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教育团体,职教社对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教育改造颇为用心。改进会从普及义务教育、推广民众教育和加强青年训练三个方面对改进区教育进行了改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 普及义务教育
赵叔愚在设立徐公桥改进区前曾对该区教育进行考察。他指出:“当地小学教育,尚称发达;惟教学训练如何可使适应环境,增加效能,似尚待研究改良;而未就学之学龄儿童,犹有百分之三十之多,更应该设法劝导,或施相当之奖励,惩罚,以期教育之普及。”(97) 在此思想指导下,改进会十分重视普及义务教育。
第一,加大劝学力度,提高儿童入学率。1928年10月,改进会再一次对全区学龄儿童入学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全区学龄儿童未入学者205人,入学者仅为110人。各村情况差异很大。例如,固巷村共有学龄儿童42人,入学的只有12人;徐公桥情况稍好,入学、未入学儿童分别为21人、19人。为了提高入学率,改进区各年度教育进行计划大纲中都要将举行劝学运动作为重要内容。改进区的十大信条、通俗格言也都将劝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教职员工平时还“多作农家访问,以诚恳之态度,吸引学生”(98) ,改进会“平常与农友接谈,当然兼司劝学的任务”(99) ,每个学期结束后还“推定劝学员若干人,会同各校教职员分赴各学校区,劝导尚未入学之儿童入学”(100) 。下文将要提到的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更是多种方法交互使用:集会劝学,即召开大会,宣传教育的重要性;相机劝学,即利用村民采购的时间,“招呼谈话,诚意劝导”;访问劝学,即利用村民“农作休闲的时候,一家一家的轮流往访,告以儿童入学的重要”。据说,该校“时间制——妇女——的开办,大半是第二第三两种方法的结果”,学校“教师除掉室内做事外,和村友们在田埂家庭谈话的时候,很占不少”。(101)
尽管改进会对普及义务教育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由于当时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增产增收主要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战胜农民对教育的向往,义务教育的普及还存在着不小的困难。为了顺利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1931年7月,改进会制定并颁布了《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该大纲一方面针对徐公桥教育资源相对紧缺的具体情况,提出用增设学校、分年入学的方法实现“全区男女学童,一律修了义务教育,达到普及目的”;另一方面则提出了参加义务教育与否的奖惩规则,推行强制入学。大纲规定:凡是能够让子女在就学时期按时入学的家长,“如遇需款时,得尽先就改进会合作社贷款。完全佃农,由改进会商得田主之同意,每生每年酌赠米一斗于其家庭。如遇家庭困难事项,得请改进会予以相当之协助”。凡不能依规定送孩子就近入学的家长,始则“学校当局,派员警告”,继而“通知公安局,派警警告”,“施以相当之处罚”。(102) 类似的强制劝学的做法贯穿在改进区的许多工作中。例如,改进会推广家庭养鸡时,选择表征家庭的一个重要规定便是“凡民众学校学生及本区中心小学及分校之学生家长,有选定之优先权”(103) 。这些规定将农民的经济利益与儿童入学紧密结合,抓住了当时农村儿童入学率低的根本症结,极大地刺激了家长送学生入学的积极性。
第二,增设学校,实行“流动教室”制。要普及义务教育必须解决学校数量不足的问题,改进会成立以后加大了学校的修建力度。据统计,1928年以前,徐公桥实验区只有一所小学,入学儿童110人。1929年,学校增加到两所,学生数增加到140人。到1931年,全区有“小学五,均系初级程度,内公立者三校,私立者二校,凡七教室,学生三百八十七人”(104) 。此外,改进会合理调整了学校布局,徐公桥中心小学位于徐公桥镇上,南戴初级小学位于杨家角,珠翠初级小学则建在珠翠庵,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建在固巷,私立陆景初级小学建在唐家角。这样,改进区内不仅学校数目增多了,还形成了合理的学校布局,从而方便了改进区学生入学,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及至1934年7月实验期满时,改进区又增设梅浦小学,“小学公立者四,私立者二,流动教室二,就学儿童五百三十五人”(105) 。短短六年间,学校数增长六倍,学生数增长五倍,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
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是为纪念著名义务教育家袁观澜先生而设,由钱新之、江问渔斥资兴建。学校成立于1931年3月8日,位于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内的固巷村。“就固巷村高真堂古庙,移去木偶,加以修理,庙左空地为游息之所,庙前空地为校园,又借用张越人先生空地三亩,为观澜桃李园”。学校“经常费全年六百元,由钱新之先生捐助,开办费一百元,由江问渔先生捐助,修理校舍费二百三十一元九角五分六厘,由张越人先生筹集”,此外再由职教社补助临时费80元。(106)
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的开办因陋就简,其内部设施及师资配备也极为有限。工读室的布置“避免形式之铺张,以省费为原则……四壁贴着自制的农作物,害虫益虫,和关于卫生方面的图表,以及学生之作品”。学生用的桌子是“向改进会要了一只很大的破木箱,雇工拆做了五只方桌……很经济,很合用”;用的凳子是“向村友们裹借来,有的是学生自己带来,都是两人合坐的长凳”。(107) “全校组织至为简单,设校长一人,处理全校事务,所有教学、训育、行政等事宜,统由校长一人兼任”(108)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设施简陋、师资有限的私立小学却要“担任五个村庄共八十四户四百人口的全部义务教育”(109)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的教育资源,配合农村改进事业的推行,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在教学编制、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上采取了与普通学校不同的做法。
在教学编制上,学校分为全日制、半日制、时间制。全日制“容纳家道稍丰预备升学之儿童”(110) ,由于他们“年龄幼稚,晨间多户外自由活动,十点起室内工作,注重下午的工作”(111) ;半日制,“凡农家子女欲协助其家长农作者入之”(112) ,他们的课程“到上午十点五十分就完了”(113) ;时间制容纳那些“日间完全须工作者”(114) 。“于农忙时,半日制得改行时间制”(115) 。这部分学生年岁较大,在晚上七点半以后开始学习。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这种“活动编制、轮流教学”的方法既抓住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特点,又照顾了不同家庭生产需要,还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不仅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举,也为当代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解决义务教育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
在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上,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注重全日制学生团体生活习惯的养成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主要开设国语课(占21.5%的课时),算术课(占21.5%的课时),常识课(占21.5%的课时),艺术、写字课(占21.5%的课时)及音乐、康健活动(占14.0%的课时)。学校重视教学质量,每月都要进行测验,每一教学阶段终了也要进行测验,为学生的升学做尽可能充足的准备。对半日制、时间制学生,学校则以改进区十大信条为标准,针对不同的教育阶段,逐步培养他们的生产、生活技能。例如,基本阶段“以识字为中心”,开设识字课(占62.5%的课时)、算术课(占37.5%的课时),要求学生识用日用单字1000个,了解99以内加减乘除的运算,认识石、斗、升、元、角、分等单位;进修阶段“以常识为中心”,开设常识课(占62.5%的课时)、算术课(占37.5%的课时),要求学生了解卫生常识、公民常识及史地常识、国耻史,能够进行999以内的四则运算,认识并能应用丈、尺、寸、亩、分、厘、斤、两等单位;补充阶段以“日常应用文为中心”,开设日用文(占62.5%的课时)、算术课(占37.5%的课时),查漏补缺,要求学生能够写书信、便条及柬帖,懂得利息计算、折扣计算。(116) 学校企图通过这样的培养方式,把他们“养成适合农村社会生活,及爱群互助精神兼备的中国农民”(117) 。
由于生计问题还是当时农村的根本问题,要想把义务教育的普及落到实处,必须注意生产,充实民生。在做好普及识字运动的同时,针对当地“副业极少,农隙之时无工可做,而妇女生活,尤为薄弱”(118) 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校半日制、时间制学生“女生尤多”的特点,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还把积极提倡副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学校与刺绣公司合作推行绣花,由刺绣公司供给每人一副木架,聘请一名义务女导师随时指导。半日制的学习时间安排在每天的下午一时到五时,时间制则在家里自行安排时间。这一活动刚刚开始便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学生“未届娴熟时期每人每月最多六元,最少三元”(119)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术,还可以取得报酬补贴家用,从而减轻家庭负担,确保学业的继续进行。
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独到的教学编制与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设计受到了时人的赞叹。
曾经到徐公桥参观的王璋在《到徐公桥去》里多次称赞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的制度“很好,既经济,又切实”,其教育方式“最合乎经济”。(120) 《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一书的作者孔雪雄也指出,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是“用最少的费用来实施义务教育的一种试验”,“教育方面采取活动编制,分全日、半日、时间三组,在一间简陋的工读室中,轮流交替教学,殊为最经济之学校组织”。(121)
学校也得到了广大村友的认可。当时的农村普遍迷信,“迎神赛会建醮祀灶之迷信,年耗于此者,实属可惊”(122) ,“每户每年所耗香烛等费,足供儿女之教育费而有余”(123) 。然而,村民对于开办之初的“改庙为校”非但没有反对,“并且帮助迁移偶像的工作”。这既是改进会移风易俗的结果,也是广大村民对学校的认可与最大的支持。
广大学生及家长更是倍加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原来该区“十之七八,都不送子女去读书,尤其女的更多”。可是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开办半年便招到学生38人,其中女生占22人,“最长的十六岁,也有少数在二三十岁之女子”。(124)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该校对学生缺席情况的调查(见表1)。半日制、时间制学生们无一逃学的优良表现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对学校的支持,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向往。可以说,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正是找到了一条适合当时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颇著成效”(125) 。
表1 私立观澜义务教育试验学校1931年3月—6月学生缺席情况调查表
原表载陆叔昂编《三周岁之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31年版,第107页。
除了增设学校外,改进会还在《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义务教育办法大纲》中提出用流动教室的办法普及义务教育。1933年,改进会正式开始实行“流动教室”制。
所谓“流动教室”,顾名思义就是不固定的教室。改进会认为当时“普通办学最大弊病,但为学校本身便利计,不为儿童就学便利计,于是义务教育,终无普及之希望,非义务教育之不能普及,乃办理义务教育之无普及方法”。为了“励行义务教育”,让僻远乡村的学童也能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改进会在交通不便的地方设立了流动教室。这种教室“得因事实之需要,随时更易其他地点,惟至少时间,应存立半年”。(126) 本着节省经费的原则,通常“一个教师教两只教室,校舍利用庙宇,课桌均由民众自己供给”(127) ,教室里只有黑板一块、计时钟一只,以及其他自制图表。流动教室的课程主要开设国语、算术和常识,授课时间“以半日为限,或上半日,或下半日,视地方情形酌定之,儿童不在学校授课之半日,助理家务”(128) 。上、下半日的划分一般是第一流动教室在上午上课,第二流动教室就在下午,反之亦然,极大地提高了教室的利用率。同普通学校相比,流动教室最大的优势就是更加灵活方便,哪里有需要就可以设在哪里,更有利于解决偏远地区儿童的就学困难,从而将义务教育送到最偏远的地方,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
第三,强化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的领导、监管力度。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为了确保改进区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的顺利实施,改进会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加大了监管、领导力度。
首先是重视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除了在职教社徐公桥农村改进实验分年进行计划里对教育事业做了专门规划外,改进区每一年度还要制定专门的教育计划大纲,合理安排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例如,《徐公桥区十九年度各项教育进行计划大纲》就对徐公桥中心小学增设班级、开设分校、实施强迫教育、劝学运动等工作做出了安排;《徐公桥中心小学区民国二十年教育进行计划大纲》对全区的劝学运动、划分校区、各种考试及毕业典试等工作也有细致安排。除了这些总体的教育计划外,1931年7月制定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义务教育办法大纲》专门对改进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进行了分年计划,明确提出了“自民国二十年八月起,至二十三年七月止,全区男女学童,一律修了义务教育”的目标。该大纲对“将来推广学校数”“分年入学办法”“奖惩办法”“经费”“劝学”均有详细规划。(129) 不过因为当年秋天大水成灾,改进区又出现了一点小麻烦,计划不得不推迟一年实施而已。
其次,设立专门的协调领导机构。为谋整个改进区教育的平均发展,1931年春,全区教育会议成立。该会以协调本区教育发展为目的,于每月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日举行例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区小学教职员及与本区教育有关的人员。大会设主席一人主持会议,通常由中心小学校长担任,如遇缺席,由到会会员公推。会议议题主要围绕义务教育的普及、教学设施的改善、教育教学改进计划的实施与调整等内容展开。大会在每学期终了还要专门进行全学期会务的报告审定,提出下学期的工作计划。虽然职教社及改进会对改进区的教育均有详细规划,但是各校的具体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的推行必须留有活动的空间。全区教育会议的设立便为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职员工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使那些直接掌握教育计划推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的教职员工可以通过这个会议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广泛交流,及时协调并更改计划,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新措施。这是有利于教育发展的。
最后,推行教育视导制度。改进区把整个实验区划分为六个学区,实行中心制,“一切行政,由中心校长主持”,制定《徐公桥中心小学区公私立小学校视导标准》考核学校。《徐公桥中心小学区公私立小学校视导标准》规定,行政上,公私立小学在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编定学历,拟定计划,送中心小学备查。教育局要求填报的表册、查报的事项必须遵限办妥。有教职员三人以上的学校,必须组织校务会议,按期开会;不足三人以上的学校,可以联合附近学校组织会议。每学月各级学生出席之百分比要达到80%以上。每月经济收支状况必须校内公布,并按期送教育局稽核。每所学校必须在每学期检查学生体格一次。校内各地不得随地吐痰及乱涂乱抹,全校要随处整理清洁。教务方面,除了具体规定学生作业标准、成绩考核方法外,标准要求各个学校每学期开始时,“编就教授预定要目,照预定数量授足,教员缺课时,能设法代课”;要根据地方需要,“励行生产教育”。训育方面,绝对禁用体罚;课外要有相当数量之儿童活动组织并要有实际效能。(130) 《徐公桥中心小学区公私立小学校视导标准》确立了学校行政、教学及训育工作的标准,有利于学校工作的量化考核,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推进义务教育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以上种种举措,改进区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短短六年间,学龄儿童入学率由创办之初的不足50%增长到90%以上。(131) 1933年,改进区被昆山县教育局指定为第二义务教育实验区,这既是对改进区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的肯定,又为普及工作赢得了更多的经费支持,为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二 推广民众教育
改进会成立以前,徐公桥地区民众教育设施缺失,民智闭塞。据赵叔愚和冯锐对徐公桥社会状况的调查,“当地成年男子之不识字者,竟占百分之七十五”(132) 。为了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改进会成立之初便举行露天识字、露天讲演等民众教育活动,但是效果并不明显。1929年起,改进会开始创办民众夜校、书报阅览室,民众教育工作渐有成效。1931年,改进区制定《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民众教育办法大纲》。大纲提出:“自民国二十年八月起,至二十三年七月止,全区三十岁以下之男女民众,一体识字,并教以国民应备之常识。”(133) 大纲还规定了实施民众教育的办法,民众进夜校轮训的分年计划,民众教育工作推行过程中的奖罚规定及经费划拨计划。《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民众教育办法大纲》的颁布成为徐公桥改进区民众教育推广工作的助推器,在大纲的指导下,推广工作循序渐进,进行得有声有色。《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对改进区内成人识字数有这样的统计:1928年全区识字人数560人,1929年为799人,1930年为826人,1931年为912人,1932年为1041人,1933年为1183人,1934年为1524人。成人教育的推广毕竟不同于儿童教育,短短六年间,改进会能够从还没有根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里拉出近1000人接受教育,其工作不能不算是取得了成功。
徐公桥乡村改进会推广民众教育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 指导民众识字
1. 开办民众夜校。民众夜校是指导农民识字的重要途径,但是,一开始改进区“连年开办夜校,屡受失败”(134) 。究其原因,不外乎教材不适应、道路往来不方便或者家庭贫困。针对这些不足,改进区将民众夜校改为流动性质,除了在中心小学设立民众夜校外,还按照原来划分的学区,根据各区不识字民众的多寡决定设立民众夜校分校的地点与先后顺序。这一做法解决了农民入校不便的难题。关于教材的选用,改进区结合当地的实际需要,选用《农民千字课本》,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农民夜校的劝学工作由各村村长及村副负责,校舍一般借用原有的小学教室或各学区的公共房屋及村长家里。夜校主要招收16到30岁的男女民众。每年利用农闲时节开办1到2期,每期4个月。上课时间都安排在晚上,每晚7至9时,共2个小时。学校不收学费,书籍用品由校方提供,这又解决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成为吸引民众的亮点。对于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的,学校发给毕业证书,准予毕业;不合格的,发给修业证,还需继续补习一个月,直到成绩及格。经过改进会的改革,新的民众夜校切合农村实际,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先后设立六所夜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村民不仅仅从这里识字脱盲,有的还由此走上了进一步的治学之路,如朱耕源。朱耕源,原名根源,幼年丧父,平日依靠叔父抚养。他的叔父是贫农,根本没有力量送侄儿去读书。村里办了农民夜校后,朱耕源积极参加,努力学习,读了三个月后,因考试成绩优良,便被改进会送入徐公桥中心小学读书。此后,改进会负担了朱耕源的一切上学费用,使他能够顺利地升入昆嘉青三县联立安亭中心小学高小部,尔后考入上海强恕园艺学校,最终成长为农业方面的专家。(135) 可以说,没有农民夜校,没有改进会,就不可能有作为农技专家的朱耕源。
2. 设立识字指导团。识字指导团附设于区内各小学校,利用已识字的民众和高年级学生,给予材料,教给他们指导的方法,由他们就近指导不识字的民众。
3. 设问字处。问字处附设在改进区的各个商店里,备有字典及信笺、信封,可以供农民随时就近询问不识之字或识字之方法,并代阅、代写信札及其他文书。
4. 办壁报。民众壁报以“启发民智,灌输常识,养成头脑清楚之公民”为目的,内容包括谈话记录、报告、批评、民歌、插图五大类。壁报主要设在出入要道,每周编贴一次。编辑的原则取“文字浅显有味”,“形式优美”,“材料贵精不贵多”,“多用图画”。(136) 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既可以使民众熟悉字词,又能让他们增长知识,深为广大村民所接受。
(二) 增进民众知识
1. 设立农民教育馆。农民教育馆是由昆山县教育局于1933年在徐公桥镇上设立的,馆址在改进会驻所无逸堂内。农教馆负责全区的社会教育。农教馆设娱乐室,备有各种民众娱乐器具;设书报室,摆设各种民众书报;设陈列室,陈列新式农具及农医标本。三室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半、下午1时至5时向村民开放,是为他们提供娱乐及增长知识的场所。特别是陈列室还有专人为村民答疑,对于新农具的使用方法,遇有必要时,改进会还派专人实地演示。陈列室的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改进会的新农具推广工作。
2. 开办民众茶馆、改良茶馆。徐公桥镇上原来有三家茶馆,当地农民多有上街坐茶馆的习惯,借以休息闲聊、互通信息。遇有民事纠纷,村民们也喜欢“吃讲茶”,即到茶馆评个是非。因此,茶馆往往成为村民聚集的地方。改进会抓住这一特点,利用茶馆作为宣教工作的主要阵地。改进会指定会内职员张越人设立的茶馆为民众茶馆,在馆内陈列通俗图书、挂图,供村民吃茶时翻阅。茶馆每天早晨有专人“代写代阅书信”,“解答各项问题”,“作有系统之讲述”,“指导难字生字”。(137) 茶馆还定期举行通俗讲演,宣传农村生产常识、卫生常识。民众茶馆融休闲与学习于一体,“省费而易行”,受到广大村友及改进会方面的欢迎。为了扩大教育效果,改进会根据“地点适宜”“房屋合用”“设备较全有改进之希望”的原则,将镇上的另外两家茶馆整改,“指导其注意整洁,并略加教育布置,定期举行通俗演讲”,承认它们为改良茶馆。(138) 新成立的改良茶馆由原馆主主持营业,改进会负责主持办理内部设备及评定开办效果,凡是在年终考核中成绩优异的改良茶馆业主均可以得到改进会的名誉奖励。改良茶馆内部悬挂教育图表、标语,摆放娱乐用具,举行通俗讲演、时事报告,其功能与最初开办的民众茶馆基本相同。
3. 设立公共阅报处,张贴时事简报。在农民教育馆设立书报室之前,改进区为了方便一般民众读报,在徐公桥镇交通热闹的地方设立公共阅报处。改进会还在热闹场所张贴时事简报,以方便农友及时了解时事动态。
4. 设讲演厅,举办巡回通俗讲演。讲演以“开通民智,改进乡村,接近民众”(139) 为目的,由改进会职员会同学校教职员负责主持,主要分为固定与流通两种方式。固定讲演主要在民众茶馆、改良茶馆进行,除此之外,改进会每一分会均设有讲演厅,每月定期召集附近的民众举行讲演。流通讲演则巡回于各村进行。
5. 开设常识展览。改进会设有常识展览会,设主任一人,“平时留意民众所需要之常识,随时搜集资料”。常识展览“以灌输常识,使民众对于普通之事物,有相当之认识为目的”,包括农事、理科、卫生、家事、政治五方面的内容。(140) 每逢节假日,常识展览会便邀集全区村民到会参观。会员们通过实物、图片对村民进行讲解,向他们灌输各种科学常识。(www.xing528.com)
6. 播放电影。电影在农村还属于新生事物,改进会每年初春都要放映农事电影,“农民印象甚佳”(141) 。利用电影增进民众知识,“为民众所欢迎”,效果不错,“影响亦大”。(142)
(三) 锻炼民众体格
1. 修建体育场,举行体育会。1931年春,改进会将民众公园以东的开阔地加宽,设置简易运动器材,建成新的民众体育场。为了使民众的体育运动有组织地蓬勃发展,改进会还组织了体育会。体育会以“引起民众研究体育,锻炼体格,指导其适当之运动”(143) 为目的,吸收改进区内18周岁以上的男女民众入会。会员不必缴纳会费,拥有使用体育会各种器械的权利。体育会设国技、球类、器械、田赛、径赛等部门,每月举行分组比赛,每年还组织全区的民众运动会。全区民众运动会规模大,人气旺。例如,1931年5月9日,改进区举行全区学生与民众联合运动会,“各校学生,一律参加,运动节目,分团体竞技两种,政学商各机关赠送奖品极多”(144) 。“民众无不踊跃参加”(145) ,“参观者,凡八百余人”(146) ,昆山县县长、教育建设局局长也亲临现场。运动会上还有三位50岁以上的清朝武秀才“欣然加入表演”。他们畅言武术,提出:“我国欲谋民族主义之实现,非从健全民众体格入手不可。”他们试演百斤以外的石担,“或高擎飞舞,或左右横挥,或背上旋转,或足下腾飞,莫不精神抖擞,勇气百倍”。(147) 三位武秀才的言传身教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更加高涨。
2. 组织婴孩幸福会。儿童时期身体素质的优劣对长大后的发展影响极大,为了指导家长正确的育儿方法,谋求儿童身心素质的提高,改进会每年都组织区内6岁以下的孩童参加婴孩幸福会。会上除了举行有关育儿的幻灯片放映、图片玩具展览外,还有专人检测儿童的体格,评判儿童的演讲或表演。成绩优良的孩子可以得到实物或名誉上的奖励。从1930年第一届婴孩幸福会成功举办后,大多数家长都能逐渐注意儿童的科学养育。之后每年的婴孩幸福会都吸引了大批的家长、儿童参加。组织婴孩幸福会成为改进区提高民众体格的一个重要途径。
3. 组织国技研究团。改进会联合各村青年,组织国技研究团,聘请专门的技师指导,使一般的农村青年得到相当的锻炼。在训练时间,国技研究团还向青年灌输各种常识,教导防御外患的方法。
(四) 丰富群众娱乐
1. 修建民众公园。改进区成立后将徐公桥镇西南的黄氏墓园改建为公园,供民众游览。1931年2月,改进会以“地点太偏,民众游览不便”(148) 为由,又在改进会会所前重设公园,供民众业余休息、游览。近代公园是供群众游乐、休息、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中国过去只有官家或私家园林,公园这一公共娱乐活动空间完全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产物。民众公园的修建扩展了农民的娱乐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改进会往往在公园举行一些文娱活动或者教育活动,民众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所,还是一个教化民众的教育场所。
2. 举办同乐会。农村娱乐生活单调,每逢旧历新年等民间传统节日,村民往往以吃喝等旧习打发时间。为了让健康的娱乐方式走进农民的生活,改进会注意在节假日召集全区农民参加同乐会。同乐会上,由本区旅外学生组织的通俗新剧社及本区其他文体组织会表演各种通俗新剧、说书,放映电影、幻灯片,举行篮球、象棋比赛。这些新式娱乐“颇受观众欢迎”,参加同乐会的村友往往每日“有六七百人”。(149) 同乐会推广了新的娱乐方式,丰富了群众的节日生活,对于改进区村民精神面貌的改观大有裨益。
3. 组织音乐会。音乐会的设立是为了满足部分群众对音乐的爱好。该会每周三集会,对会员进行指导,每个季度举办一次比赛,逢农闲时节还组织公开表演,以提倡新式音乐,陶冶群众德行。
4. 举行纳凉会、消寒会。纳凉会是在夏季举行的。夕阳西下、皓月初升的夏日,改进区的村民聚到一起,先打开留声机听歌听书,而后大家一起唱歌、讲笑话、说故事,甚或谈论时局,轻松娱乐。到了风雪隆冬,村友们则聚在大火炉的旁边唱歌、谈笑,举办消寒会,“不但满室春风,一场和乐,而种种教育,即可于无形之中,为有效的实施了”(150) 。
(五) 改良社会风俗
1. 组织长寿会,尊老敬老。长寿会旨在敬老扶耆、敦厚风俗,一般在春节举行。改进会总干事、干部和教师都到会参加,以茶点招待老人,表示对老人的祝贺。会上由总干事致祝词,将老人们中的好人好事,作一表扬。(151) 有人对改进会最初举办的长寿会做了这样的回忆:
1928年春末夏初,改进会在“无逸堂”里隆重地邀请了全区十几位老人,(内有一位姓蒋的女老人,请而未到)开了个“长寿会”,最高年龄七十左右,这在当时算是难得的高龄了。黄炎培先生特地从上海赶来,参加盛会并祝词,小学生唱起了《祝寿歌》,是以“昆山运动会会歌”之曲谱配词,其词云:
① 来!来!来!徐公桥畔,欢!欢!欢!欢祝长寿会。
② 听!听!听!无逸堂前,洋!洋!洋!乐韵悠扬扬。
①②明媚春光,万花齐放!全区耆老,齐集一堂,鹤发童颜,虽老犹壮。
①②肌体身康德高望。愿我寿星,儿孙满堂,盛欢曼舞乐泱泱!
会后,给每人发了一包糖果和纪念品,在鼓乐声中,寿星们满面笑容地各自健步回家。(152)
同样,对于为地方上做了好事而又年老的死者,改进会也不忘寄以哀思,为死者举行追悼会。徐伯才先生长期在徐公桥中心小学当教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鳏老,患肺痨病而死。改进会为他购买了棺材入葬,并组织师生送葬,埋在汤家桥河东公安路旁新辟的公墓里。江问渔先生还专门撰了一首追悼词以示尊重与追忆。
长寿会与对尊老爱老习俗的提倡不但增加了老人们继续上进、老有所为的信心,而且扭转了社会上轻视老人的不良习尚。
2. 宣传通俗格言。宣传通俗格言的目的是培养民德、改良习俗。格言的选择以富有革命性与时代性、浅显通俗为标准。为了引起群众的注意,格言主要置放在改进区内的电线杆上,以及交通热闹的地方。改进会每年都对全区的格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以保证字迹清楚、形式整齐。格言的内容很丰富,有提倡节俭的:“省吃省用,老来受用”;“勤俭是无价的宝贝”;“每天省用几个钱,一年算算几十斤”。有提倡勤劳的:“要想收获丰,只要勤耕种”;“勤耕勤种,家道兴隆”;“勤勤苦苦有饭吃,不勤不苦讨饭吃”。有戒烟戒赌的:“不赌钱,不吃烟,既省功夫又省钱”;“吸烟赌钱,吃着不牵连”。有提倡卫生的:“家家扫除龌龊,年年没有瘟疫”;“苍蝇蚊子扫除尽,包你不生传染病”。有提倡邻里互助的:“你帮我,我帮你,一生一世最便宜。”除了这些移风易俗的格言外,还有劝学的:“识字一千,到处方便”;“读书不趁早,老来哪会好”。提倡副业的:“种竹养鱼千倍利。”这些格言几乎包罗了改进事业的每一项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再加之格言的张贴随意方便,很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
3. 订立十大信条。在宣传通俗格言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激发村民在改进事业中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明确改进会对村民的基本要求,改进会专门考察了当地情形及一般农民的知识程度,制定了改进区十大信条。十大信条内容广泛,大到农村改进的意义、改进的要求及个人的品德修养,小到种田的方法、读书的重要性,语言通俗易懂、简单易记。改进会十分重视十大信条的宣传。每逢改进会开会完毕,必有一人诵读一遍十大信条,有时还专门加以简短的解释。所有的民众夜校都将十大信条列为课程,由授课教师每日向农民讲读,“不必求文字认识,但求意义明了”(153) 。徐公桥改进区本来民风淳朴,改进会对十大信条的大力提倡犹如“锦上添花”,村民之间的和亲友爱精神大放异彩,信条中的许多设想变为现实,改进区农民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例如,信条中提倡:“吾们相信:地方公益,要大家合力来办的,所以筑路呀,开河呀,造桥呀,我们要万众一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154) 这一点在徐公桥改进区的桥路修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改进区在六年时间里,“狭窄不平的小道,改筑成宽大石子路共有六华里,泥路共有十一华里。修筑石桥木桥共有三十一架”(155) 。“在一般巨商大贾观之,此区区小数,曷足道哉?然蚩蚩之民,竟能明大体,知急公,或捐其田以扩展公道,或尽其力以义务筑路,不可谓非‘急公好义’。”(156) 又如,信条中提倡:“吾们相信:世界上头等好人,不但靠自己的劳力,过自己的生活,还是随时随地,帮助别人。”(157) 改进区内的汤家桥村有章、毛两姓三家,1931年6月10日下午2时,因为邻居借烧茶水时大意失火,加上其时东南风大作,草屋着火,火乘风势,虽然镇消防队及时赶到,但还是“全家被毁,衣服粮食,牲畜农具,完全付之一炬”。“被灾之家,计老幼男女十二人”。焦头烂额之情、号啕悲泣之声,惨不忍闻。面对这种情形,村民们或帮助扑灭余火,或温言抚慰,或送衣送饭,表现出一种和亲互助的精神。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受灾家庭的衣食住行问题,改进会召集地方人士共商对策。广大村民纷纷表示:“救灾恤邻,吾辈不能辞其责。”当会议决定筹集700元作为救灾抚恤款时,村民更是“争相认助、顷刻而集”。此情此景令人感动,当时参与此事的改进会成员感叹道:“地方人士之热肠古道,当仁不让,求之晚近,诚难多得。”(158)
4. 成立婚嫁改良会。改进会成立以前,徐公桥地区的婚嫁程序非常烦琐,浪费很大。“中上之家不必言,即贫苦家庭,亦为虚荣心所迷,日趋奢华,不惜举债以争一时之荣”(159) 。一场婚嫁往往最终导致“小康者变成负债,负债者更高筑债台”(160) 的结果。为了改变这种陋习,改进会组织成立了婚嫁改良会。婚嫁改良会以“改良全区婚嫁事宜,矫正习俗,提倡俭德”为宗旨,凡是赞成该会宗旨,能够按照规定办法进行婚嫁庆典的村民均可在填写入会志愿书后加入该会。改良会规定,凡是本会会员在其本人或是子女婚嫁时,需要按照以下六点斟酌办理:(1) “宴请亲友酒席,以一全日为限”;(2) “自愿不受贺,不设酒席,但备茶点者听”;(3) “凡繁文缛礼,以减除为合”;(4) “本会设公共礼堂于无逸堂内,会员均得借用”;(5) “会员得委托本会襄助婚嫁事宜,并代办酒席”;(6) “本会会员,有互相担任证婚,司仪,司帐等职之责任”。(161) 改良会的规定既堵且疏,一方面严禁大操大办,杜绝铺张浪费;另一方面提倡婚事新办,用新式的婚嫁礼仪代替了传统的繁文缛节。在有破有立中,改进会既引导群众节省了婚嫁费用,又使婚礼不失排场与热闹。婚嫁改良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全区有过半数以上青年男女,接受试验区改良婚嫁的劝导”(162) 。改良的实际效果也很明显。例如,改进会主席蔡望之先生在婚嫁改良会成立前为次子完婚,大摆筵席五天。到了1932年嫁长女,1933年三子结婚,1934年嫁幼女,正式宴请仅有一日。据估算,“三次节省之费,当在一千五百金以上”(163) 。由此扩而大之,假设全区平均每年有30家婚嫁,如果每家省100元以上,全区就可以节省3000元。这一数目对于缺乏经济增长点的广大农民来说实为不小的数目。婚嫁改良会的成立不仅仅有利于树立新的社会风气,而且对于开源节流、增加农民收入也不无裨益。
5. 组织时节节省会。依据江南风俗,每逢清明节、七月半、十月朝、冬至等节,当地群众不分贫富都要假祭祖为名,大宴亲朋。例如,在清明节,除了民间普遍的踏青扫墓习俗外,当地农家均要祭祖、扫墓。仪式多为先燃香点烛、焚化纸锭,而后或置一桌酒饭,或供奉青团子、熟藕及水果,按辈份长幼依次跪拜行礼。祭扫礼毕后还要在坟头插杨柳枝条,并用状如定升糕的两块土坯压置几张纸钱于坟墓顶端,以示此墓已有亲人祭扫。七月半,俗称“鬼节”,各家要祭祀祖先,并吃蟹壳饭。有新亡人的家庭还要请僧道诵经超度,谓之为“新七月半”。农家还要祭祀田神,以糕团、鸡鸭、瓜果及蔬菜等供奉田岸的交叉口,叩拜祈祷。(164) 利用节日举行祭祖仪式无可厚非,然而许多群众不能正确估量自己的经济条件,盲目跟风攀比,大摆宴席,还要摆设供品,铺张浪费。结果,每过一次节,用于酬酢宴请、供奉的花费往往挤占普通农家的生产费用,影响农家的扩大再生产与技术更新。为了“节省习惯上岁时无谓之酬应费用”,提倡俭德,改进会组织成立时节节省会。节省会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节省普通时节费用入手,逐步谋求重大节日的习俗改良。按照节省会的规定,入会者可以自行安排清明节的过法,但是,七月半、十月朝及年节必须在固定的日子里(七月半定为十四日,十月朝定为初二日),各家自行过节,不得彼此往来酬应。这一改变看来极小,但是影响却不容小视。据改进会的估计,全区全年节省之费,以极少数计,当在六千元以上。甚至还有估计认为“每年即可省去七千三百元”(165) 。
6. 剪发辫行动。男人留发辫是伴随清军入关而形成的一种习俗。男人留辫既不美观,也不卫生,还为日常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清朝灭亡、民国肇造,整个社会万象更新,人们竞相剪掉发辫以示庆祝。然而,由于农村相对闭塞,一些遗老遗少往往拒不剪辫。1928年春,改进区内曹世荣茶馆前人声鼎沸,门口站满了人,原来是改进会负责人正在给拖着清朝留下来的长辫子的老人剪辫子。(166) 民国建立十六年后,遗老们的封建余韵才在徐公桥这样的农村消失,这固然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但与改进会的推动也不无关系。
三 加强青年训练
青年是农村的中坚力量。青年人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如果能够把农村中的青年人团结起来,激发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传授他们振兴农村的本领,真正把他们调动起来,那么整个农村必将呈现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整个改进事业亦将随之长盛不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造青年的成败决定着改进区改进事业的成败。徐公桥乡村改进会非常重视对青年的训练,除了在日常的各种工作中时时加以留意外,主要通过建立青年服务团和小青年服务团加以强化。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青年服务团创建于1932年,“以集合区内青年,用严格之训练方法,鼓舞其向上志气,锻炼其强健体魄,涵养其优良德性,并增加其合于实际生活之知识技能,俾成乐于农村工作之健全国民为目的”。青年服务团团员分为三种:名誉团员、特别团员和普通团员。名誉团员是由服务团团长推荐改进区内有名望学识及对于青年服务团事业热诚赞助者加入。特别团员主要是改进区内的行政人员、党部领袖及学校教职员。普通团员是青年服务团的主干,凡是居住在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内、年龄在18—25岁、体检合格的男性村民均可加入服务团成为普通团员。普通团员需要按照规定接受训练。青年服务团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智育、德育、体育、生产、服务实习五方面。这些内容的设置紧密围绕服务团的宗旨,注意与整个农村改进事业的具体内容相结合。智育方面:本国文字之诵读与练习、文艺之奖励、常识讲习会、演说比赛会、做学旅行。德育方面:国庆及重要纪念日之参加、敬老会、共同储金、警备练习、团员入团式及退团式之举行、模范人物之服膺、服务道德之培养、同情心之养成。体育方面:国术训练、军事训练、寒天早起会、体育竞赛会、夜警训练、身体检查。生产方面:农事讲习会、副业研究会、农产比赛会、手工艺品比赛会、牲畜比赛会。服务实习方面:地方自治组织之参加、道路桥梁修筑整理之实行、街道及房屋之清洁、疾病灾害之救治与慰问、各种娱乐会之召集、通俗演讲之实施、各种公益事业之担任。青年服务团设正副团长、评议员、理事、教练等职员管理服务团事务。正团长一人,由改进区委员会从名誉团员中推举,主持服务团的一切事务;副团长二人,由改进区委员会从小学校长及乡镇长中推举,协助团长工作,团长不在时,可代理之;评议员九人,由团员直选,组成评议会,为服务团的立法机构,参与审议服务团的预决算、负责事业计划大纲及各项规章制度的订立与修改等事宜;理事、教练由团长选任,无定额,秉承团长命令,分别具体处理本部事务、实施训练计划。服务团下设多个分团,其职员设置基本和总团一致,只是不再设立评议会。这种职员设置充分重视团员权利的行使,有利于培养青年团员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为改进区向自治实验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167)
徐公桥中心小学区小青年服务团是继青年服务团之后成立的又一个青年训练组织。该团的宗旨在于培养儿童服务、尽责等习惯,并且教给他们日常需要的知识、艺术,以期他们将来成为善良有为的合格国民。小青年服务团设在徐公桥中心小学,改进区内的其他小学校均设有分团。团员包括两种:预备团员,各校三四年级学生、年龄在10—17岁、品性驯良、经校长认可的均可入团成为预备团员;正式团员,预备团员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即可成为正式团员。除了不举办生产方面的活动外,小青年服务团的服务内容与青年服务团的基本相同,也包括智育、德育、体育、服务实习几方面。但是考虑到小青年服务团成员的年龄较小,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小青年服务团的活动种类明显少于青年服务团,如体育方面,小青年服务团只有健全体格训练、体格检查、夜警训练和竞赛会。至于职员设置,小青年服务团和青年服务团也是基本一样的,不过,小青年服务团的团长是由学校校长兼任的,教练及评议员是由团长聘请的。由于小青年服务团在实际上充当了青年服务团的预备役组织,因此,它的各项安排较青年服务团的更加细致周到。例如,《徐公桥中心小学区小青年服务团初级课程训练纲要》详细规定了小青年服务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民主义、总理事略、改进会意义及事业概况十大信条,以及服务团的讯号、操法、徽章、礼节等共17项内容,甚至详细到规定讲授三民主义要包括什么叫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内容、民生主义的实施方法等。改进会培养青年、改进农村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168)
对于徐公桥教育改进的成绩,时人或谓之“成绩优异”,或赞其“人无不学乐陶陶”。(169) 曾于1930年在徐公桥乡村改进讲习所学习过的阮南田先生有这样的评价:
几年来,在农村改进区教育部的指导下,改进区的各小学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扩充,由于面向了社会的实践,沟通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增强了教师和农民间的友谊。村民对学校和改进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寄予了无限的信赖。
与此同时,民校学生和一般村民受到改进会各方面的教育与熏陶,思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品性也受到了相应的感化,彼此间和睦共济,互帮互学,个个心情舒畅,面现笑容,充满了平和、康乐的新气象。(170)
改进区教育改进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究其根本在于改进会找到了一条符合农村教育改进的道路。
江问渔先生在论及改进区普及教育时假设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真要抓住乡下一位种田的朋友,硬教他读书,说:“这是和你的生活有关,你如若不读书,便不能识字,不能看报,不能吸收种种知识,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公民,你的‘人的生活’,便不能圆满。”
他听了之后,一定是现出很怀疑很焦虑的态度答道:“先生的话,不错啊;可是,我收的粮粟,不够吃,老婆小孩子,光着身子,要穿衣服,没有钱去买布,又怎样办呢?照你先生说,读了书,能识字,看报,够做一个公民,就可以有衣穿有饭吃么?并且还要请教先生,是不是一到了公民程度,一有了公民资格,就有人来给我们衣服穿,给我们粮米吃呢?”(171)
黄炎培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出:“乡村经济,……农友们眼光里,怕要占第一位,他们总想学堂是有了饭吃的人才得进去。要使我们没有法子在他们的生活上,尤其是生产上,增加些利益——至少减少些损害,随你讲多么好听的话,全不中用。”(172)
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农村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依然是广大农村居民的迫切要求。无论是农村改进,还是教育的推广、普及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职教社的“富教合一”无疑是适合当时农村实际的一条正确道路,这种富教合一不仅仅是指在农村改进中要将发展教育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把农村改进看作一个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也意味着在每一项具体的改进事业中要兼具两者。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教育改进正是紧紧抓住了经济生产这个关键,始终围绕经济生产展开工作,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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