是在会所驻地“备有简易药品,村友需要时,可以赠送”。鉴于“农村医院,在乡间地位,非常重要,村民每遇疾病,医治颇感不便,甚至问津无门”,改进会于1931年2月设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公共医诊所。(187) 该所旨在改进实验区内的卫生事项,谋民众健康幸福,并以实施防疫、急救、诊治为目的。医诊所设于改进会总会,聘请一名医师主持医务及全区的卫生改进事宜。如遇时疫流行,医诊所还会增加医务人员。如1932年,医诊所便“请临时医师二人协助之”,并增设时疫救济所。(188) 医诊所上午门诊,下午则是由医生出诊,以方便群众。医诊所看病不以盈利为目的,仅收十枚铜圆挂号费,“药资照原价出售”(189) ,遇到家境贫寒的还免费施药。当地农村经济总体水平不高,农民不愿意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以致出现了“有患疟疾因不肯就医而数年不愈者”,医诊所的这种收费方式能为群众所接受,深受群众欢迎,“乡人有病时均乐于前往就诊”(190) 。据推算,每天到诊所看病的群众达15—20人之多。医诊所不仅承担着改进区的医疗诊治任务,还要为区外的村民开药治病。医诊所开诊的头四个月就接待病人1356人,其中区外群众就有393人。(191) 1931—1932年,医诊所接待病人3470人,区外的占1466人。(192)

防疫也是医诊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年夏季,医诊所都要免费为全区居民注射血清。全区接受注射的群众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1800多人。到了春秋两季,医诊所则组织布种牛痘。1931年全区仅有489人次接受种痘,此后接收种痘的群众迅速增多。到1934年6月实验期满时,实验区内的没有一名儿童未种牛痘,并连续三年没有一个人感染天花。(193)

医诊所的急救也很成功,为其赢得了群众的信任。1931年4月间,临近改进区的安亭镇猩红热猖獗,小儿夭折于此的不一而足。其时有一位两岁男童患病,他的家人半夜到医诊所求诊。待医诊所医生赶到小孩家中,“病童仰卧床上,一息尚存,势极危险”,医生迅速为其注射强心剂一次,随后补注血清,“未及天明,病已霍然,市人惊相走告以为奇异”。改进区村民陈喻之的儿子也患有此病,病势多变,险象环生,每次都是医诊所及时救治,最终得以痊愈。“以后凡患此症者,必来求治,半月之间,公安道上,往来不绝,而民众之信仰益深矣。”(194) 后来,根据需要,改进会“把医诊所迁到乔氏宗祠,并扩大成为医院”(195) ,医诊所的业务也随之扩大。“为要将送诊施药防疫等的工作范围扩大,(医院)在每乡的小学里面,分设简易医库,并将医药常识,传授给各校教师,使他们一方为乡民诊病防疫,同时还可将医药的常识,广为传播到乡间去”(196) 。

经过改进会的不懈努力,徐公桥改进区的卫生状况大大改观,改进区“街道清洁……无垃圾堆”。更重要的是保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习惯”。(197) 职教社在1934年举行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年会上报告改进区的“死亡率比四年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疾病统计,比四年前减了百分之五十八,改进会的诊疗所,近来简直门可罗雀”(198) 。外来的参观者也指出,改进区的农民“知道讲求卫生”,人口死亡率“已大大地减少”。(199) 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能不算是一大奇迹了,足以证明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卫生建设事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二　查禁烟赌

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是从鸦片开始的。烟赌不仅消耗钱财,而且损害国民的身心健康,还有许多人因为烟赌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负债累累,走向盗窃甚至杀人犯罪的道路。鸦片、赌博几乎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

陆叔昂指出:“农村……鸦片赌博,风行各地,其流毒无以异于毒蛇猛兽,农村破产,虽原因甚多,而烟赌盛行,实为主要,故扑灭烟赌,万分急迫。”(200) 他认为:“欲救农村之破产,应先严禁烟赌。”(201) “乡下没有了烟赌,不但农民经济,可免意外的损失,即是地方风俗,也可敦厚不少。个人不烟不赌,就是好人,一地方无烟无赌,就是好地方。好人居好地方,自然游民乞丐,可以绝迹,盗窃案终年不会发生,农村到了这样景象,至少可享受‘安居乐业’的幸福。”(202)

在划为改进区之前,徐公桥固然民风淳厚,却也是“四乡烟赌未能尽绝”,难脱整个旧中国“乡村普通之现象”。(203) 烟赌的公然流行引起乡村建设者们的极大关注,在职教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及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共同在徐公桥进行改进事业时,查禁烟赌就是建设者们的重要工作。徐公桥乡村改进会成立后,采取积极手段和消极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继续推行烟赌的查禁工作。改进会的积极手段着眼于“防”,通过发展正当娱乐、宣传卫生常识,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引导农民形成正确的娱乐观、消费观,使广大农民自觉告别烟赌。这在前文已有所论及,此不赘述。消极手段的主要目的在于“止”。第一步,劝诫民众领袖,引导普通群众。改进会在对全区烟赌状况进行摸底后,首先要求那些嗜烟赌的改进会成员以身作则,戒烟戒赌,起到表率带头作用。然后改进会工作人员登门拜访那些在农民中间有一定影响力而又嗜烟赌的民众领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感化他们带头不吸食鸦片,不参与赌博。最终通过他们的模范表率作用,使一般群众取法仿效。第二步,重点突破,强制推行。经过改进会第一阶段的努力工作,大部分嗜烟赌的群众都能够主动放弃这些恶习。对于余下的拒不悔改的顽固分子,改进会则重点攻关,动用罚款,甚至强制迁出改进区等行政手段,迫使其最终放弃烟赌或者离区而去。为了确保强制戒烟戒赌的效果,改进会还专门要求警管区警士即时报告、缉查鸦片赌博事件,加强了强制戒烟戒赌的工作力度。

改进会积极的手段与消极的手段相结合、感化引导与强制推行相结合的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黄炎培先生曾提及他查访徐公桥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黄先生在大王庙偶遇一位老婆婆,便与其闲谈。黄先生问:“你们村中为什么演戏?”老婆婆说:“他们不许人家新年赌钱,所以演戏给我们看。”黄先生又问:“是谁的意思呢?”老婆婆答:“都是蔡望之。”黄先生追问:“蔡望之自己赌钱不赌钱呢?”老婆婆答:“他不许人家赌钱,自己当然不赌的了。”(204) 由此可见,改进会的工作人员实实在在地将戒赌戒烟落到了实处,他们的率先垂范也确确实实在群众中间产生了影响。

在改进会与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到实验期满,“镇上茶馆三家,不独平时无赌博,即旧历新年,亦绝对无之,全镇全区,均无聚赌好赌之恶习。鸦片不特无出售之所,民众染有嗜好者,亦均戒绝,尚有三四年老病夫,因身体关系,未能断瘾,则迁居区外,任其自然淘汰。全区烟赌绝迹”(205) 。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在查禁烟赌上的成功,既免除了部分群众不必要的开支,客观上增加了他们经济收入,又在该地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地方的治安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扩建保卫团

自晚清以来,民间团练盛行。到了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很多地方为了维护区域治安纷纷加强了地方民团的建设。徐公桥地区的地方保卫团在地方领袖蔡望之等人的主持下,更是“有极完备之组织,声誉卓著”(206) 。据《徐公桥》记载,当齐卢战争“溃兵四溢,到处骚扰”时,徐公桥保卫团“持械防御”,“保卫得十分得法”,“所有溃兵,屡次想来尝试,竟不能越雷池一步”,“从未入过境”。(207)

改进会成立后,出于维护地方治安的考虑,保留了保卫团。保卫团团部设在改进会驻地,雇用了8名团员在团内服务,另有60余人属于义务团员,团员“每天早晨在民众体育场集中训练,每晚各团员轮流分区分段向交通要道渡口进行巡查,以防宵小活动”(208) 。遇到紧急情况,团员们便“人人荷枪而出”(209) 。由于基础较好,保卫团事业发展迅速,除了徐公桥镇上的总部外,改进会又在梅浦、珠翠两地增设了保卫团分团,保卫团人数也有所增长,达到80余人。

徐公桥的保卫团声名远扬,以至于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盗匪不敢闯境”。据阮南田回忆,1931年冬天,吴淞江上驶来几艘匪船,图谋洗劫改进区。劫匪最初试着鸣放了几枪,以探虚实。改进区内的保卫队员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劫匪们怀疑有埋伏,终于没敢进入改进区。阮南田认为,“徐公桥自建立改进区后,由于组织健全,几年来从未有匪徒抢劫和宵小盗窃之事发生。因为区内户口,一向调查清楚,烟赌已告绝迹,游民不能立足,坏人难以产生”,所以“没有内线,外人不敢轻入”。(210) 保卫团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改进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www.xing528.com)

这样一个组织完备、训练有素,而又声名远扬的保卫团本应该更好地为实验区的改进事业保驾护航,取得更大的成绩,然而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里,改进会放松了对保卫团的要求,“保卫训练反而松懈下来”,只是“偶或招集旧保卫团,团员操演一下,既没有冬防之组织,也没有想新团的训练”,(211) 最终引发了一场意外的悲剧,在其改进史上留下了瑕疵。而这次意外也警醒了改进会及保卫团,使他们不得不抓紧时间“做着鼓吹训练新团员的材料”,重新重视保卫团的工作。

这次意外发生在1933年的除夕夜。这一天“区外附近的客民”趁着改进区群众忙于庆祝节日,放松了社会治安方面的警惕,携带刀棍手枪从吴淞江登岸,明火执仗地打劫了改进区内一张姓农家。该家青年大声呼叫,拼命抵抗,“竟至小腹上受了一刀,连肚肠都拖出来”。在听到他的呼喊后,四周邻居及时赶出来鸣锣开枪,迫使劫匪落荒而逃。医诊所在得到邻居的报告后也迅速赶来救护,伤者“终算没有死掉”。至于劫匪,在群众的配合下,保卫团团部和公安局合力搜捕,仅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在区外的安亭镇上将其一网打尽。(212)

除夕夜的意外固然是改进事业不小的损失,然而也为我们审视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我们需要思考:意外缘何发生?很明显,改进区内部放松警惕和“区外附近的客民”乘虚而入是引发这次意外的两大因素。为什么改进区会放松警惕呢?职教社虽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工作报告》中却给出了改进会放松保卫团训练工作的原因:“因为保卫的需要大行减低;一则地方实在太平无事,有夜不闭户之概。二则警管区保甲制实行后,奸人更无混入。”这一说法也基本可以作为解释改进区会放松警惕的原因。徐公桥本来民风淳朴,设立改进会不到一年便取得了“盗匪,无。小窃案两件”(213) 的喜人成绩。随着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徐公桥每每被参观者誉为“模范村”“世外桃源”,社会治安得到很大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改进会依此得出保卫需要“大行减低”的结论不足为奇。一般群众在除夕夜放松警惕更是情有可原。为什么“区外附近的客民”会乘虚而入,“劫你一个冷不防呢”?抢劫就是为了钱财,唯一的解释是劫匪家庭贫困得难以生活,而改进区这户人家则相对殷实。如果这番推理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职教社在徐公桥的农村改进事业取得了成效,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因为社会治安是一个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社会治安的改善不仅仅是保卫工作做得好。但是,改进会的成功仅仅局限于徐公桥一隅,整个中国农村,哪怕是徐公桥毗邻之地的经济及社会治安状况也仍然没有根本的好转。没有周边大环境的改善,局部地区的些许改良很容易被断送前景。因此,改进会虽然吓跑了1931年的劫匪,却无法逃脱1933年除夕夜的洗劫,这似乎是个必然结果。

陈序经在探讨乡村建设运动的工作途径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交通不便,以及其他的好多原因,离开都市较远的乡村或区域,治安很成问题,这个治安问题,又并非一个乡村或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与其他的乡村或区域的治安有了密切的关系。在甲村或甲区从事实验工作的人,在其乡村或区域之内,也许对于治安问题有了解决的办法,然而假使其相近的乙丙村丁村或其他的乡村的治安有了问题,则在甲村的工作,必受影响而致于停顿。”(214) 此言不可谓不精到。农村改进就是一盘棋,它需要从全局出发,宏观把握,整体推进。这不是职教社这样的社会团体组织所能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一场意外否认了整个改进事业。必须看到,没有医诊所,受害者可能会命丧黄泉;没有保卫团和公安局,犯罪分子可能会逍遥法外。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职教社在徐公桥的农村改进事业,除夕夜的意外会带来更大的损失。职教社的农村改进在推动着徐公桥地区逐渐进步。

四　训练警察,试办警管区

依现在的观点看,建设农村很难与训练警察联系起来。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关系?“就表面观察,一若农村是农村,警察是警察,风马牛不相关,从实际言,则随时随地,有密切之关系。从消极方面讲,欲救农村之破产,应先严禁烟赌,而警察则为庇护烟赌之先锋队,欲解除农民痛苦,应尽力保护善良,而警察则敲剥愚民,无所不至,欲澄清地方,应严惩奸宄,而警察则暗相联络,朋比为奸。再从积极方面讲,警察健全,则烟赌不难扑灭,奸宄不难绝迹,风纪不难改善,政治不难光明,他若促进卫生,调查户口,劝学运动等等,皆可得其助而次第实行。凡上所述,非臆断之言,乃系事实问题;故改进农村,与地方警察,有重大之关系……复兴农村,应先改善地方警察”(215) 。

警察本为维护治安,安定社会秩序而设,然而旧中国的警察,特别是乡村警察,鱼肉百姓,贪污腐化。“在上者能尽忠服务,著有成绩者有几人?能奉公守法,操守不阿者有几人?在下者能洁身自爱,勤其职任者有几人?能爱护地方,临财无苟者有几人?”(216) 旧中国乡村警察“无一善足录,有万恶可纪,去之则为功令所不许,留之则为社会之大害”(217)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改进会于1933年8月开始训练警察,试办警管区。

训练警察、试办警管区是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同昆山县政府、昆山县公安局联合举行的活动。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内原来就驻有警察分驻所,属于昆山县公安局第四分局,定名为第三分驻所,管辖区域南北约十五里,东西十余里。分驻所除了巡官、巡长、书记、伙佚四人外,共有警士八名,警力稍嫌不足。经改进会提出,昆山县公安局同意改进区分驻所增加警员四名,并委任青年警官黄璞齐担任巡官,招考警士,成立警察训练班,开始进行警察训练。

设立徐公桥乡村警察训练班是为了改善警察队伍,提高工作效率,使之更好地为乡村改进服务,因此,训练班的训练主旨是紧密结合农村改进事业的需要安排的。道德方面,由于乡村警察的一举一动尤为村民的表率,改进会规定,“总理诏示之亲爱精诚,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要义,尤须详为讲解”,以期身体力行,示范百姓;纪律方面,由于农民“大都缺乏互助精神”,所以要对农村警察施以纪律训练,“俾得指导民众”。改进会特别指出,由于农民知识浅陋,警员在农村执行公务与城市不同,必须“于干涉之中,仍寓维护之意”,所以训练农村警察时,“凡属和平处理方法,必须切实讲解,以便将来实施”。(218)

徐公桥乡村警察训练班招收的警员,年龄为二十至三十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至少具备高小毕业的文化知识水平,品行端正,言动敏捷。训练班的训练期为一年,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结束,昆山县公安局会派人实地考核,不及格的警员给予退班处分。警察训练班对警员的训练方式主要有三种:课堂训练,即对警员进行各种文字、知识及道德方面的灌输;军事训练,即练习作战技术、防御本领;服务训练,即进行农村巡逻、户籍调查、人事登记,以及办理卫生、维持交通等协助农村改进和自治的事务。

由于临近实验期满,徐公桥乡村警察训练班第一期训练仅进行了六个月,“经政府当局,派员考验,认为满意”(219) ,改进区便开始了试办警管区。

按照《徐公桥试办警管区办法》的规定,昆山县公安局将第三警察分驻所的辖区划分为八个警管区,成立警管区驻所,各设警士一人,专负其责。警士“除执行警察行政事项外,以训练保卫团,协助自治,改进农村,为其重要任务”(220) 。对于警管区发生的事件,警士要分清缓急,按时上报。诸如水火灾变、命盗案件等紧急事项,鸦片赌博及人民违警事件均须立即报告。警管区警士每三天就要对所辖警管区进行一次巡查,每个月需要召集闾邻长及地方父老,开谈话会一次,“协商改进事宜”,平时还要注意与农民“讨论有利农业之计划”。(221) 分驻所允许各警管区在各负专责的同时,联合附近两个或三个警管区为联巡组,轮流巡逻本组地面,以利工作的展开。

警管区的工作由警察分驻所实施指导与监督。为了配合警管区实验,分驻所特设一名统计警,除办理通常文书外,负责警管区的调查报告及其上报事宜的汇集整理;两名传达警,负责上传下达,并接受巡官、巡长的命令,随时巡查各警管区警士的勤惰。分驻所巡长每周还要巡视各警管区三次以上,督促指导警管区的办事方法;分驻所巡官每月也要巡视各警管区四次以上,监督各个警管区一切应办事宜的进行情况。

1934年7月,徐公桥乡村改进工作计划期满,职教社将改进区移交地方政府。此时距改进会开始训练警察不足一年,距第一期警察训练期满、试行警管区不足半年,时间短暂,因此,很难判定改进会在这一方面实验的绩效。

五　组建消防队

消防是社会应急机制的一种。中国农村经济凋敝,房屋多为土木结构,村里村外柴木堆积,极易发生火灾。如果农村没有必要的消防机制,一旦遇到火警,就唯有求助都市消防组织,然而往返需要时间,远水救不得近火。这样,本是小康之家的家庭往往会因火而破产,甚至一家着火,殃及邻里,全村被毁。所以在农村不仅要防火于未然,而且要建立必要的应急机制,消灾于已发。

为了应付突发的火灾事故,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组织成立了消防会,“领导区内各镇村办理消防事务”。根据消防会章程,徐公桥改进区内各个村镇都要设立消防队,“惟户口较少之村,得联络两村以上组织之”。消防队采义务制,全区20至50岁的村民均有担任本地消防队队员的义务。为了鼓励队员在工作中尽职尽责,保障队员的人身安全,消防会规定遇有“队员如因公损伤身体,由本会酌量情形优恤之”。消防队的活动经费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就地筹集。如遇改进会经费富余,可以申请补助。消防队平时很注意队员的技能培训,每个月都要召集他们参加集训,实习消防方法;每半年还要组织全区消防技能大比武,成绩优良的队员可以得到奖励。遇到火灾,镇消防队鸣钟为号,召集队员参加灭火;村队则鸣锣为号。消防时取联动制,“一村有警,邻村队员,应全体出发协助之”。(222)

消防队作为一种应急机构,其装备配置、人员训练都有很高的专业要求,不是一般农村所能达到的,因此,虽然改进会不懈地努力,最终也无法取得大的成绩。“消防虽小有设备,终觉简陋,尚难应付危急,且区内草屋,占十之七八,一遇火警,仓卒应救,火急途远,往往不及”,是故才有了本章第四节所提到的那次救火失败——消防队虽然及时赶到,囿于设备,也只能望火兴叹了。这似乎是改进会成员直到改进期满仍耿耿于怀的事。(223)

六　设代赈局,设立警钟、济贫、公渡

面对改进区内“贫苦之户及流寓中贫不能自给者,每遇死亡无处赊棺”(224) 的凄惨景象,改进会成立后在徐公桥设立了代赈局。代赈局向地方富裕人家募得基金40元,购置了一批棺木,供改进区内无依无靠的死者或者过路身亡者使用。

警钟设立在改进会会所内,平时在每天的早上6点、中午12点、晚上6点均报时一次,以养成村民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遇有火警、盗警等紧急情况则先撞乱钟,尔后火警连打两声,盗警连打三声,以警告各村村民,使其预为防备或加入援助;遇到纪念节日则鸣钟志庆或志哀,以激发村民的爱国热情。

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根本谈不上保障机制。一些老弱残疾、鳏寡孤独困苦无依,根本没有任何慈善机构为之救济。徐公桥乡村改进会成立了专门的济贫机构,由改进会和地方名望共同出资救助区内需要帮助的村民。前文提及的朱耕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正是得力于改进会的济贫措施。

徐公桥镇的徐公口是往来青浦各乡镇的交通要道。为了方便群众,交流经济,改进会出面设摆渡船一只,托付附近的渔户负责摆渡,“渡河的人,不收分文,艄公的生活费,由改进会每月发给,其子女入学,不收学费”(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