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桥乡：经济建设的改进与突破

一　改良农业

根据改进会对徐公桥实验区的调查,该区50%的居民从事纯农业生产,25%的居民半工半农,20%的居民半商半农,还有4.5%的居民半耕半读,农业生产是该区农民的主要职业。因此,农业收入的多寡直接决定了该区居民的经济水准。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必须从农业入手。

徐公桥的农业生产并不能让人满意。首先,该区农作物种类单一,品种老化。根据1928年的调查,夏季收获作物中仅麦就占到了全区作物的70%,而秋季收获作物中水稻更是占到了80%。由于品种老化,麦、稻的亩产量也十分有限,水稻平均亩产550斤,合米1担2斗,麦平均亩产1石。其次,农民的耕种方法相对落后。“本区农具,全系旧式,对于耕种方面,殊感不便”,(52) 如小麦的生产与收获均是采用旧式农具。每年10月中旬,农民先用锄头、钉耙、犁耙将土地犁松,而后手工播种。次年5月下旬,再用铲刀收割成小捆,运到场上打落。原始的生产方法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却没有丝毫效率可言。据改进区农艺部主任杨懋青调查,该区农家平均种田25亩,“在农忙之时,颇感农工缺乏,因此农作物不能得充分栽培,农产减少”。他提出,“为增加农工,改良农产起见,非使用改良农具不可”。(53) 最后,病虫害的盛行也是当地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该地螟虫为害颇烈”(54) ,几乎年年发生;“麦之患黑穗病者,遍地皆是”(55) ;再加上棉花的卷叶病,“每年损失,约在万元以上,如此巨大之损失,而农民竟束手无策”(56) ,令人痛心。

针对上述不足,改进会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当地农业进行了改良。

1. 推广优良品种。

改进会对种子的改良主要以麦、稻为主,采用两种途径:一是指导民众选种方法,“每于收获之际,择产品之优良者,或令农民自行选藏,或由本会购买保存”;二是介绍良种,“代购各地优良种子,转售于农民”。(57) 改进会推广的新品种主要有金陵大学26号麦种、苏州改良稻种和江阴白籽棉种、山东的济南棉种。这些新品种产量丰、市场价高,深受农民欢迎。到实验期满,“推行金大二十六号小麦已达全区十之六七,收获量自八九斗增为一石四五斗,稻种改良亦知注意”(58) 。

2. 杀灭病虫害。

早在职教社与其他机构联合办理徐公桥农村改进事宜时,杀灭病虫害就成为当时的工作重点。徐公桥乡村改进会成立后更是把除害作为农事改良的重点项目来抓。改进会一方面通过民众教育、试验农场向农民介绍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另一方面派技术人员亲自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除害。为了彻底消灭稻田螟害,改进会发动群众将招病的稻根统统拔除、焚烧。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徐公桥“螟遂绝迹”(59) 。对于大麦、裸麦的黑穗病,改进会要求群众在麦作下种时,用碳酸铜粉浸泡麦种消毒。这一方法虽未能彻底消除病害,但是效果还是明显的。据参观者观察,“在区外,麦患黑穗病的,其成数实可惊,而区内,发现很少”(60) 。到实验期满时,黑穗病“已减少十之七八”(61) 。

3. 推广新式农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精良的农具,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只能流于口头。为了推广农具,杨懋青专门拟定了《使用新农具办法》。在办法中,他提出购买新式农具可以采取三种筹款方法:一是集股法,选择各村有志改良农业的农民,集股购买,每股10元,分100股,集资1000元;二是集款法,由乡村改进会“设法集款购买”;三是合作法,通过与农具公司接洽合作,或与热心农民合作购买。对于农具的使用,杨懋青也设计了四个途径:一是出借使用,改进会的所有新式农具,“均可借给村友试用,(打水机不在此例),概不取资,以利改进”;二是出租使用,对于打水机这样消耗大的器具,为了避免经济上的损失,采用出租的方法;三是轮流使用,“一切新式农具使用,应谋普及,使个个村友脑海里,都有新式农具的观念,明白此为改进农业之唯一工具”,但是,由于新农具所备有限,为了防止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可以采用轮流的方法;四是充分使用,即在冬闲的时候可以利用抽水的引擎,作轧棉花、碾米之用,以充分利用,补救购买上的花费。(62)

由于改进会的大力倡导与中华新农具推行所的赞助,到实验期满,改进区内的新农具大部分都“为职业教育社附设之新农具推行所之出品”,打稻机、砻谷机、打水机、碾米机、弹花机等新式农具“已推行有效”。(63)

4. 举办耕牛比赛。

新农具的推广固然重要,但是限于财力,大部分农民还得依靠原有的农具。改进区多为水稻田,耕牛尤显重要。为了使群众重视耕牛健康,提高耕作技术,同时也是为了提倡家庭畜牧业,改进会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耕牛比赛。比赛“不独评判牛身之优劣及畜养健康等事情,并试验各种耕法及新农具之应用,以引起农民改进农业之兴趣”。由于凡是改进区群众所养的耕牛均可参加比赛,凡是参加比赛的均可得奖,农民们的参赛兴致非常高,每次的耕牛比赛“出席黄牛、水牛总有一百余头,参加者数百人”(64) 。改进会借耕牛比赛推广农业改良的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31年4月4日举行的耕牛比赛有132头耕牛参加,吸引了600余民众,连昆山县政府、建设局也都派有代表参加,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二　提倡副业

在步入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男耕女织、农副业并行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现象。然而,到了近代,大量的机器制造品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市场,并逐渐渗透到农村。外国货物物美价廉,很容易在土洋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农村原有的家庭副业迅速走向衰落。中国农村副业的衰落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代表其在农村经济中无足轻重。相反,家庭副业生产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农村经济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农业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经济活动,农民并非整年忙于农事,他们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农闲。例如,以每月工作的总时数为标准,徐公桥农民一年12个月中除了5、6、9、10月四个月的工作量达到100个小时外,7月约为80个小时,11月约为70个小时,4、8月约为40个小时,3月约为30个小时,2月仅约为20个小时,12月仅约为10个小时,1月才约为5个小时,农民农忙时间不过就四个月,大量剩余时间的消耗必须借助于手工业、畜牧业及商业等家庭副业生产来弥补。此外,由于中国农业还基本停留在原始的靠天吃饭阶段,一旦遭遇天灾,农民就会颗粒无收,衣食成忧。要想摆脱被动的局面,真正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家庭副业在平常的年景可以补助家庭收入,到了天灾为患、收成无望的时候,它更可以成为解救农民生计的关键所在。再者,随着近代农事改良的实施,农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发展家庭副业又成为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所以,凡是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家庭副业生产必然具有相当好的基础,副业依然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历史上长江三角州地区之所以成为经济富庶之地,正在于它的家庭副业发达。然而,步入近代,由于地处开放口岸,长江三角州地区的农村副业最先受到了西方洋货的冲击,家庭副业渐失往日的繁华。据职教社1929年初对整个昆山县的抽样调查统计,该县有副业家庭仅仅占到26.7%。(65) 具体到徐公桥镇,赵叔愚在对其进行专门考察后指出:“该地农家副业极不发达,如蚕丝,养鸡,养蜂等副业,均饶有提倡发达之机会。”“宜调查当地可供利用之原料,使男子于农暇时,亦可制造简单适用之工艺品。并当按时举行农产工艺品展览会,以资观摩比较,而收促进之功效。”(66) 根据赵叔愚的建议,改进会成立后便针对改进区的具体情况,大力提倡家庭副业生产。

第一,提倡养鱼。徐公桥属于江南水乡,区内河道纵横,具有养殖鱼类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养鱼的农户不在少数。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常识,农户大多放任自流,既不懂得施以饲料,又不知道加以保护,因此获利很少。为了提高养鱼农户的经济效益,改进会专门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昆山畜殖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派技术人员到改进区指导农户养鱼。改进会的提倡加上技术人员的指导,改进区农民“养鱼之兴趣,益见浓厚”(67) 。为了因势利导,改进会于1931年底筹集200元款项,组织成立了改进区养鱼合作社,专门划定了油车浜等两处水塘,投放鱼苗2500条进行养鱼实验。养鱼实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仅1933年就推广鱼池9处,全区投放鱼苗2万余尾。(68) 到实验期满,“至副业之推进,以养鱼最为发达,已有合作鱼池十三处”(69) 。改进会还要逐年推广,以期取得更大的效益。

第二,推广植树。种植树木既可以美化环境、调节气候,又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内的农民大多有植树的习惯,每逢春夏之交,改进区内到处绿树成荫。改进会成立后,同样重视推广植树。改进会每年的植树节都组织各个学校的师生成立植树队,带领农民进行植树;每年的民众运动会也要组织专门的植树活动。针对区内树苗供应不足的情况,改进会自辟苗圃培育良种,向农民无偿发放树苗。苗圃占地9分4厘,培育白杨、千头柏等树苗7312株,单是1931年植树节就向农民提供树苗1136株。甚至有的年份,苗圃上年培育的苗木还会分赠一空,供不应求。推广植树和养鱼一样成为改进会推进副业活动中“最为有利”的事业。(70) 到1934年7月,改进区农民的“植树兴趣,较六年前大进,平均每年增加树本三千株以上”。改进会苗圃分给农民的树苗“历年不下万株”。(71) 除了种植绿化苗木以外,改进会还推广果树种植。改进区内建有许多果园,这些果园不仅品种优良,培植方法上也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例如,改进会已经在果树种植中推广套袋技术。这种技术“一则可以防虫蛀鸟啄,二则颜色好,三则皮薄水多”(72) ,时至今日依然为一些果农所运用。

第三,推广良种鸡、猪。对于养鸡、养猪,改进会特别注意优良品种的推广。1930年改进会在改进区民众墓园旁设立了一所养鸡场,专门从事各种鸡品种的比较与改良。鸡场一方面大量繁殖新引进的产蛋率比较高的意大利“来格亨”种白色卵用鸡;一方面试验本地良种母鸡与“来格亨”种鸡的交配改良,希望通过对比,选择出产蛋率比较高的鸡种。经过试验,改进会决定从1931年春开始推广比较优良的“来格亨”种卵用鸡。为了提高农民更换鸡种的积极性,改进会依然先行选择一部分农家进行表征实验。改进会向这些农家提供优良鸡种、饲养器具,派专人指导他们饲养方法。这些农家的家禽饲养很快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出现打消了广大农民改良鸡种的顾虑。据统计,仅1931年的2—4月,改进会就推广了427只“来格亨”种卵用鸡,从最初的2月一个月仅仅推广32只,到4月一个月推广342只,农民改换鸡种的热情不断高涨。除了“代办种鸡及种蛋”,推广优良品种外,改进会养鸡场还“指导饲养的方法,鸡舍的设计,杂具的制作;组织鸡蛋运销合作社”,尽可能地替改进区农民解决养鸡中出现的一切问题。(73) 和改良鸡种一样,徐公桥改进区推广养猪也十分重视猪种改良,通过引进和推广外国的优良猪种,取代本地劣质猪种,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在改进会的积极扶持下,到实验期满,实验区中农家饲养的基本上都是优质的“来格亨”种卵用鸡,且平均每家农户养猪数不止一头。农民通过养鸡、养猪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www.xing528.com)

第四,提倡家庭纺织,进行土布改良。江南地区素有纺纱织布的传统,但是,由于农民不重视技术革新,其产品花色单一,根本无法与西方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纺织品相媲美。有鉴于此,改进区经过周密筹划,举办了一次土布展览运动会,展示各种花色的土布,由到会群众评分优劣、去劣存精。尔后,改进会根据评选结果派员去各家指导改良。经此示范,徐公桥土布在“花色方面,改良不少”(74) 。为了配合土布改良,改进会要求“会里干部和区内各分会的办事员、教师也一律穿着本地土织的衣服,推广全区,形成一种俭朴的风气。由于全区不买洋布做衣服,估计每年可节约8000元以上,这个数字,在当时认为是相当大了”(75) 。1934年实验期满之前,改进会还在积极集资,准备兴办一家小规模的土布厂,以便进一步改良土布的花色品种。此外,徐公桥乡村改进会还举办过几期家庭工艺训练班,招收青年妇女进班学习花边和刺绣,学成后每月发给材料,组织她们从事家庭工艺品生产。这样,她们每个月也可增收七八元。

第五,推广养蜂、养蚕。这是改进会推广失败的项目。如前文所言,在改进会开始推广副业前,赵叔愚先生就把养蜂、养蚕想当然地当作了改进区农民增收的一个途径。改进会成立之后“鉴于养蜂之利”,专门成立了养蜂场,购进两箱意大利黄金种蜜蜂和一箱土种蜜蜂,进行试验,准备大力推广。“在夏秋二季,蜂之活动,尚觉满意。一至冬初,渐现呆滞之象,所有储蜜,亦日见减少”。这是因为该地冬季很少有开花植物,根本不能提供足够的蜜源,蜜蜂活动自然迟滞。改进会只能“用糖浆饲之,勉强度日”。经过这次实验,改进会不得不承认“区内蜜源缺乏,实不宜养蜂”。(76) 养蚕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蚕丝因无桑园,故难提倡”(77) 。改进会推广养蜂、养蚕失败说明,改进农村只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任何想当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幸运的是,改进会在副业推广中也采用了类似农事改良的方法,在推广之前,先在自办蜂场里进行试验,从而确保了能够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农民的更大损失。 

三　推广合作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最早成立的合作组织是借贷合作社。1928年初夏,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区内一般没有力量的农民自从插秧以后,天天在田里工作,但其结果除了纳租和一切开支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生活实在痛苦。推其原因,“就是没有力量购买肥料,以资农产,终为经济所限制”。即使那些较有力量的农民,“不是受高利借贷,就是押当,或者将小麦籴换,所得价钱,亦为奸商所压低”。农民的经济“真所谓‘入不敷出’,困难极了”。(78) 为了用低利借贷的方法救济农民,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组织农民在1928年7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借贷合作社。

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借贷合作社以“流通农民经济,增加生产效能”为宗旨,凡是居住在改进区的农民,只要身家清白、无不良嗜好、有正当职业、经合作社执行委员会审查合格的,都可以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由于当时合作社没有基金,无钱可贷,贷款是向职教社借的,仅为500元,因此,合作社最初对放贷条件规定得比较严苛:借贷周期仅为5个月,贷款额以农家所种田亩数为标准,贷款用途限制在“专作农民以购买肥料为限”。(79)

虽然合作社的放贷条件相对严苛,但是,由于当时农村金融极度匮乏,合作社的放贷迎合了群众的需要,加之利息较低(仅7厘),合作社的举办还是受到了农民们的热烈欢迎与积极配合。据统计,1928年7月26日借贷合作社正式放款时就有98户农民借款,借款人中有63岁的老者,也有11岁的孩童。借款人均为佃农,耕种田亩最多的有45亩,最少的仅为2亩,借款额为2—10元不等。到了年底,农民们“一律归还,绝无拖欠”(80) ,表现出了极高的信誉。

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借贷合作社先后举办9期,借出款数从每期500元增加到1000元,累计放贷8000元,轻利薄息,极大缓解了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因资金不足出现的生产困难。

继借贷合作社之后,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又组织成立了徐公桥乡村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成立于1929年6月,其宗旨:“以社员联合信用,向社外借贷于社员,作正当之经济用途,及使社员得储金之便利。养成社员俭朴自助及合作之精神。”(81) 其业务主要是办理存款、放款、代理收付款项,以及其他关于社员之公共事业。由于这次的信用合作社被定位为“正式信用合作社”,不仅要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还要通过合作社培养社员的自治能力,因此,改进会对信用合作社社员的资格、入社和出社,以及合作社的组织安排、盈亏处分都有严格和详细的规定。村民只有“年满二十岁以上,居于家主之地位。有正当职业。品性纯正,行为忠实。无不良嗜好”的才有资格申请加入信用合作社。农民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之介绍,全体社员之同意,署名于本社章程,始得入社”。入社时,每个社员还得至少认购社股一股(每股一元),定期一次缴清。关于社员的出社,社员可以自请出社,但是“须于六个月以前,通知社务委员会,其社股须于出社年度营业结算后,始得退还本人”。社员如果不遵社章,丧失信用,或者不再满足入社资格要求,合作社理事会有权先行停止其各种应享权利,然后提交社员大会将其除名出社。对于合作社的组织安排,《徐公桥乡村信用合作社简章》规定,信用合作社设理事会、监事会两部。理事会由五名理事组成,任期三年,“负经理社务之全责,对外代表本社,理事会得就理事设会计一人,负保管银钱及登记账目之责,书记一人,管记录文件事项”。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任期两年,“有监查社内各种事务及财产状况之责,每半年至少须查账一次,对于理事之执行业务,有监察之权”。理事、监事不得兼任,均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员大会“对于社内事务,操最高之表决权”。社员大会不仅有选举理事和监事的权利,还有审查合作社预算、决算,讨论营业方针,决议进行事项,承认或开除社员,处理一切社务纠纷和修改社章的权利。对于合作社的盈亏处分,《徐公桥乡村信用合作社简章》规定:“本社每年结账后,于纯益项下,应提百分之二十,作公积金,按期存入农民银行,或其他殷实金融机关生息。”合作社每年的纯益“除提付公积金外,其余以百分之七十,按借款者应付之利息,分配于借款人,以百分之三十,作发展本社事业区域内合作事业费”。“如有亏损,除将公积金社股金抵补外,不足之数,由全体社员负责清偿”。同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借贷合作社相比,这次的信用合作社所有权属于农民,最高决策权在农民,盈亏与农民直接挂钩,真正体现了合作社的内在要求。

徐公桥乡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由江苏省农民银行提供,该行是民国时期最早成立的合作金融机关。由于有了坚强的资金后盾,信用合作社在放款用途及数目、期限上放低了要求。“放款以贷于社员作合于正当用途为限,放款数目及期限等,由理事会议决之”(82) 。此举受到群众的欢迎,合作社“事业蒸蒸日上,信用著于全区”。到实验期满,信用合作社社员已由成立之初的 12人增至467人;股金由50股、100元增至252股、1780元;(83) 发放贷款也由原来的2212元逐步增长,到实验的第五年已变成每期5000元,一年两期,信用社先后举办9期,共发放贷款26000余元。(84)

当然,徐公桥乡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绩并不能让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完全满意,他们认为合作社还有三个方面需要改进:“以三千五百余之民众,入社者,仅四百六十七人,受实益者,可谓微之又微,此宜补救者一。只有借款,而无其他业务,合作竟同合借,此宜补救者二。每届借款,粥少僧多,难以普遍调剂,此宜补救者三。”(85)

针对这些问题,改进会提出:“逐年在各分会内单独成立一个合作社,而业务以生产为先,储蓄为辅,借款乃一种补助事业。对于全体社员,更宜时时加以相当之训练,俾数年之后,多数民众,均得为社员,且人人能生产,能储蓄,并人人为健全之公民。”(86) 方针既定,改进会先后于1933年1月在第一分会区成立珠翠合作社,4月在第六分会区成立有光合作社。然而,新成立的合作社并没有实现改进会的原定目标。珠翠合作社仅仅办理“信用借款、公共储押”,近半年时间不过吸引社员75人,股金150元。有光合作社虽“以举办一切合作事业为宗旨”,最初也只有22人入社,股金500元。(87)

除了上述合作社以外,改进会还在1931年12月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合作养鱼;1933年3月成立了花边合作社,教授并代销花边。然而由于“办法太觉枝节”,最终都分别归并信用合作社了。(88) 此外,改进会还举办了合作碾米厂、砻谷机厂和肥料合作社,前两个厂里,“每天有不少农民送去糙米和谷子,依次要求碾砻轧白,两厂营业,从未间断”(89) 。肥料合作社使当地农民“不致再像以前向店内欠账,付二分钱的重利息”(90) 。

合作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举办公共仓库。改进会在工作中发现“每届冬季米价必较平时为贱,而农民需款既殷,不得不以贱价出售,待至来春,则以贵价籴入,此中损失,为数甚大”(91)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们决定组织农民成立公共仓库,凡秋冬谷贱又需要用款时,农民可以用白米向仓库典当借款,等到春季米价增高时,再赎回出售。

1931年12月,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公共仓库在徐公桥镇正式成立。公共仓库设在乔家祠改进会医诊所的后面,一共三间屋,分为徐字号、公字号和桥字号。按照《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公共仓库办法大纲》的规定,仓库储押米粮分为两种方式:存库储押和保证储押。存库储押就是押户将米粮送公共仓库统一保管;保证储押就是押户请两个殷实保证人出保,经公共仓库派员查明认可,大米由押户自行存储,不必入库。典押大米必须是农户自家生产,每户押款不得超过100元。押款利息因人而异,会员不超过1分2厘,非会员不超过1分3厘。该年12月至翌年5月,公共仓库举行了第一期典押,全区共典米1004石,贷款7000元。由于农民典米时米价仅为8.7元,而赎出时米价上涨到12.8元,本期典米农民每石获利4.1元。1932年12月至1933年5月,公共仓库扩大业务,在珠翠庵、杨家角增设了两个分库,三处仓库同时举行典米,全区共典米1825石,贷款9000元。虽然“受时局影响”,本次典米价格上涨并不明显,但是每石还是增收1.5元,累计为农民获利2727元。(92)

由于“徐公桥的农民,对于储押仓库,很信任,也很拥护”(93) ,改进会随后又在固巷增设公共仓库第三分库,继续举办典米贷款业务。不过由于第二期的保证储押出了问题,仓库储押米粮改为只采用存库储押一种方式了。

从整体上看,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合作事业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此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资金的缺乏。一方面农村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大,银行不愿意过多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农村资金匮乏,农民将合作变为合借,需要大量资金,处于夹缝中的合作社很难有所作为,不得不充当银行与农民的中介。这种合作社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然,徐公桥合作运动的推行并非一无是处。信用合作社的建立改变了旧中国农村中高利贷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冲击了高利贷的盘剥,减轻了农民负担,还促进了城乡金融流通,活跃了城乡经济。合作社还具有改造农村社会的功效。通过合作社运动,农民们可以受到平等、民主、诚信、互利等观念的影响和熏陶,逐渐形成新的道德价值观,从而促使农村社会风尚发生改变。正是有鉴于此,职教社才满意地指出,改进会“经济之调剂,则以提倡合作为中心”,从而使“在此农村经济破产声中徐公桥区农民得免高利之贷款,人人终岁温饱,免于饥寒”。(94) “又靠了合作社经济的关系,无形中约束社员,日渐向上,嗜雅片的自然淘汰之列,(区内雅片绝迹)即喝酒和到区外赌博的人,也大形减少,这是合作社成立后莫大的收获”(95)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江恒源先生才把推广合作社作为农村改进的三个中心之一:“农村经济问题,如避免高利贷,购入廉价种子肥料农具,联合卖出农产品,不致再有人欺凌剥削。结合经营集团农场,采用科学的新方法等等,皆可凭借合作社之力以解决之。并且团体生活的练习,互助精神的养成,服务德性的增进,皆可于进行合作社时逐渐得之。”(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