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庄学校：乡村改造中的典范

民国时期的著名乡村建设理论家与实践家梁漱溟在1928年考察晓庄学校以后,写到晓庄学校“盼望本校的学生一面能够教导儿童,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学校,一面又能够辅导民众,将他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30) 。晓庄学校在实践中也的确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的。

一　中心小学与乡村幼稚园的创建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坚持“以中心学校生活为训练之中心”(31) ,因此学校改造中国教育、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是建立新式中心小学和乡村幼稚园。

所谓中心学校就是指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设立的完全有别于传统学校的中心小学。何谓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就是以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陶行知反对这种叫法,他认为应该打破这种附属品的观念,称之为“中心小学”。他指出,中心小学是“改造社会的中心”(32) ,“中心小学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同时又为试验乡村师范的中心。……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传布中心学校的精神、方法和因地制宜的本领”(33) 。在陶行知看来,建设中心小学是开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一项重要内容,“试验的成败全在这一个问题上”(34) 。

陶行知领导开办中心小学尝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另起炉灶来创设;二是找那虚心研究、热心任事、成绩昭著并富有普遍性之学校特约改造。”(35) 另起炉灶主要是通过请“指导员各人指导一位学生,单身匹马,因地制宜,用最少的经费去创办一个单级小学”(36) 。晓庄中心小学是“另起炉灶”的第一个硕果。初创时“有二十多个人,得了地方上人士的帮助,才破除了一部分人的怀疑‘洋学堂’的观念,把儿童送进校里来。首先借的长生庵,长长的三间敞房,正中有一座佛座,左边也依着墙壁砌着佛座。——在佛座前有卅张矮桌,二十几个小罗汉坐着,鼻涕拉到嘴,脸黑油油的,头发乱松松,也有小辫子曲在肩背上,花的衣服,青裤子,腰间还有一条带子束着。这种简单的学校,黑板只有一小块,就放在地下;只有一张四方桌子,算教员的办公处和写字台;凳子也没有,只有一座方框的木板,不过半尺阔的。一切用具,笔、墨、砚台、纸张、闹钟、粉笔等东西,装装恰好一提篮,指导员天天的自借宿的人家拿到学校,课后又拿回去”。后来晓庄小学的校舍落成,大家才搬到新校舍里,正式行开学礼。“小学的校舍是朝南新造的茅屋四间,靠东一间还是暂时做了晓庄乡村医院。只有当中两间放一个单级教室,西边一间做预备室兼会客室;至于布置和设备,却是条条有理,且还适合乡村实际生活。那教室的土墙上,有陶先生写的小学校训,是‘双手万能’四个大字,两旁边有一副对,联曰‘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是土豪劣绅军阀的对头’。”(37) 包括晓庄中心小学在内,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晓庄学校被封以前共创办了八个中心小学。

陶行知总结这些学校的特点时指出:“第一,他们对于教育与人生有共同的信仰。他们以乡村生活为学校生活的中心,同时以学校为改造乡村的中心,并为小的村庄与大的世界沟通的中心。第二,他们对于方法有共同的原则。他们的信条是:‘在劳力上劳心’,‘手到心到’,以实际的工作为教学的中心。第三,他们深信工具是教育的要素。人生教育须在人生工具上求实现。真的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明了这点,就可以知道,书籍不过是人生工具的一种,不是人生唯一的工具。第四,全校的费用是很经济的。他们的经费与邻近小学比起来是差不多的。他们要试验出最经济的标准,使各处的小学都很容易做到。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经费现状之下,费用少的好小学比费用多的好小学,效力要大得多。第五,学校既是乡村的中心,教师便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教师的人格影响于学生和乡村人民很大。”(38)

中心小学在具体的教学上有哪些与众不同呢?陶行知指出:“要想把中心小学整个的表现出来,最简单的方法是叙述他们一天的活动。”(39)

乡村小学的儿童通常是六点到校,“他们第一件活动是整理学校。教师和学生同做:抹桌、扫地、擦窗……每个人担任一处地方,大家一齐做起来,不消半小时,把全校都收拾得清洁可爱了”。在轻视儿童做实际工作的人们看起来,中心小学似乎是在教学生做下贱的工作,但是在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困、教育资源严重紧缺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未尝不是一种既节约教育经费,又使学生“获得了生活上必需的技能”的切合农村实际的教育创新。学生入学后的第二件事是晨会。晨会里的活动有升旗、唱歌、校长或教师谈话。晨会散后学生方才到课堂里去。其间要进行“清洁检查”,就是教师和年长的学生共同检查学生的脸部、眼睛、牙齿、手指等。倘若有在家里洗得不干净的,就罚学生在学校洗干净。“这些活动完毕以后,就开始别种活动,无论读法、算术、写法,都和乡村生活或其他教材联络的。这些学校要乘各种机会运用文字到实际生活需要上去。例如:有一个不识字的乡人,要求学校替他写一封信,教师就请年长的学生来写。经过教师的修正,便选那最好的交给乡人。这样的写作都给相当的分数。” 放午学半小时之前,教师或年长的学生,用讲故事的形式向学生报告国家大事或乡民须合作的事情。这种报告必须学生回去说给家里人听,再将家里人听了以后的反应报告到学校里来。(40)

陶行知还列举出了中心小学开展的具体活动。他提出中心小学用灭蚊子的方法来做自然科的例子。教师事前指导学生搜集展现各种蚊子各期变化的标本,装在玻璃瓶里,逐步加以说明。因此学生知道了蚊子的变化和人生的关系。同时教师又指导学生了解吃蚊子的蛤蟆等动物,认它们为友军,从事扑灭蚊子的运动。再如,手工科包含修理校具、校舍和制造教具、校具。教师带着学生做木工和泥水工,这是学校很重要的手工。简单的科学器具,也是学生自己做的。

陶行知还以园艺课为例,描述了中心小学这种全新教学活动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及中心小学的解决之法。他说,园艺是中心小学的重要活动之一,有两种工作:学校设计与家庭设计。实行这种工作的困难既有来自家长的,也有来自学生本身的。第一个困难是农民反对教师率领儿童做学校园艺工作。他们说:“我们送孩来是读书的,不是做工的。”许多乡村教师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缘故。陶行知说,中心小学是预先估计到困难的。事先,教师邀请了许多学生的父母,对父母们说:“我们想教儿童根据地上的出产,教他们读,教他们写,教他们算,使他们所能种的都会读、会写、会算,所以要种园。地上的出产他们可以带回家去,或是卖给人家。”经过这样解释,父母都赞成学校的举动了,学校的计划也就前进无碍。第二个困难发生在单级小学里。单级小学里学生的年龄、能力都相差很多,开展这项活动也自然存在困难。但是中心小学用了分工法,各个儿童都依着自己的能力忙于自己的工作,困难也解决了。

除了正常的针对入学儿童的教育活动,中心小学还向广大农村民众开放。陶行知说中心小学“校舍是公开的,给全体村民公用。信用合作社、农产物展览会、村民武术会、村民结婚的礼堂和赛会的会场,都可以借用学校的校舍场地,到了夜里还开办村民夜校”(41) 。

陶行知曾经诗云:“庙小乾坤大,天高日月长。”他非常重视小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在陶行知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思想里,小学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试验燕子矶乡村小学》里,陶行知指出,设立特约中心小学就是要“试验适于乡村生活之教材及教法,并注重养成学童尊崇劳作及服务社会之精神,以供各地乡村小学之参考;并试行以学校为社会一切活动之中心,以为乡民协力改进全乡之教育的、社会的、道德的、物质的、乡政的及经济的生活之集合所”(42) 。通过陶行知对中心小学活动的描述,不难看出中心小学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的确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学校,这种学校试图以学校为媒介,沟通教育与社会,既尝试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又期望通过社会影响教育。可以说,陶行知理论指导下的中心小学是紧密联系农村实际,以乡村的实际生活为教学中心的全新乡村小学。

在筹建中心小学的同时,陶行知还领导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同志们积极筹办乡村幼稚园。创设适合乡村实际需要的幼稚园也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改造中国农村思想的重要内容。陶行知认为,“在中国乡村里,幼稚园格外来得需要”(43) ,“乡村幼稚园确是农民普遍的永久的需求。试一看乡村生活,当农忙之时,主妇更是要忙得天昏地黑。他要多烧茶水,多弄饭菜,多洗衣服,有时还要他在田园里工作,那里还有空去管小孩子。那做哥哥做姊妹的也是送饭、挑水、看牛、打草鞋,忙个不了,谁也没有工夫陪小弟弟、小妹妹玩。所以农忙之时,村中幼儿不是跟前跟后,就是没人照应,真好像是个大累。倘使乡村幼稚园办的得当,他们就可以送来照料,一方面父母又可以免去拖累,一方面儿童又能快快乐乐的玩耍,岂不是‘得其所哉’!……他所招收的儿童,正是农民要解脱的担负,要他们进来,正是给农民一种便利”(44) 。然而,陶行知同时指出,当时中国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那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这固然难怪,外国货那有便宜的。既然样样仰给于外国,自然费钱很多;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是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他说,既然中国的幼稚园犯了这三种毛病,“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因此,在“世人渐渐的觉得幼儿教育之重要”的情况下,中国的幼稚园“倘不经根本的改革,不但是乡村里推不进去,就是城市里面也容不了多少”。从将幼稚园送到乡下的角度考虑,陶行知提出了三条幼稚园改造方法:“我们现在所要创办的乡村幼稚园,就要改革这三种弊病。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所谓“中国的幼稚园”就是“要力谋幼儿教育之适合国情,不采取狭义的国家主义。我们要充分运用眼面前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陶冶儿童,外国材料之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亦当选粹使用,但必以家园所出的为中心”。所谓“省钱的幼稚园”则是要通过“打破外国偶像”“训练本乡师资教导本乡儿童”及“运用本村小学手工科及本村工匠仿制玩具”三个办法同时并进,实现省钱的幼稚园。所谓“平民的幼稚园”则是要“应济平民的需要”,中国最广大的平民在农村,办理乡村幼稚园“自有彻底平民化之可能”。(45)

新式乡村幼稚园的开办也是采用了特约与自办两种方式。从1927年11月18日开办第一所新式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起,在短短的三年间,晓庄幼稚园、尧化门幼稚园、万寿庵幼稚园、和平门幼稚园相继而起。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新式的乡村幼稚园几乎遍布所有晓庄学校开设的中心小学所在的村庄。新式乡村幼稚园改变了中国旧有幼稚园的“三种弊病”,实现了幼稚园的“下乡运动”,一方面为中国幼稚园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农村这一“新大陆”;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带来了实际便利,使农村儿童受到了启蒙教育,为农民减轻农忙负担,带来了“最切要的帮助”。(46)

中心小学与乡村幼稚园的创建完善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事业体系。有了中心小学与乡村幼稚园,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等课程的实现便有了基本保证。陶行知和晓庄学校的师生以晓庄学校作为培养合格乡村教师的“后方”,把中心小学和乡村幼稚园当作“前方”,学生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便“出发前方”,到各个中心小学或乡村幼稚园去参加那里的各项工作。到了“前方”的学生要在所在学校或幼稚园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如何开办乡村小学或者幼稚园。作为“后方”的晓庄学校则要每周组织举行一次“前方教学做讨论会”。讨论会轮流在有实习生的中心小学和幼稚园举行,前后方的所有老师、学生都要参加。讨论会既要听取“前方”学生本人的学习报告,又要检查学生在所在学校取得的实际成果,然后“前方”和“后方”交换意见,总结出办理乡村小学和幼稚园的工作经验,讨论如何提高办学的能力。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晓庄与这些中心小学和幼稚园也是这样相互为用的关系。以生物教学做为例,“师范里各项教学做,都必须依据小学的课程,实行分工研究。以小学比喻作前方作战的军队,以师范部比喻作后方军队。后方师范工作,必须根据前方小学的需要,而产生材料,以供应用”。“后方生物室同志,每一人或两人认定一中心小学,对该小学生物研究,负辅导之责。每星期到前方小学去工作一次,一方面收集前方小学关于生物研究的问题,一方面帮助前方同志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是取分工的方法。依据前方小学所需要生物研究的材料,每人认定一种生物,或几种生物去研究,然后编辑出来,输送前方应用”。在实践中,晓庄师生还发现了一条“前后方打成一片的一种方法”,即编制小学儿童生活历。后方的晓庄师生就“生物研究方面,努力编制小学生物研究方面的生活历。前方小学的功课就按照这个生活历进行,然后就按照这个生活历制造材料输送应用”。前后两方密切配合,因材施教,极大地调动了师生的教学互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47)

二　晓庄学校的农村改造活动

农业改良。晓庄学校为了发展学校周围农村的经济生产,提倡畜牧事业,专门成立了农牧生产推广部。该部除了组织学校师生进行生产试验、新品种的宣传与推广以外,还特约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下乡协同指导,收到了良好效果。晓庄学校还专门建立农艺陈列馆,在馆内陈列农民生活、农事历程、农场管理、农具改良及农业加工等方面内容,以达到宣传科学农业、增进农业知识的目的。

晓庄剧社。晓庄剧社的成立与南国剧社有着紧密的联系。南国剧社是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27年创建的,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部门,以戏剧为主。1928年春,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到南京演出,轰动了整个石头城。因此,陶行知便派专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拜访田汉,邀请他们到晓庄公演。陶行知在信中写道:“自从诸先生来到首都,城里民众唤不醒,乡下民众睡不着。唤不醒,连夜看戏,早上爬不起来也;睡不着,想看戏,路远,无钱也。诸先生以艺术天才,专攻白话剧,必能为中国戏剧开一新纪元。知行谨代表晓庄农友、教师、学生向诸先生致一最高敬礼,并欢迎诸先生下乡现身说法,以慰渴望。此地有千仞岗,可以振衣;万里流,可以洗脚。下乡一游,亦别有乐趣。兹公推陈金禄、潘一尘、赵颜如等三先生前来奉约,如蒙俯予接见,不胜感激之至。”(48) 田汉收到这封信后很受感动,不顾寒冬腊月的恶劣气候条件,带领南国剧社的同志到晓庄献演。

南国剧社在晓庄成功上演了《卖花女》《湖上的悲哀》《苏州夜话》等剧目,引起了广大师生和农友的强烈共鸣,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跃跃欲试”的兴致。在这大好形势下,陶行知因势利导,在晓庄组建了“晓庄剧社”。剧社由陶行知亲任社长,不仅排演《南归》《古潭的声音》等南国剧社剧目,还自编自导了诸如《香姑的烦恼》《爱的命令》《死要赌》等独幕剧,这些剧目寓教于乐,以倡导男女平等、批判烟毒赌等社会陋习为主旨,在校内演,在田间演,在南京演,在苏州、上海、杭州、嘉兴等地演,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喜爱。(49)

中心茶园。南京城乡群众有坐茶馆的习惯,晓庄师范便利用这种风气开办了中心茶园。中心茶园除了喝茶以外,还备有乒乓球、围棋、象棋、胡琴等文体用品,以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晓庄的中心茶园有两处,一处在佘儿冈,是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的;一处在黑墨营。“前者终日营业,系由农友一人经理其事。后者惟晚间营业,农友一人担任招待,售茶一碗,他得酬资铜元一枚。两个茶园的教育及娱乐等活动,均是由本校指导员及学生负责的”(50) 。后来,为了贯彻陶行知“要唤起农友,提高农友觉悟,须先帮助农友学文化”的指导思想,师范学校的师生们把民众夜校也搬到了中心茶园。在茶园开办夜校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农友们的理解与支持。“起初,在茶馆里喝点茶,和农友们海阔天空地闲扯,倒还热闹。谈到识字、学文化,有的便推说白天干活很累没有精神,借故离去”。针对这种情况,晓庄师生多方调查,了解到农友喜欢听评书,便根据农民的爱好,从《水浒》《岳传》等评书入手,“利用故事中的人名、地名、物名写成字块,进行识字教育”。此外,师生们还向大家讲述时事新闻、卫生常识。通过这些喜闻乐见的形式,茶馆调动了农友们的学习积极性。农友们也逐步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识字量。到这里学习的群众“从七岁的小女孩到七十岁的老太婆都有”。“茶馆内热气腾腾,融融一室”,师生和农友们“水乳交融,亲同一家”。(51) 自中心茶馆开幕之后,“邻村未染嗜好之青年农友都到这里听书下棋了。老太太们以为这是防避儿孙赌博豪饮的好法子,个个都为中心茶园捧场”(52) 。茶园夜校在联系群众、传播文化、开导思想、促进团结等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会朋友去”。“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53) 晓庄学校的师生们都抱有一个跟农民学的态度。学校设有一门“必修课”,叫作“到民间去”。后来大家觉得他们生活的地方本来就是民间,因此便改称为“会朋友去”。会朋友去就是去会农民。这是晓庄师生立足农村社会实际、受农民化的一个根本制度与方法。在与农民的交往中,晓庄师生“劝农民做应做的事,宣传自己的见解,调查各种事实问题,为农民排难解纷,或解释农友对于‘学校’的疑难”。由于农民一开始不太熟悉这种形式,师生们最初碰到过不少冷面孔。但是他们以极大的耐心与热情投入到这种活动中来,尽可能地为农民做实事,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获得了农民的理解与支持,农民们欢迎晓庄师生,也乐于与晓庄师生交朋友。晓庄师生也是以此为乐,乐此不疲。他们以十分欢愉的笔调将这种深入民间的活动描绘得如诗如画:“夕阳西下时,我们始出发,清风明月中,我们归来了。当初也碰过不少的冷面孔,但是农人多半是亲切可爱的,我们曾受了许多恳挚深厚的欢迎。我们必须与农人做朋友,而后可以了解农人的困难与问题,获得农人的同情与赞助,使我们的学校真真对于农村社会改造的事业上有所贡献。总之,我们常常会朋友去,才使我们能够农民化,亦才使我们能够化农民。”(54) (www.xing528.com)

乡村医院。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困苦,缺医少药,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为了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实践“医药卫生教学做合一”,让乡村教师从实践中获得医药卫生知识,晓庄师范设有一所乡村医院。医院因陋就简,设在学校附近的佘儿岗的一座小庙内,由留美归国医生陈志潜及其妻子主持。陈志潜不仅负责为农民看病,还担任学校的卫生教员。这所医院对农民实行免费就医,单是开业期间就先后治疗病人一千余人次。1928年下半年,学校与卫生部合作,建立学校卫生实验,又于次年扩大建立乡村卫生模范区域,在晓庄与燕子矶开办了两个乡村医院,引导附近农村开展常见病与流行病防治工作,改善农村饮用水条件,还举行大规模的灭蚊灭蝇活动,开辟了药材种植场。(55)

乡村医院很重视农村卫生教育的教学做合一。例如,1929年秋,陈志潜医生让自己培养的医疗卫生人员在晓庄附近的农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卫生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由于天花传染,农村婴儿的死亡率高达十分之六七。经过研究,陈医生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灭天花的生活教育课。下课后,学生们又到医院里现场学习种牛痘的技术,陶行知也亲临指导。边讲、边学、边做,大家基本掌握了种牛痘的技术,然后分成小组,先到学校所属的几个幼儿园、几座小学去给小朋友种痘,再到农村逐户给小朋友种痘,很快地就止住了天花的扩散。这是一次农村卫生教育的实践。不但学生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社会活动教育,农民们也受到了一次科学卫生教育,并且密切了学校和附近农民的关系。上完这堂课,陶行知还专门向学生们指出:“我们乡村教师,要面向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要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困难。只是教育他们的孩子,是远远不够的。”这可以算得上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念的具体体现之一。(56)

联村自卫。1930年国民党查封晓庄学校,其中的借口便是晓庄勾结反动军阀,图谋不轨,国民政府南京卫戍司令部军警还在晓庄搜出了几支破枪。为什么晓庄会有枪?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有关晓庄及陶行知的谣言,陶行知本人也不得不专门致信《时事新报》,发表辟谣宣言。其实,国民政府军警搜出来的枪,不过是晓庄师生联村自卫的武器!

晓庄地处南京北部荒郊,人烟稀少,除了军阀的散兵游勇,还有打家劫舍的土匪,社会治安极不稳定,附近居民无法安居。1928年5月,陶行知正在燕子矶小学邀集了一些乡村教师和地方开明人士,商讨扩大农村教育之事。忽然有人提到,镇上昨日接到恐吓信一封,要借三千元,信上注明他们是第27旅的游兵散勇,没有旅费回家,限三日之内,将钱送到水西门外某地,以手电筒为号,还需带香烟七条、花露水七瓶,如不送来全镇休想安宁。陶行知听后非常重视,他建议当地开明人士谢执中与群众商量组织联村自卫加以抵制。这一建议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同。陶行知立即派学生去各村联系,成立“晓庄联村会”,并组织“晓庄联村自卫团”。晓庄联村自卫团“以晓庄附近村庄联合组织之”,“凡上列村庄十八岁以上之学生及有职业而能自食其力之村民,皆得为本团团员”。(57) 自卫团由陶行知亲自出任团长,学生刘焕宗任副团长。自卫团下设各村自卫大队,晓庄师范则设独立大队。自卫团的武器除了农民自有的土枪、大刀、标枪以外,经过陶行知的运作,还通过冯玉祥从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军库里购买了一批经过修理可以使用的破枪残械。这样,“燕子矶一带因为有了几支枪,自然雄壮起来,对发恐吓信的土匪之流,也不放在眼中,更不谈什么送香烟、花露水之事了”(58) 。

联村自卫团的成立使当地土匪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是同年8月26日,土匪直接针对陶行知发出了一封恐吓信,略谓:“(陶行知,)你办学校是正行,不该干涉我们的事。我们兄弟流落他乡,没有旅费回家,向你要三万元,一文不能少,限某月某日送到,如若不办,我等将你三里路之内杀得鸡犬不留。”陶行知对此一笑了之。他还风趣地谈道:“我倒想和这些土匪谈谈。劝他们改邪归正,暂时不必回乡,先到晓庄来受些教育再说。鸡犬无辜,何必将它杀尽?来个土匪教育。哈哈!”话虽如此,恐吓信事件发生后,晓庄加紧了自卫团的训练工作。陶行知从外面请来几名有经验的军事指导员,专门训练联村自卫团。这几名军官“应用‘教学做’的原理去教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都学会了装枪、打靶、野战以及守卫进攻的办法”。(59) 为了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自卫团加岗设防,日有警备,夜有巡逻。在土匪约定的日子里,冯玉祥还专门派了两名“神枪手”前来。由于准备得当,土匪的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由于准备得当,这次土匪勒索事件没能成功,但是农村社会恶劣的治安状况却引起了陶行知及晓庄师生的重视。他们加紧训练,不敢松怠。“除在校园中架设了警钟,修关口,积极操练,严加警戒外,自卫团部还不止一次地对全校师生及农民讲解作战之道”。在大家有所懈怠时,自卫团还组织军事演习,以实际行动教育群众重视社会治安的维护。(60)

联村自卫团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防匪防盗,还在清除烟赌毒,锻炼群众身体素质等方面担当一定的责任。陶行知在《这一年》里总结自卫团的成绩时写道:“从前晓庄五里以内有烟馆二十六所,新年赌博遍地皆是,匪警也是常有的。但是自从联村自卫团组织以来,民众的武力造成,公安局及驻军联盟缔结,四十里周围之烟赌匪患便一扫而空。”(61) 孔雪雄也评论到:“自从成立了晓联之后;附近的流氓赌棍鸦片鬼都自动远飏了,地方精神好像振刷一新,有焕然气象。”(62)

联村运动会。晓庄学校很重视通过体育与武术锻炼师生的体格,陶冶他们的情操。除了每天寅会结束后的武术活动,学校还请有专职教师教导师生学习武术。同时,陶行知积极倡导开展乡村体育运动,组织学校师生和周围的农村群众开展联村运动会。如同反对照搬照抄西洋教育一样,晓庄的联村运动会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化气息。它的场地是由附近农村群众和晓庄师生们共同开辟的荒地,设备则以石担、石锁、刀枪、戟棍、戈为主,外加一些简易的跳高架、篮球架。联村运动会在每年春秋两季的农闲时候各举行一次,运动项目根据乡村的实际生活确定,主要有锄头舞、蓑衣舞、插秧舞,有提水竞走、挑粪竞走、挑柴竞走、爬山竞走,以及举重、踢毽子、跳高、拔河等。还有所谓牛队运动,即各村养牛农民都骑着牛,吹箫唱歌,挂红插旗,编列队伍,巡游场上。每次的联村运动会都成为一次很好的动员,有时加入竞赛的群众达上千名,附近村落来观看的农民群众更是扶老携幼,比参加盛大迎神会还要兴高采烈。(63)

此外,晓庄的师生们还组织周围的群众成立了联村救火会与联村法律政治讨论会等组织。联村救火会规定,三里以内各村庄年富力强、热心公益的人都可以加入该组织,从而达到预防火灾的目的。联村法律政治讨论会主要是针对农村居民“不懂政治不明法律,所以不敢以主人翁自居,未敢以公仆视官吏”的情况而设立的,主要是帮助农民通晓法律常识,明白打官司的套路,帮助农民学会应对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的基本方法。正如孔雪雄在他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里指出的:“联村救火会的最大意义,还是在借此与农人联络。他们邀集各村农友来讨论此事,就是训练他们如何组织团体,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行使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目的固不仅全在消防也。”(64) 联村法律政治讨论会的意义也更多地表现在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国民素质等方面。

三　晓庄宏图与被解散的厄运

在社会各界的友情支持及晓庄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晓庄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晓庄已经有了八所中心小学、六所幼稚园、三所民众学校及一个中学,还有两个中心茶园、两个乡村医院及一个中心木匠店、一个石印工厂,此外还开办了农艺陈列馆、乡村艺术馆、北固乡修路委员会、晓庄商店等。不但“荒山装点得如农民宫殿”,还使“数十里周围的农民渐能握民权”(65) ,“享受他的幸福”(66) 。在晓庄学校的辐射带动下,方圆几里的农村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均有了很大的改观。随着实践的成功,晓庄师生们也信心百倍,希望将他们改造中国乡村的事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29年12月26日,晓庄学校指导会议决定起草民国十九年(1930)的计划大纲。在这份大纲里,晓庄学校对学校组织、方法改进、建筑设备之扩充,以及人员增聘、工具制造、书籍编辑、离校学生进修等方面的工作都有详细计划。在社会改造方面,晓庄学校加大了与社会各界的联合力度,他们提出要“与工程研究所水利局等机关合作,引长江之水以灌溉北固乡之田;与卫生部合作,提倡开井以裕饮水之;与源盛布厂合作,设立织布厂以替代失败之臼丝行及没有事做之农暇;与农学院合作,以谋本乡农林之改进;与卫生部合作,以谋本乡康健之进步;与教育部合作,以谋本乡教育之普及;与省政府合作,以谋本乡村治之试验;与卫戍司令部合作,以谋本乡秩序之安全;与省农民银行合作,以谋信用合作社之发展;与市政府合作,以谋交通之便利;与党部合作,提倡减租运动”(67) 。规划不可谓不细,目标不可谓不宏大。

1930年3月,也就是晓庄被国民政府解散的前一个月,陶行知按照规划大纲,踌躇满志地向江苏省民政厅提出组织试验乡,推行村治。在呈文中,陶行知指出:“在教育没有普及的社会里,乡村教师对于村治之进行,负有特殊之重要使命。……村治推行之初,乡村师范必须将村治列入正课,使未来之乡村之教师,都知道如何实现村治。但村治决不是单凭书本可以学来的,我们必须有参加村治的机会,然后可以得到引导村治的本领。我们干了村治的事,才算是求了村治的学。……敝校系研究乡村教育及训练乡村教师的机关,对于研究村治及训练乡村教师,做推动村治的工作,报有宏愿。所在地之北固乡人民,与敝校师生相处三年,深知无民权即无以遂民生而保民族。早思自选乡长,以副自治精神。” 他提出:“恳请贵厅长指令江宁县长,将第一区之北固乡,完全划作试验乡,予以试验自由,归敝校指导进行。凡村民及乡镇邻闾长工作人员,皆归敝校负责训练,以期早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68) 这份呈文清楚地表明,陶行知改造乡村教育的目的就是着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建设,他将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的中心既在于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在于突破教育层面,实现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造。

然而,正当晓庄师生踌躇满志,准备将他们亲手绘制的中国乡村改造宏图付诸实践时,晓庄却遭到了被解散的厄运,陶行知也被国民政府通缉。在南京市警备司令部的布告里,晓庄被解散的直接原因是“违背三民主义,散发反动传单,勾引反动军阀,企图破坏京沪交通”,在司令部从“爱护学校之至意”出发,“饬令暂时停办,以待整理”时,仍然“执迷不悟,于教育部接收整理之际,竟敢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出诱惑,希图扩大反动风潮……,充满反革命思想与行为”。(69) 晓庄校长陶行知则是“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70)

国民政府与警备司令部所说的这番托词是“有据可查”的。与蒋介石有利害冲突的冯玉祥曾经为晓庄捐过钱,帮助晓庄买过枪,还在晓庄建了个“冯村”。此外,1930年4月5日,晓庄师生游行援助南京下关和记工厂工人罢工,途经之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远因、近因结合在一起,最终触怒了国民政府。至于晓庄作为一个“自由之园”,对各种政治主张“不干涉”,让其“自由竞争”,(71) 进而成为国民政府反对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集散地,更是让蒋介石难以容忍。因此,虽然晓庄改造中国传统教育、挽救中国农村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国民政府的需要,但是在一个专制盛行、政治斗争突出的年代,政治色彩明显浓厚于其他乡村建设团体的晓庄不可避免地要被国民政府敌视。

晓庄虽然被解散了,但是“国内谋改善乡村教育同志,也纷纷响应,蹱接前来参加生活主张、晓庄办法者,固不少,而继续模仿以改良乡村者亦所在皆是”(72) 。晓庄的开办带来了教育界与乡村建设界的巨大震动,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晓庄存在的短短三年间,不仅有蒋介石夫妇、冯玉祥等军政要人数次光临,教育界上层决策者蔡元培、蒋梦麟等更是或亲临指导,或献言献计,给予关注。来参观取经的师生也是络绎不绝,不仅有市内、省内的兄弟院校,还有来自厦门、贵州、四川等地的师生代表团。有参观者谓“晓庄乡村师范,凡是留心教育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国最有希望的学校”(73) 。另一方面,晓庄精神通过毕业学员的传播,也走出晓庄,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例如,操震球、程本海、王琳分别担任了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和指导员,陈昌蒿被江西省立乡村师范学校聘为农事指导员,等等。此外,黄麓乡村师范、集美教育推广部、河南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广东大埔县百侯中学、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等乡村教育机构都有许多晓庄师生前去服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正如晓庄学生陈鸿韬在《忆晓庄　念陶师》里说的,晓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了三年,大家抱着牺牲奋斗的决心,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有的人去担任乡师校长,有的人去接任社教馆长,有的人去做教育局长,更多的人是去做创办各县市增设的中心小学教师、校长或从事辅导研究工作。同学们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教育革命作出了贡献”(74) 。这些学生把晓庄的种子播撒在全国各地,凡是有晓庄人的地方,便有了晓庄精神。甚至于如陶行知所言:“在褚玉璞时代,晓庄是可以消灭的。过此以后,种子已遍撒全社会,在人所不到的地方,已经有了晓庄的生命。我们想不到人间有什么势力,可以把他们连根拔掉。”(75) 这或许是陶行知在晓庄被解散之后最欣慰的事情吧。

1928年和1930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教育会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晓庄学校施与中国教育改革示范作用的认可。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全体会议代表曾前往晓庄参观学习,会议还通过了《提倡乡村教育设立乡村师范案》《请大学院明令各省注意训练乡村教育师资案》等议案。1928年8月,大学院公布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乡村师范学校制度及办法。次年,国民政府公布教育宗旨,明确可以独立设置师范教育,并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师范教育。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则规定办理初、中、高三级乡村师范,且明令要将各县的中学逐渐改组成乡村师范或者职业学校。这种变化,“一部分由于晓庄师范的努力所引起,也可说是一种公认的事实”(76) 。

作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试验,晓庄学校对当时中国方兴未艾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有志于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探索者们透过晓庄试验看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美好前途。他们满怀信心,认为“晓庄不仅是为晓庄农民之晓庄,是全中国农民之晓庄,又不仅现今中国农民之晓庄,亦千百年后农民之晓庄”(77) 。当时正在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试验的江问渔指出:“他们见着过去以至目前的一般旧式学校,只是死读书,一无实效,真的失望极了。失望之余,他们便树反叛之旗,另找路径。两年的成绩,非常可观,诚可为我国教育前途,开一生路。”(78) 晓庄试验也引起了时任广州省立一中校长,随后在山东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创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孔家店式”的“邹平模式”的梁漱溟的兴趣,得到了他的赞许。1928年,梁漱溟连续两次到晓庄参观考察,特别是第二次,他一大早便赶到晓庄,“细细参观一天,当晚在学校里住宿,第二天才回来”。经历了亲身体验之后,梁漱溟在《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里赞誉晓庄“有合于教育道理”,“有合于人生道理”,“注重农村问题”,他说:“照此办法看去,我们可以断定这样的学校,一定会有结果的。”他还表示:“我参观了晓庄学校,引起很多的兴趣;不知我们同事同学大家有没有高兴和心愿来改造我们的学校?”(79) 这次参观无疑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自己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初创之时还不忘向陶行知要求给予人才支援。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里指出:“陶行知的学校是唯一受到梁漱溟无保留的赞许的乡村改革方案。”(80) 足见陶行知晓庄试验在梁漱溟心目中的地位。

晓庄试验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27年,陶行知为赴加拿大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中国代表用英文撰写了名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的报告。该报告以晓庄学校为个案,向世界教育界介绍了“适应新农民生活需要”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继此之后,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会特派两名代表来晓庄参观考察。参观者在考察后,惊叹晓庄学校“实在很适合现代潮流”,“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出来”。(81) 1929年春,泰国首都曼谷的华侨学校也慕名到晓庄聘请教师,陶行知派夏孟文和郭美璋两位学生前往。(82) 同年10月,陶行知的老师——著名“设计教学法”创始人克伯屈也亲临晓庄。晓庄试验令其十分振奋,他认为晓庄的做法“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精神”,“办教育用这种生活,可负引导农民的使命,使合乎现代的思潮”。他还预言:“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为了实现自己“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的承诺,克伯屈离开中国时还专门带走自己拍摄的晓庄师生的生活活动影片,并将晓庄的《锄头舞歌》带回了美国,后来这首歌因为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演唱而风靡美国。(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