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筹建计划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主持筹建的。职教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间职业教育团体,于1917年5月在上海成立。其成立的目的在于倡导职业教育,“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3) 。1925年8月,职教社领袖黄炎培提出“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的计划。在这份计划里,黄炎培提出:“乡村职业教育之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较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方里为度,其人口以三千至五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产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凡一区内有利之天产,则增益而利用之;所需要之物品与人事,则供给之。无旷土,无游民;生产日加,灾害日减;自给自享,相助相成。更如何养成其与他区合作之精神,以完成对省、对国、对群之责任。凡此种种,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时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担负为原则。划定办理期间与成绩标准,依次考核,试办有效,再推广于各地。”(4) 由是,该社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改进事业。他们在山西当局的支持下在该省境内选定了几处实验区。然而,由于“时局影响”,山西的实验最终归于失败。职教社成员“散归南北,觅地试办”。(5)

1926年2月,趁在南京参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会议之便,黄炎培代表职教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商定发起改进农村生活之运动”。(6) 5月3日,职教社邀请上述三家单位和东南大学教育科及农科等机关的代表汇集上海“议决合作条件”,通过《试验改进农村生活合作条件》,决定“试办农村教育,以期改进农村生活”。5月15日,根据《合作条件》“组织董事会,主持计划改进农村事宜”的规定,上述四个合作团体推举的代表于南京召开董事会成立会,决定董事会定名“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大会还通过《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简章》,选举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公推杨卫玉、唐御仲、赵叔愚、顾述之、冯梯霞五人组织调查设计委员会,勘定地点,规划进行。

“当时决定划区试验办法以后,对于所要选择的地方,曾经揭出四个条件,以为选择的标准:一、 交通便利;二、 地方无极不治安的情形;三、 地方有领袖人物,可以帮同办理;四、地方人民财力,足以自给。”(7) 按照这一标准,调查设计委员会在沪宁路一带展开调查。经过反复调查比较,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以江苏昆山县徐公桥为第一实验区。

一　徐公桥地区的基本状况

“徐公桥”本来是一个桥名。据桥下石碑记载,该桥“建于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八月,重建于明朝正统九年三月,又于天启二年四月,复又坍颓,即于是年仲冬复建。至大清嘉庆十三年五月,适逢夏雨连绵,水涨壅塞,致又坍毁。此系通衢要道,岂容坐视?是以公等奉公舍己……特命良工,重为建立”(8) 。又,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载:“徐公桥跨徐公浦,在菜区北四图,嘉庆十四年,里人重建,二十五年,里人重修。”(9) 根据因桥名地的原则,人们把当地命名为“徐公桥镇”。

徐公桥在安亭镇西3里处,距离安亭车站约有6里,河道纵横,交通极其便利。全境完全是低平原,地土肥沃,其中水田居多,约占全区面积的90%,旱地仅居10%。据调查者估算,全区人口总数应在2500左右。也有另一种估算:“三千有零,与前说二千五百名口虽不无出入,然二者均由推测而得之结果。”该地区人口方面变化不大。虽稍有增进,多属于自然生育的;外迁之民不多,移入者也很少,基本上可以说是“固定无变迁”。

徐公桥镇为乡区的中心,总计有杂货店3家、茶馆3家、酒店2家、米店2家、理发店2家、豆腐店2家、药店1家、肉店1家、染坊1家、砻坊1家、木匠店1家、官盐店1家,共计20家。这“二十家系商户,其余居民几全系业农者。因人工极感缺乏,故多系自作农,为人作长工者亦绝少,偶有佣工,亦均系短工”。

农产方面主要作物是稻、麦两种。两种轮种,春季收麦而秋季获稻。小麦产出有90%要输出,仅留10%自用;稻产则以自食为主,仅30%外售。故可谓之“农利在麦,而民食在稻”。此外,旱地也会种棉、豆等作物,但其面积仅占10%,不为该地区的主要农产。

徐公桥地区凡有田二三十亩的农家多喂养牛一头,猪四五头,鸡二三十只。牛为耕作之用,鸡为产蛋之用,猪则不为食肉,主要用于产肥。因为该地区“基本肥料”为河泥与紫云英,除此之外便是猪粪及人粪,化学肥料甚少使用。该地区“种桑养蚕之家极少”,“果品仅有西瓜,然种者亦不多,菜圃则家家有之,多则二三亩,少亦一亩”。

徐公桥地区“不闻有水旱天灾。盖雨量充足,灌溉便利,旱既不成问题。而沟渠纵横,过量之水随时顺流排泄而去,故水灾亦绝无仅有。至于为害较烈之昆虫则当推螟虫一项,其他亦无所闻”。

经济状况方面,该地区80%的农户属于佃户,“然此项佃户并非纯粹的,乃小地主而兼充佃户者。盖自作小农有地,而不敷耕作,乃兼租他家之田少许以为补充。故此百分之八十,实系小地主而兼充佃户者。至于所谓地主亦非绝对坐食厚利之资本家,而为田地较多之小农,故除将剩余之田地租出外,自家尚留少许耕作,以自食其力。地主既同系居住本乡之农民,所有收租等事均可亲自经理,无须假手于人”,并且,“收纳租金者不多,仅占百分之一二十。纳租谷者较多,约占百分之七八十。然纳租仅就稻米一项有之,其他农作物,如小麦等均完全为佃户所有,地主并不过问。地主除地亩外且须供给灌溉需用之水车于佃户”。“地主与佃户之间感情极融洽,绝无丝毫阶级间之恶感”。

该地区五口之家只需种田20亩即可谋得丰足的生活。“极贫之户绝无仅有,而多数均系小康之家”。农闲时男子“颇有出外做小生意者”。农民借贷人数约占40%。借贷用途多为购买种子、肥料、农具、田地等。利率平均一分半,最低的一分二,最高也不超过二分。其他用途则为结婚、丧葬等,前者比后者要多很多。至于债主多是本乡比较富裕的农民,该地没有专门以放利债为业的。(www.xing528.com)

徐公桥地区由他处运入本地的货品多为洋油、豆饼、杂货、草帽、雨伞等,输出的则只有稻米、小麦两项。小麦最多,稻米次之。全部农民中有60%的在收获后“即须将所有之农产出售”,由此可以证明贩卖合作组织在该地“实属急需”。

教育方面,徐公桥镇设有安亭乡第三公立小学,共有学生110名,其中男生居多,女生仅有20名。教学程度仅局限于前期四个年级。学生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6岁。平均每生每年需花费720元。全区曾受中等教育的有30人左右,但“升学者并不多”,继续升入大学的仅8人。徐公桥区还有私塾3处,多的有学生十二三人,少的有七八人。徐公桥镇西3里处还新建教会小学1所,但是在实验前并未正式开学招生。该乡成人识字的不多,仅占到25%,其中能写的又不到50%,“平民教育尚未提倡”。

徐公桥地区农民的房顶多覆以茅草,墙则用砖,外加竹篱笆,以防止盗贼入室行窃。屋内地面均是土筑,并无地板。窗小而且少,空气不是非常流通,居住条件不佳。夏秋季节蚊虫不少,苍蝇更多。据当地居民反映“农民不知卫生”,此语“可表现卫生状况之一般”。

娱乐风纪方面,该地赌博有麻雀牌,多在茶馆内举行。吸鸦片烟的也有,全乡有30多名。“本乡所最感缺乏者乃正当之娱乐”,每年虽有春社、秋社,但“演剧、出会均无有”,“不能满足农民娱乐方面的需要”。据当地领袖人物说:“闷的了不得,也不过抬个菩萨来,大家吃一顿就是了。”缺乏由此可见一斑。

其他方面,徐公桥乡组织有自卫团“维持秩序,抵御溃兵,战后办理清乡”。自卫团有团员40名,均为有身家的良善商、农志愿者。徐公桥还设有电话与县城及各乡互通消息,并筹建了自卫团办公处一所。(10)

二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成立

通过以上对徐公桥风物人情的大概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其还是具备董事会提出的候选条件的:首先,徐公桥“境内田畴交错,水道纵横,风景极佳,对于外界交通,也甚便利”(11) 。徐公桥距离沪宁铁路安亭车站约6里,距离安亭本镇约3里。其次,该地“民风纯厚”(12) ,互助风尚盛行,“一家得力的人生了病,稻麦下种时,不能去种,收获时不能去收;这个时候,他们的邻居,一定要争先恐后,合力同心,替他去种去收。这种情形,在他们看起来,已成为天经地义,行所当然”(13) 。并且,该地有地方保卫团“持械防御”,社会治安也相对稳定,(14) 虽未必能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家家安居乐业,鸡犬不惊”。(15) 再次,该地领袖如蔡望之曾做过江苏省议会议员,“清刚正直,名振一时”,他从职教社最初派员到徐公桥起,“无事不予以相当的帮助。他的弟弟蕴之……当然遇事更能为会帮忙”。“中华职业教育社,最初敢于放心放手,在这一个地方试办改进事业,可以说完全是因有蔡先生及其他诸位先生”。(16) 最后,徐公桥具有很好的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该区域大部分“系低平原,地土肥沃”,宜于稻作,境内还有徐公浦横亘南北,吴淞江环绕于南,“河道纵横,交通极便”(17) ,并且本地区常年低温,气候适宜,因此农业发达,出产“甚丰厚”(18) ,基本符合董事会的第四点要求。

1926年7月5日,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再次在南京开会。经过讨论,入会者认为徐公桥符合董事会的要求,议决以其作为第一实验区。同年10月,徐公桥联合改进农村生活事务所正式成立,聘李企常、程寿安为干事,常驻徐公桥办理一切。同时公布《改进农村生活事业大纲》。但是,由于“时局与经济关系”,1927年春,除职教社以外的其他团体纷纷退出,这次实验未能持续多久便陷于停顿。

1928年4月,职教社独立负责,重新恢复徐公桥的改进实验。这次实验持续六年之久,在组织、经济、文化、教育、保安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人们了解职教社农村改进工作提供了一个完整个案。而自“中华职业教育社帮助徐公桥改进乡村后,江苏各地纷纷起而仿效”(19) ,徐公桥改进实验也拉开了整个长江三角州地区的农村改进运动。

设立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开长江三角州地区农村改进事业的先河,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就是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嚆矢。陈序经在他的《乡村建设运动》里不止一次指出:“近来有好多人,一谈起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往往就会联想到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而一谈到这个运动的实验工作,又多会联想到晏阳初先生所指导之下的定县工作;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种理论既并非始自邹平的梁漱溟先生,而这种实验工作也非始自定县的晏阳初先生……然而严格来说,所谓乡村建设试验最先成立的,好像要算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东南大学农科,在江苏昆山所合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区。”(20) 他还说:“好多人都以近代乡村工作始于定县翟城,而山西继之。可是前者无论在工作上,在影响上,在地理上,范围都小,而后者却偏于地方行政方面。其足以代表这个运动的整个方面之较早者,要算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山所办的徐公桥实验区。”(21) 职教社的江恒源也指出:“说到乡村改进区的由来罢:最初发起设立的,要算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了。”“自有徐公桥改进区以来,各方面创办这一类事业的,风起云涌,着实不少啊!”(22) 沈光烈则言:“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之初,对于是项事业,早先注意,民国七八年,即有农业研究会之组织,调查进行,不遗余力。至民国十五年创办徐公桥改进区,乃为试验实行之嚆矢。推动以后,情况殊佳,各方闻风响应者甚多,一时蔚成空前热烈之农村复兴运动,全国农村改进机关普遍皆是,实开农村教育史上之新纪元。”(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