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学团与乡村改造的新路

晓庄被封,陶行知也被通缉,他被迫东渡日本,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自己倾注极大心血的未竟事业。然而,杰出人物的可贵之处往往在于他们能够身处逆境而更思进取,善于将诸多不利因素转化为成功的动力。出于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避难日本的半年间,陶行知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读书、研究之中,不断思索着中国教育及中国社会的出路。等到国内政治形势稍有缓和,陶行知便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重新迈上了改革中国教育、改造中国乡村的探索之路。

一　工学团理论的建构

1932年5月21日,陶行知应《申报》之约,以连载的形式发表长篇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小说通过讲述敲钟的钟儿与下乡的师范生朱先生在古庙办学的故事,具体描写了古庙村生活与教育相结合、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的情形,形象解释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以及“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等教育主张,向读者们展现了一幅全新的乡村生活景象。在这部小说里,陶行知借用朱先生和钟儿的对话,首次提出了“工学团”的主张。小说中,朱先生和钟儿办起了一座“森林似的大学校”,围绕给学校起名字,朱先生说道:“古庙不是一个平常所谓之学校。……我们在这里所办的虽是一个小学堂,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堂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我们这个集团是含有这三种意义。你可以简称它为‘三一主义’。你还要知道这三种意义是贯彻我们整个的集团的生活。它与平常所谓工读学校是根本不同。工读学校是半天做工,半天读书,工自工,读自读,不相联串。我们这小小实验是将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我要把它成一个学堂吧,便难免失掉生产与社会的意义。我想不称它为学校。”他问道:“古庙工学社和古庙工学团这两个名字行不行?”钟儿回答:“古庙工学团更合我意。团字含有团结或集团的意义。社字比较宽泛。中国社会之大病就是一盘散沙,惟独集团的生活可以纠正这个毛病,并且可以发挥出众人的力量来。”(84)

工学团主张提出后,陶行知通过一系列文章对其概念、组织及开办法进行了论述,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什么是工学团?陶行知在《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中对乡村工学团做了这样的定义:“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85) 在《普及平民教育》中,他进一步详细解释道:“‘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要一个个小工场、一个个小学校、一个个小社会,都能包含着生产和长进的意义,包含着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务必要使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能力的新细胞。”(86) 陶行知还从工学团与工厂、学校及民团的区别的角度对工学团的概念做了说明。他说:“工学团是什么,工就是劳工,学就是科学,团就是团体。如果有外国朋友问起来就告诉他是Worker Science Union。说得清楚些,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说他是学校,他有工与团,不象学校,说他是工厂,他有学与团,不象工厂,说他是民团,他有工与学,不象民团。所以,工学团可以称为三不象。”(87)

对于工学团产生的原因,陶行知在《教育的新生》一文里通过对传统教育的深入揭批,分析了工学团产生的必然性。他说,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是对立的,“传统教育者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为教育而办教育,在组织方面便是为学校而办学校”,“为学校而办学校,它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训”,“教训藏在书里,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接着指出,这个时候“改良家觉得不对,提倡半工半读,做的工与读的书无关,又多了一个死: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工学团乃被迫而兴。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集团,它的目的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团不是一个机关,是力之凝结,力之集中,力之组织,力之共同发挥”。(88)

至于在哪里组织工学团,陶行知认为工学团可大可小,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个人的村庄、监狱,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但是,工学团的重点依然放在乡村。“工学团为什么办在乡村里?工学团是为农人服务,帮助农人解除痛苦,帮助农人增进幸福。这是从晓庄到这里一贯的方针。”(89) 此外,“中国的乡村是新教育之新大陆。它是工学团最好的育苗场。园丁就在苗圃里连带培养。我们开辟一个苗圃便培养一批园丁。这些园丁便可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尽头。传统教育没有普及,正是我们普及工学团的绝好机会。等到中国一百万个村庄,个个都变成了工学团,那末,依整个的中华民族算来,百人中是该有八十五人个个生产、个个长进、个个平等互助自卫卫人了”(90) 。乡村为工学团事业的展开提供了大舞台,那么工学团的组建又为乡村带来了什么?陶行知提出,工学团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六大训练——普遍的军事训练、普遍的生产训练、普遍的科学训练、普遍的识字训练、普遍的民权训练、普遍的人种改造训练——“具体而微的在自己乡村里尽量推进,把自己的乡村,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一百万乡村联合起来,推进这六大训练,以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91) 。1933年9月16日,陶行知在与山海少年工学团团员谈话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工学团是为农人服务,帮助农人解除痛苦,帮助农人增进幸福。”由此可见,有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一样,陶行知提出工学团的设想也是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的改革,而是希望借助教育的改革,改造和重建中国的乡村社会,这是从晓庄到工学团的“一贯的方针”。(92)

由于工学团与乡村社会密不可分,因此陶行知最先关注的重点便是乡村工学团的组建。他提出组建乡村工学团要采用“与传统的方法根本不同”的方法:(一)　改变传统的学校与社会隔离的做法,主张以社会为学校;(二)　改变传统的生活与教育分家的做法,主张生活即教育;(三)　不再严格区分师、生界限,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相师相学”;(四)　改变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的传统,“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五)　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便是瞎做瞎学瞎教;(六)　主张“行是知之始”,反对“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七)　改变传统教育教少数人升官发财,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93) 其具体步骤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由发起人组织乡村改造社,掌管筹款、用人、指导事宜,同时认识本村真正农人。这里的本村真正农人是构成工学团的主体,专指“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陶行知强调,在发起人组织改造社的时候,必须牢记村外人在这一过程中“只处于推动、赞助、辅导的地位……推动的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动;赞助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助;辅导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导”,因此,要以认识、调动“本村真正农人”为目的,不能代替农民做得太多、太久。第二步,由真正农人产生董事会,接受改造社助款,聘任总指导,再由总指导聘任指导员。之所以要由真正农人产生董事会,是为了使真正农人成为工学团的主体,陶行知认为,“所以要有这一个条件,是防备这件重要事业,落在坏人的手里,作为个人利益的工具”。第三步,本村工学团经济独立,改造社得以此款创办他村的工学团。为了节省经费,工学团“以充分运用本村固有之力量为原则。凡新时代生活所必需而为本村所无的,才运用外来力量”。例如,房屋“以租借公共建筑物为原则,非到不得已时必不建造新屋”;实验农场“特约开通农友自办,不必买地”;运动场租用荒地开辟;自卫武器也集合本村原来就有的武器。陶行知认为,这样做“虽一时外观不甚整齐,但惟有肯下如此决心,才能打破装饰品的教育”。除此之外,还可以使开办费减到极少,有利于乡村改进事业的扩大。(94)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陶行知的工学团理论包含了对晓庄学校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更多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批判与升华。例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工学团突破了晓庄时期以学校作为乡村改进中心的局限,不再为“学校”这一形式的东西所束缚。晓庄时期陶行知一直强调“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虽然这一时期,陶行知已经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但细究起来,乡村学校作为乡村生活的改造中心,依然是将学校与社会生活区分开来,两者并没有真正地完全融合在一起。反观工学团理论,陶行知不再强调学校是中心,而是“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即学校”。据此或可认为工学团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陶行知教育改造中国乡村社会思想的又一次飞跃。

二　工学团的创建

工学团的组建工作由乡村改造社筹备会主持。该会由赞成工学团主张的人士组成,推举欧伟国、沈嗣庄、陈立廷、海斯、叶桂芳、丁柱中、陶行知组成执行委员会,具体主持工学团进行事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从选址入手的。按照他们的设想,试办乡村工学团的试验区最好应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一)　二里路以内,有五个小的村庄;(二)　交通比较便利;(三)　没有学校;(四)　有破庙、民房、公共建筑物可以租借的;(五)不在大上海发展的方向。1932年7月,陶行知指派晓庄学生马侣贤、郑先文、王作舟等人,按上述要求,分两路寻找合适的试验地区。他们从上海出发,一路沿着京沪线,经昆山、唯亭直抵苏州;一路顺着沪杭线,经过梅陇、莘庄、新桥等地找到松江。然而,由于“乡村农人不大明白甚么是学校,在他们生活里,没有感觉到学校的需要。所以有些农人听到办学校就摇头不理”,又因为没有熟人介绍,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农人都持戒备、怀疑态度,根本谈不上租房屋办学校,再加上“乡村空着的房屋不多,古庙虽有,但里面都供着菩萨,不愿办学校。有的驻着兵,更不能办学校”的原因,这两路都没找着理想的地点,最终无果而归。9月9日,寻找试验地区的工作峰回路转,王作舟等人在沿沪太公路寻找时,终于在离大场不到三里的地方找到一座古庙。这座古庙“算是孤庙,它站在一个平坦的草地上,门前场地空旷,大树几棵交叉。一条河浜横亘庙前,四面罗列着许多小村庄”,非常符合陶行知所提出的创办乡村工学团的条件。于是,参与选址的同志便迅速在周围地区展开调查,准备工学团的筹建。(95)

筹建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群众的抵触,他们不愿在庙里办学堂,认为这样会“吵得老爷(菩萨)不安宁”,会“有关一乡兴衰的”。面对挫折,创办工学团的同志们不灰心、不气馁,耐心细致做工作。他们在古庙附近的侯家租用了两间民房,带着医药用品(阿司匹林两盒、金鸡纳霜一大瓶、救急药水一箱、胶皮布一筒、硼砂一盒、纱布一盒)和娱乐设施(留声机一架、唱片十五张),用自己的“一颗忠实的心”开始了与当地农民的“接近”。他们“打开药箱,做了临时医生;开着留声机,引动了村中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听”。借助这样的方式,工学团筹建者们和当地农友“渐渐由陌生而熟识,不几天,生人都变成朋友了”。(96) 用陶行知先生的话说,“两年前(即1932年),我流浪在上海 ,跟随我的几个学生,也是穷光蛋,穷又不安分,还想办点教育,于是四个人背了留声机器,带了一点药,到宝山去,把留声机一开,乡下人就大家出来,听洋人哈哈笑,高兴得很。慢慢问他们有没有病,有病我这里有药,头痛送他一点阿斯匹林,打摆子就请他吃金鸡纳霜,结了感情,山海工学团就如此办起来了”(97) 。

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对此加以描述,是为了说明从事乡村改造工作,必须抓住农民的需要,从扎扎实实为农民带去实惠入手,取信于民,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不是依靠什么空洞美丽的虚幻承诺。同样在长江三角州地区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黄炎培先生也提到了这一问题。1935年8月14日,黄炎培应黎川实验区总干事徐宝谦教授之约发表《我之农村工作经验谈》,就自己“所认清农村工作的原则”做了说明。黄炎培写道:“我对农村改进的感想,从方法上讲,将累千万言不能尽。且因时,因地,因事,因人,随宜定制,万不可执一以概其余。若从原则上讲,则就我所认识,不妨为约略的贡献。且以为我所贡献,虽不敢自诩颠扑不破,如果依此施行,定然有效。不依此施行,定然无效。到农村去,第一要取得农民信仰,须先识得农民心理。农民所苦,贫第一。病次之。至于教育,乃是‘有饭吃’以后之事。先富之,后教之,足见孔夫子的主张老练。既懂得农民苦痛之所在,而欲就此下手,必须做出实实在在的事绩,使农民的确减免痛苦,万不可徒托空言。若能说而不能行,不但‘说’不足取信,即将来‘行’时,农民亦将不信其能有效。所以农村的工作,在没有‘行’时,以少‘说’为妙。”

黄炎培回顾了徐公桥改进区初创时期的具体工作方法:“吾们初到徐公桥,带怎么东西去呢?吾可以实说:就是一位医生,五百尊番佛。一位陆姓的医生,确有本领,真正是‘著手成春’。不但本区,连邻区都要聘他医病。有这样好医生,而又不要医金,连药钱都不要,农民那得不感激到五体投地呢?

“五百圆信用放款,先期定出章程来,借款人什么资格,什么用途,在若干数量以内,可以借给。人家二分三分息,我们只须七厘。可是到秋收时必须归还。如到期本息归清,以后可以再借。否则剥夺借款人资格。别处放款,到期不还者甚多,我们一律归还,绝无拖欠,是什么缘故呢?说穿了,其中关键,还是在我而不在彼。离还款期一个月以前,登门警告:一个月后要还款了。半个月以前,一星期以前,亦复如是。最诚实要算农民,他们本十分重视信用的。所苦者,万一忘记,或临时不及准备罢了。今不惜工夫,不惜脚步,一次二次三次的登门警告,农民即使无力,亦尽及另行筹借归还。以保留再借的资格,而况此种精神,尤足使农民非常感动?有等地方,放款以后,绝不闻问,何时收款,连放款机关自身亦毫无准备,还望借款人如期还款么?所以我说,关键还在我方不在对方。

“自从这两件事,发生了良好影响,一般农民认改进会是帮助他们的。他们背后评论改进会是‘做好事’的。有了这点信心,要什么,便什么。一切进行,势如破竹。大抵农民的信仰,取得固然不容易,但是取得以后,倒也不容易动摇的,而且他们有了信心,一事相信,百事相信。”

在文章之末,黄炎培深情写道:“我们相信,人类是情感的动物。尤其是农民特别富于情感。要他们这样,我先这样。要他们不这样,我先不这样。所谓‘尽其在我’。在我既尽,在人方面没有不跟上来的。”(98)

这些材料足以说明扎扎实实为农民带去实惠,取信于民是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对当前从事新农村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在得到当地农民朋友的接受、支持后,9月15日,陶行知亲自下乡指导创办乡村工学团事宜,决定以孟家木桥为乡村工学团团部,并以此为中心,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孟家木桥周围的大小村庄共27个,住户628家,人口3000多人。南面的村庄因离上海近,以种菜卖菜为业;北面和西面村庄,以种棉花为主。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陶行知决定先成立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一所,作为基地,以后逐渐向周围村庄发展,使各村都有一个以上的工学团。9月25日,马侣贤等人根据陶行知的指示,率先在侯家宅创办青年夜校一所,吸引44位青年农友参加夜校活动。10月1日,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正式成立。儿童工学团以原租定的房子为活动场所,聘请指导员4人、艺友2人,共招收团员24人。同时,工学团的小农场、木工场、袜工场、藤工场次第举办,团员也从24人增至48人。团员们一边跟随工艺师傅学习技术;一边在指导员的指导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由于孟家木桥附近的村庄处于宝山县和上海市的交界处,陶行知便于两地地名各取一字,将新创办的工学团命名为“山海工学团”。此外,陶行知以此为名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打到上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已关不住了,敌人即将入关侵占华北,侵占全中国。取名山海语义双关,意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祖国人民,收复一切失地,要日寇还我河山。”(99)

为了得到政府的承认,从而有利于工作的展开,乡村改造社筹备会执行委员会在山海工学团成立以后,由陶行知、沈嗣庄、陈立廷等人联合向宝山县政府提交了筹备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的呈文。在呈文里,陶行知等人提出:“乡村教育为建国要图之一,非实验无以确定进行之路线,立廷等历年研究所得,深信工学团为一最有效力之教育方法,亦即最有效力之乡村改造方法……本校实验即以工学团为中心……拟以余庆桥二华里内之村庄为初步实验区域……定名‘山海实验乡村学校’。”这一呈文以学校名义向政府提出申请,各项规定“与部颁私立学校规程之规定,尚无不合”,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成为合法的教育机构。名称的变化并不影响其事实上“工学团”的性质,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以工学团为中心”的规定中看出来,其校董会章程也清楚表明这完全是一个以农民为主导的团体。该呈文附有学校校董会章程,章程规定学校“设校董会,主持本校一切进行方针”;“校董会设董事九人,其中至少五人,由学校所在地之农人任之”;“校董会设董事长、副董事长、书记、会计各一人,由董事互选任之。惟董事长必须是真农人,方能当选”。学校校董会章程还规定了校董会的职权。例如,校董会有权规定学校的教育方针及进行计划、任免校长、核准校长关于任免人员之建议及审核预算决算等。这些规定完全不是一般的私立学校校董会所能做到的。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在批复呈文时有这样一句话:“该创办人等热心兴学,改进乡村,殊堪嘉尚。”(100) 这足以证明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绝不是一般的传统学校,而是试图沟通教育与乡村,着眼于乡村改进的团体,是“以学校为乡村教育建设之中心”的。它的办学精神“是从晓庄来的一贯精神”(101) ,完全是对陶行知通过教育改造乡村生活理念的继承与发扬。

借成功在政府备案的东风,工学团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1933年春,增设幼稚园一所,妇女日夜校各一所,并举办合作社,试验养鸡养蜂等事业,妇女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儿童工学团也次第成立。随着工学团渐成规模,原有活动场所不敷应用,因而又另租孟港、石阁坟两处房屋作为妇女工学团袜工场及养鸡场之用;租用沈家楼房屋三间,作为寄宿者宿舍之用。此时山海工学团已经发展到团长1人,工师10人,工头10人,工人116人,小工135人。11月,工学团进一步利用在政府备案的有利条件,与宝山教育局合作,在离孟家木桥西约二里处成立了一所萧场工学团。原有的青年工学团根据农友的生活需要在沈家楼成立棉花工学团,在侯家宅成立共和茶园一所。这时工学团“才算是成立雏形”。(102)

山海、萧场工学团成立以后,附近村庄受其影响纷纷要求加入,一切事业已非原有的两个工学团所能容纳,改造社执行委员会便因势利导,创设了红庙工学团、赵泾港工学团、尚家角工学团、沈家楼工学团、夏家宅工学团等。这些新设的工学团都和孟家木桥相去不远,原来的山海工学团便改为联合办事处,以为各工学团联合之枢纽。除此之外,上海地区还涌现出徐明清主办的北新泾晨更工学团,朱泽甫主办的光华工学团,方明主办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朱冰如主办的浦东女工读书班,等等。这些组织“尽管有的名称不叫工学团,其实质都是工学团,都是山海工学团的姐妹团,兄弟团;都是环绕着山海之光放出来的卫星,循着山海的轨道在运行旋转;都是在陶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培养起来的,都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体现与实践”(103) 。

三　工学团与农村生活改造

工学团在从事农村生活改造时“按所在地的需要,儿童方面的事业,设有幼儿团、儿童工学团;青年方面,根据青年从事的职业,分别组织,计有棉花工学团,茶园,各(合)作社等”(104) 。

幼儿团。陶行知一贯重视开办乡村幼稚园,工学团成立后,陶行知提出:“过去几年,我们在乡村摸了一下,可是工厂区域,我们还没有走进去呢。……现在我想在上海工业区办一个劳工幼儿园,作为我们倡办‘工学团’教育事业的一个部分。” 1934年1月24日,陶行知写信给孙铭勋、戴自俺,就举办劳工幼儿团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计划和办法。他在信中说:“近日所谈的劳工幼儿工学团,应是儿童年中最大的贡献,我们必须在这一年里面聚精会神的创造出一个真正工人的幼儿工学团。这事虽由我们发动,但主体是工人,管理权须在一年半载之内移转于工人之手。我们开办时即须有此认识……这个幼儿工学团要包含寻常托儿所及幼儿园之优点。说得更确切些,我们要跳出传统的托儿所及幼儿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工学团。”(105) 孙铭勋、戴自俺接到信后,根据陶行知的要求,于同年4月1日,在沪西女工集中区劳勃生路,创办了第一个劳工幼儿团。劳工幼儿团建立后,戴自俺又按照陶行知的指示于5月初来到山海工学团创办乡村幼儿团。

山海工学团的乡村幼儿工学团团址设在孟家木桥山海工学团总部,最初只招收孟家木、石阁坟、夏家宅、林家角几个乡的幼儿。乡村幼儿团的创办按照“因陋就简、力求节约、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一切设施均由创办者自己动手或者请农友帮忙,花销极少。这样创建的幼儿团设施齐全、成本极低,根本不需要向入团幼儿收取任何费用,家长“十分高兴,都说创办山海工学团的陶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先生!’是‘最看得起我们穷人的先生’”。(106)

幼儿工学团成立之初入团的幼儿人数比较多,可是到了农忙时节却有很多缺席的。经过调查,戴自俺等人了解到农忙时节小孩要在家帮助劳动或者带更小的小孩。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主动走进农民的家里,凡是在带领幼儿或是家中幼儿无人照料的,他们都把孩子领到幼儿园。这一做法减轻了农忙时节农家的生产负担,也保证了适龄幼儿的入团率。

在幼儿团创办过程中,戴自俺等人还按照陶行知的指示,大胆使用八九岁的小朋友作幼儿的小陪伴。一方面,这些孩子比大人更了解幼儿,又“肯尽力而为”,“没有成人的势利眼”,既节省了师资,又在实际看护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可以达到“训练孩子们运用他们的力量以解决他们现实生活的困难”的目的,“是顶好的公民训练之一”,一举两得。(107)

儿童工学团。儿童工学团顾名思义是由儿童组成的工学团。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一村或数村的儿童,联合起来,自动过‘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集体生活,以参加新村新国新世界的创造”(108) 。山海工学团的每个分团都设有儿童工学团。儿童工学团设小团长一人,掌理全团指挥,由全体团员公选。团长之下设小工师、小先生若干人,分别担任技术或文字指导之职。凡是有一技之长,或者粗识字意者均可担任。团部会议为工学团的最高机构,制定全团共同遵守的规约及共同进行的计划。工学团又公推考核员若干人,监督全体团员的言行。每个儿童还设有专任辅导员一人,由导师担任。儿童工学团团员分为两种:每天都能到团部受教学做指导的团员称为电子团员;每星期只能在团部受集合指导一次的团员称为电核团员。

儿童工学团的活动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决定的。电子团员每日到团部接受的教学做指导包括朝会、用书、用数、唱歌、种菜、工艺等内容。虽然儿童自动工学团的生活“尚偏于唱歌,游戏,识字,写字,故事等方面。但这决不是法定的范围”,按照设计,儿童工学团还有十项任务:“1. 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知的村庄;2. 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3. 开发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4. 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足衣食的村庄;5. 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6. 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7. 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的村庄;8. 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卫人的村庄;9. 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10. 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世界沟通的村庄。”(109)

1933年10月,山海儿童工学团还组织成立了赤色儿童团。该团“学习和传递进步书刊;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当好小先生,教青年农民和小朋友识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老携幼;宣传卫生知识,作一些简单的治疗”。此外,在国耻节日和五一劳动节日时,参加文艺表演。有的表演《活捉日本鬼》,有的表演《锄头舞歌》和《农夫歌》,“受到农民和小朋友的欢迎”。(110)

由于国民政府特务的监视,1935年春,赤色儿童团解散,另外一个儿童团体——儿童社会又成立了。酝酿成立儿童社会时,陶行知指出:“现在山海工学团,名誉上是小先生干的,实际上还是大先生替你们干的。这样下去,你们儿童力量发展很慢,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山海工学团的儿童事业交给您们自己管理,自己干,成立一个儿童社会。”2月4日,儿童社会正式成立。根据陶行知的设想,儿童社会“实行学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小先生代替大先生的教育任务和各种活动”。他们继承了赤色儿童团的传统,在辅导员的帮助下,“组织领导小组,负担起六个儿童自动工学团的教学任务和社会工作,团结周围三十二个村庄几百个小朋友”。(111) 他们还加强家访,和儿童家长“交朋友、联络感情,向他们宣传文化知识,国内外形势、民主运动及阶级斗争等”。儿童社会的小先生还举办夜校,教《老少通千字课》,通过这种方式“随时了解群众的各种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各种宣传教育”。(112)

青年工学团由青年组成,但是“青年的定义不根据年龄而根据求学的态度。老年人而有青年求学精神者,得入乡村青年工学团”(113) 。

棉花工学团。在宝山,棉花种植面积占总农田面积的十分之七,共计有22万亩。棉花是宝山农作物的主体,也是当地农民生计命脉的所在。因此,青年工学团结合当地实际,首先组织成立了棉花工学团。下文对其创建过程、组织机构及工作实践做简要概括,以期明了工学团的工作方法。 

第一个棉花工学团在沈家楼成立。沈家楼是山海工学团团部附近最大的村庄,人口在250人以上,农田485亩,其中棉花308亩,约占农田总面积的63.5%。(114) 1933年7月6日,工学团张劲夫等人冒着酷暑来到当地热心农民沈翼飞家中,向他说明了组织农民成立棉花工学团的事情。先找熟识的农友是工学团开展工作的经验总结,“因为话语从他们自己嘴里说出,农人至少要多信三分”。在沈翼飞、徐端清等人的协助下,当天即有16位植棉大户表示愿意加入棉花工学团。第二天,有意加入的村民与组织者在村中操场举行了一个工学团成立谈话会,沈家楼棉花工学团正式组建。

沈家楼棉花工学团设团长一人,由全体团员选举产生,首任团长由当地农民沈禹生担任。团长下设干事会议,干事会议以下又分设文书、社会、技术、事务、会计五个股,处理日常团务。全体团员大会是该团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决定须由全体团员大会通过。陶行知、张劲夫等筹划、倡导者担任该团顾问。在棉花工学团成立谈话会上,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村民除了讲讲各家的棉花生产外,普遍对“啥叫棉花工学团”表示关注。张劲夫等组织者围绕本地棉为什么竞争不过外国棉、农民为什么在棉花价格上吃亏等问题向农民讲解了组织棉花工学团的必要性。在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下,农民明白了“本棉所以比不过外棉是因为少科学,价钱所以吃亏是因为缺少团结而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奸商之操纵”。“他们于是感觉棉花工学团的需要”,“异口同声地说:‘是格!’‘不错!’”

在取得了农民的信任、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后,张劲夫等人进一步展开工作,向农民展示了宝山实验农民教育馆改良品种——宝山白籽棉的产量情况,并将陶行知接洽参观教育馆的事情向农民提出,征询他们的意见。农民“个个愿意去”,恨不得“明天就去”!

7月12日,棉花工学团开始参观宝山实验农民教育馆。棉农们先参观试验田棉花生产状况。这里棉杆高数尺、花实累累的改良品种让棉农们“看得咋舌不置”,羡慕不已。随后他们又参观了新式农具。棉农民们个个“看得出神”,“不自禁地都说了”一声“交关便当”。而后,教育馆专家向棉农们讲解了植棉的各种科学方法。下午,棉农到宝山县实地察看了新品种棉花的种植情况。返回时,棉农们专门带了五颗棉铃丰富的棉杆,以备向未去参观的农民展示新品种的优良特性。

在返回途中,棉农们兴致高涨,说干就干。经过讨论,决定推举沈云卿、陈泉生担任交际员,负责联系新式棉种、农具的购买及棉花销售事务;推举沈禹生和张劲夫为技术员,负责各种技术的推广、指导。(115)

棉花工学团的组建工作可谓一帆风顺。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棉花工学团的组建满足了农民的需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二是组织者循循善诱、尊重农民的工作态度。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中需要借鉴的。

棉花工学团实质上就是“依据着当地已有的工,加以科学的理解,和现代化的组织,教农夫们联合起来,从只知其当然的工,进到知其所以然的工,从劳动而不得衣食的工,进到有劳动就当有享受的工”(116) 。棉花工学团成立后运用科学知识、团体的力量给农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单以1934年棉花生产为例,每亩新式品种的棉花平均产量75斤,比旧式亩产42斤增产73%。每担新式棉花的价格也比旧式贵0.5元。除了按照规划开展科学选种、品种改良、新式农具推广、组织棉花合作社等与本团事务密切相关的活动外,“因为有了这个组织,村民有了集会的机会,村中公共的问题,可以商量进行”(117) ,工学团还积极开展了社会公益活动。例如,修桥筑路,方便交通;运用抽水机,抗止旱灾;修堤筑坝,深挖池塘,以裕水源;合作养鱼,提倡农村副业;团结识字;等等。(118)

除了棉花工学团,青年工学团还办有养鱼工学团。养鱼工学团有两处,一处在侯家宅,一处在沈家楼。该地区农民原本就有在小河浜养鱼的习惯,但是有的农家养的鱼经常被偷去,防不胜防,损失不断。有了养鱼工学团后,“河浜的范围扩大,设备也周密些。同时这鱼是全村共有的,全村的人都监视着,偷窃的事件发生得格外少”(119) 。

共和茶园。共和茶园成立于1933年8月5日。开办时由工学团补贴十元购置用具,农友自己处理园内事物,每人每月三角钱饮茶费用,农友轮流起火烧水。共和茶园“是农友休闲娱乐的中心,里面设有石担,滚灯,丝竹等娱乐器具。也是农友们一个学习运用政治的场所,公共的纠纷可以在这里解决。公共的事业也可在这里讨论进行”。仅仅在公共茶园开办头一年的时间里,广大农友就在这里议决了修路(鲍家桥到侯家宅一条,侯家摘到孟家木桥一条,共三里)、组织合作社、创办工学团及举办村民同乐会等公共事务,“至于喝酒闹事,无谓的纠纷,那是少得稀有了”。(120)

合作社。建设乡村,必须了解乡村的实际。农民生活上的痛苦和需要就是乡村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山海工学团周围原本也是一个“太平世界”,但是经过“一·二八”事变以后,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上遭了这一场空前的破坏,农人们流离失所,等到战争停止,里舍毁的毁了,幸存的也空虚了。种田为业的农人,每每没有钱买肥料,种籽为苦,就是有了肥料种籽,种出来的农作物,销路也不畅达。加以这两年来的谷贱伤农,更把农人的生活一天一天陷入窘境之中。”工学团的发起者们“迫切的感觉到,合作事业在本乡是有提倡的必要”。(121) 山海工学团先后开办了山海信用兼营合作社、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萧场合作社和沈家楼合作社。由于一开始农民加入合作社“只知有借款的权利,忘记每个社员对合作社应尽的义务”,合作社便变成“合借社”了。工学团创办的第一个合作社——山海信用兼营合作社——便在这种不健全的状态中生长出来,结果也很快便在无形中解体。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的开办吸取了山海信用兼营合作社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的宣传组织便特别强调“尽力运用本身固有的力量,来解决本身感觉的问题”,强调要“自觉自动的结合”“平等互助的结合”,力图通过运用“互助”“合作”“前进”的精神,进而达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目的。由于组织得当,严格按照国民政府实业部规定的合作社法进行,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的创办获得了成功。“参加合作社的有几十户人家,信用合作社发扬互助精神,运用集体力量,解决农友在经济上的具体困难,免除了高利贷的剥削”(122) 。

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各工学团,由联合办事处直接主持的农村改进事业。

医疗卫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山海工学团从这一实际出发,“列健康生活为首要”,“开始即着力于卫生活动”,不过那时限于人才,规模较小。(123) 后来由于工学团与女青年协会合作,在女青年协会的主持下,这一事业有所发展。1933年暑期,女青年协会主持医疗事业的孙布馀女士离团,工学团“觉得卫生事业非常重要,万不可停顿”(124) ,五个较大的团部都有由儿童工学团组织的卫生队,“管保药箱,负救护,清洁,广播之责”。青年工学团和妇女工学团在有儿童工学团的地方,“则合任卫生事项,否则自成一队”(125) 。夏家宅村又成立了一个联合卫生室,由操震球主持,并派查淑怡、陈仪珍专门到浦东高桥卫生事务所开办的公共卫生助理员训练班学习,担负起专职卫生辅导之责。联合卫生室备有药品36种、药具33件、模型19件、挂图20幅、书籍30种、家具19件、清洁用品9件,每天上午派人到各工学团指导卫生队活动,每天下午都安排接诊,日接诊量在30人左右。卫生室还承担工学团附近农村的预防接种任务,仅1934年夏秋两季就接种301人次。各卫生队也备有各种药品、消毒清洁用具。由于没有专职医师,卫生队只是在联合卫生室人员指导下进行如沙眼诊治、轻性外科伤病的治疗等简单医疗卫生事务。

各种教育辅助活动。除了各个工学团内部组织的教育活动外,联合办事处还在整个改进区组织一些教育辅助活动。电化教育、开办科学馆和普及教育车就是这些活动中比较有影响的内容。工学团认定“电化教育,效力最大,急需提倡实行”,组织成立了电化教育委员会,购买了移动发电机一座、放映机一架,轮流在改进区各地放映电影节目。除了放映一些科教电影,电化教育委员会还注意通过电影入场券和电影说明书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例如,在第一次开展电化教育时,入场券上写着 “山海工学团,教育电影,入场券,当日可用,过期作废,三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委员会规定读得出这些字的人就可以免费入场,不认识的则要交纳十枚铜圆。如果不想交纳铜圆,则要跟着小先生现场学习,直到完全学会才可以免费入场。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针对农村文化生活缺乏、农民对电影充满兴趣的实际情况,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调动了广大农民读书认字的积极性。“农友们为了不失看影戏的良机,事前争着去拜小先生为师,学习气氛活跃”(126) ,活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随着群众认字增多,入场券也变成了电影说明书,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例如,委员会在萧场工学团成立一周年时放映了介绍全国运动会的影片,在电影的说明书里,详细介绍了中华民国第五次全国运动会的举办地点、运动员人数,并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必定要有劳苦大众参加进去,才能算是真正的全国运动会”。这样既扩大了农民识字、学字的范围,也开阔了农民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到了更多的国家大事。(127) 工学团的科学馆设立于孟家木桥联合办事处内,馆内陈列有自制的科学玩具、仪器、动植物标本等,供给各个工学团实用的科学材料。普及教育车则是一种专门制作的、方便在乡间崎岖小路上行走的推车。车子载有书籍、药品、文具、留声机等,由小先生推至各个村庄用以巡回指导失学儿童、青年,倡导健康向上的娱乐风气。联合办事处举办的这些教育辅助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成为各个工学团工学活动的有益补充。这些活动也反映出工学团组织者在深入民间、改造农村社会中的的确确是做到了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是捧着一颗心来,向农民烧“心香”,用尽心思、想尽办法。

移风易俗。婚丧过于铺张浪费、讲究排场的陋俗在中国农村很常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各种试验团体均注意对此进行改造。陶行知在调查山海工学团所在农村后,指出:“农村破产无日:破于帝国主义,破于贪官污吏,破于苛捐杂税,破于鸦片烟,破于婚丧不易。”(128) 因此,婚丧改革成为山海工学团移风易俗活动的重点。“他(陶行知)首先在山海同仁中提倡‘三元大洋结婚’,教师汪秋平和王曼雯结婚,只备茶点,不摆酒席。陶先生高兴地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赠诗一首:‘三块大洋钱,结婚过新年,每人出一半,开创新纪元。庙小活佛多,事忙吃不消。幸是双双到,担子两人挑。’教师带头,农友响应。孟根根、张福元等结婚也是三元大洋。”(129) 陶行知对这样的婚礼也很满意,称之为“富有意义的婚礼”,并指出:“我近年对于贵族式的婚礼,一概拒绝参加,就是好朋友,也毫不通融。我觉得当这民穷财尽的时候,在结婚的喜事上,还要摆出排场,彼此争风,简直是一个罪恶。穷光蛋结婚不自量力,甚至于借恶债来和富人比赛,不但是可笑,而且是可怜。”(130) “这事(即婚事新办)初看很小,仔细想来,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秋平与曼雯两位青年是抱着绝大信念,下着绝大决心,鼓着绝大勇气,忍受数千年传下来的狠毒讥诮,突出重围,来创造他们的幸福的世界。他们所开的路线,在不知不觉之中,是引导着许多穷青年解除烦恼,避免破产,追取简单的幸福。这是多么可贺的一件事啊!”(131) 在婚事新办的同时,工学团还提倡丧事简办。1934年夏天,工学团小先生沈某某的叔父去世,“驮债治丧,几致倾家荡产”,陶行知深以为害,提出:“治丧新法之提倡,不容再缓。”(132) 经过多方协商,山海木工场专门为农民打造简易棺材。这种简易棺材“省工、省料、省钱、得到农友的赞成”(133) 。陶行知也专门写了一首“五块大洋的棺材歌”,宣扬“养生重于送死的要义”。(134)

从晓庄学校到工学团,陶行知在中国农村改造道路上不断探索。他倡导的“教育必须下乡”和“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为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农村改进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恩来就曾经说过,“‘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135) 。

(崔军伟)

(1) 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第395页。

(2) 陶行知:《社会改造之出发点》,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3) 陶行知:《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353页。　

(4) 陶行知:《师范教育之新趋势》,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320页。

(5) 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6) 陶行知:《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7) 陶行知:《师范教育下乡运动》,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172页。

(8) 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9)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0)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4页。

(11)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292页。

(12) 陈鸿韬:《忆晓庄　念陶师》,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13) 陶行知:《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14)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81页。

(15)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16)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17)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筹备处启事》,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18)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19) 陶行知、赵叔愚:《告来本院应试的同志》,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20)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两个特点》,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21)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22)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9页。

(23)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24)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25)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26) 杨效春:《中华教育改进社晓庄学校报告事》,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

(27)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90页。

(28)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校概况》,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29) 陈鸿韬:《忆晓庄　念陶师》,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166页。

(30)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31)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32)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33)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8-89页。

(34)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35) 陶行知:《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36)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37)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89页。

(38)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293页。

(39)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40)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41)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42)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试验燕子矶乡村小学》,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43)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www.xing528.com)

(44) 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45) 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页。

(46) 陶行知:《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47) 董淳采:《晓庄科学建设第一步》,载《乡村教师》1930年第7期。

(48) 陶行知:《欢迎下乡现身说法——致田汉及南国社》,载《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49) 夏孟文:《回忆晓庄》,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35页。

(50) 杨效春:《中华教育改进社晓庄学校报告事》,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页。

(51) 夏孟文:《回忆晓庄》,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52)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53)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54)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92页。

(55) 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2页。

(56) 严钝:《生活教育实例五则》,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39页。

(57) 《晓庄联村自卫团组织大纲》,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

(58) 邵仲香:《联村自卫团》,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59)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94页。

(60) 邵仲香:《联村自卫团》,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153页。

(61) 陶行知:《这一年》,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62)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94页。

(63)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95页。

(64)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295页。

(65) 张宗麟:《晓庄的生命素》,载《乡村教师》1930年第7期。

(66) 董淳采:《晓庄科学建设第一步》,载《乡村教师》1930年第7期。

(67) 陶行知:《晓庄学校民国十九年的计划大纲》,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68) 陶行知:《为组织试验乡推行村治呈民政厅文》,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459页。

(69) 《南京市警备司令部的布告》,附于陶行知《护校宣言》后,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70)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对陶行知下的通缉令》,附于陶行知《护校宣言》后,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7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72) 董淳采:《晓庄科学建设第一步》,载《乡村教师》1930年第7期。

(73) 赵轶晨:《参观南京主要中小学校后的感想》,载《教育杂志》第21卷第8号。

(74) 陈鸿韬:《忆晓庄　念陶师》,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75) 陶行知:《护校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

(76) 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金海观教育文选》,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77) 董淳采:《晓庄科学建设第一步》,载《乡村教师》1930年第7期。

(78) 江问渔:《乡村教育》,载《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4期。

(79)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0页。

(80)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81) 程本海:《在晓庄》,转引自余子侠《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

(82) 夏孟文:《回忆晓庄》,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83) 《克伯屈先生演讲词》,附于陶行知《欢迎克伯屈先生》之后,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84) 陶行知:《古庙敲钟录》,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85) 陶行知:《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86) 陶行知:《普及平民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22-523页。　

(87) 陶行知:《普及教育》,儿童书局1934年版,第106-107页。

(88) 陶行知:《教育的新生》,载《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382页。

(89) 陶行知:《为农人服务的方针和做学问的方法》,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90) 陶行知:《古庙敲钟录》,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91) 陶行知:《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423页。

(92) 陶行知:《为农人服务的方针和做学问的方法》,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93) 陶行知:《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94) 陶行知:《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424页。

(95)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96)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97) 陶行知:《普及教育》,儿童书局1934年版,第106页。

(98) 黄炎培:《我之农村工作经验谈》,载《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4-297页。

(99) 朱泽甫:《山海工学团诞生前后》,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100) 陶行知:《山海工学团创立文件》,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36页。

(101) 程方:《中国县政概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42页。

(102)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03) 朱泽甫:《山海工学团诞生前后》,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104)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05) 戴自俺:《为劳苦工农谋福利——回忆山海乡村幼儿园》,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06) 戴自俺:《为劳苦工农谋福利——回忆山海乡村幼儿园》,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07) 戴自俺:《为劳苦工农谋福利——回忆山海乡村幼儿园》,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08)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09)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10) 俞文华:《山海工学团的生活和“赤色儿童团”、“儿童社会”的活动》,载政协上海市宝山县委员会、上海市山海工学团编《山海工学团》,(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32页。

(111) 俞文华:《山海工学团的生活和“赤色儿童团”、“儿童社会”的活动》,载政协上海市宝山县委员会、上海市山海工学团编《山海工学团》,(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33页。

(112) 周瑞锦:《山海工学团片断》,载政协上海市宝山县委员会、上海市山海工学团编《山海工学团》,(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43-44页。

(113) 陶行知:《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114)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15) 张世德:《山海沈家楼棉花工学团之诞生(一)》,载《生活教育》第1卷第3期。

(116)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17) 方与严:《乡村教育》,大华书局1935年版,第183页。

(118)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19)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20)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21) 马侣贤:《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发端》,载《生活教育》第1卷第12期。

(122) 上海市陶研会编辑组:《山海工学团五十周年大事记(初稿)》,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23)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24)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25) 操震球:《工学团的理论和实际》,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5期。

(126) 上海市陶研会编辑组:《山海工学团五十周年大事记(初稿)》,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27) 马侣贤:《工学团之初生》,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28) 陶行知:《五块大洋的棺材歌》,载《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29) 上海市陶研会编辑组:《山海工学团五十周年大事记(初稿)》,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30) 陶行知:《三块大洋的结婚》,载《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31) 陶行知:《三块大洋的结婚》,载《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32) 陶行知:《五块大洋的棺材歌》,载《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33) 上海市陶研会编辑组:《山海工学团五十周年大事记(初稿)》,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134) 陶行知:《五块大洋的棺材歌》,载《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35) 《周恩来论陶行知》,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载《陶行知全集》第1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