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乡村生活改造思想探析

陶行知通过教育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理论的建构最初是建立在他的“教育救国”论基础上的。陶行知始终认为,“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服务社会、改造社会“最好是从我们的最近环境着手,逐渐的推广出去。我们最近的环境要待改造的事体也很多。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 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忍放弃的问题。但是人民不能识字读书也是个待解决的问题,恐怕是一个基本的问题”。(2) 识字读书必然要借助到教育的手段,而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又非单识字读书:“寻常人最后还有一个误解,就是误认读书为教育。只要提到教育,便联想到读书认字。他们以为一切教育都从读书认字出发。他们只管劝人家识字读书,不顾到别的生活需要。识字读书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否认。但是样样教育都硬要从教书入手,走不得几步便走不通了。”他认为:“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我们一提及教育便含了改造的意义。教育好比是火,火到的地方,必使这地方感受他的热,热到极点,便要起火。‘一星之火,可以燎原’,教育有这样的力量。教育又好比是冰,冰到的地方,必使这地方感受他的冷,冷到极点,便要结冰。教育有力量可以使人‘冷到心头冰到魂’。或是变热,或是变冷,都是变化。变化到极点,不是起火便是结冰。所以教育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教育总是互相感化的。互相感化,便是互相改造。”陶行知还认为:“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寻常人以为办学是一事,改造社会又是一事,他们说:‘办学已经够忙了,还有余力去改造社会吗?’他们不知道学校办的得法便是改造社会,没有功夫改造社会便是没有功夫办学,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3) 既然陶行知把教育和改造联系起来并认为两者是等同的,那么他教育救国、乡村教育改造中国农村的诉求实质上就是以此挽救民族危机、乡村危机。这是当时手无寸铁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普通知识分子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作为一个教育家,“教育救国”理所当然地成为陶行知乡村教育挽救中国农村理论的最初起点。但是,陶行知的高明之处则在于他对中国国情,对中国乡村教育有着较同时代知识分子更为深刻的真知灼见,从而能够将泛泛而谈的教育最终归结到一个具体的乡村教育上。

早在1921年,陶行知便注意到了中国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说:“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我国人民,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占百分之十五。就是有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然而乡村的学校只有百分之十。这种城乡不平均的现象……亟当想法,怎样才可以使乡村的儿童受同等的知识,享同等的待遇,这就是师范教育的一个新趋势。”(4) 这表明陶行知开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教育发展道路。随着陶行知平民教育实践的展开,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救国”道路上实现了思想认识的又一次飞跃。1924年10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平民教育概论》,分别就“平民教育之效能”“平民教育问题的范围”“中国平民教育之经过”“平民教育现行系统”“教育组织”“教材教具”“考成”“经费问题”等问题做了系统阐述。在这篇文章里,陶行知在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了平民教育思想向乡村教育思想的转型:“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5)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从农民入手、从农村入手就是破解一切中国社会问题的突破口。陶行知了解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就找到了破解中国社会问题的锁钥。

基于这一认识,1925年起,陶行知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向了农民和乡村。9月,陶行知发表《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明确提出“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之中心,乡村教员为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并初步提出“其具体办法,应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实验之”。(6) 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一手资料,这年底陶行知还专门聘请东南大学乡村教育学教授赵叔愚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研究部主任,两人一起深入农村学校调查访问,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1926年初,陶行知发表《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在文章中对中国师范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中国的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做教员的大有城里没人请才到乡下去之势。”陶行知认为这种教员不能久于其职,不能胜乡村领袖之重任。他对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袁观澜、顾述之发起“每个师范学校在乡间设立分校,以为造就乡村师资之所;每分校并设附属小学一所,以资乡村师范学生之实习”的做法大加赞赏,誉其为“我国师范学校以合作及研究精神图谋乡村教育之发展”的“起点”。在这篇文章里,陶行知还明确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对自己在《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里提及的通过师范学校改造中国乡村的设想做了补充论述:“我以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师范学校在乡村里设分校,在乡村的环境里训练乡村师资,已经是朝着正当的方向进行了。我们的第二步办法就是要充分运用乡村环境来做这种训练的工夫。我们要想每一个乡村师范毕业生将来能负改造一个乡村之责任,就须当他未毕业之前教他运用各种学识去作改造乡村之实习。这个实习的场所,就是眼面前的乡村,师范所在地的乡村。舍去眼面前的事业不干而高谈将来的事业,舍去实际生活不改而单在书本课程上做工夫,怕是没有多大成效的。我们不要以为把师范学校搬下乡去就算变成了乡村师范学校。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面前的乡村生活,决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7) 《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与《师范教育下乡运动》的发表既表明了陶行知对中国乡村教育现状有了准确把握,也标志着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改造中国农村思想初具形态。

随后,陶行知接连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创设试验乡村幼稚园》《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等文章,主张幼稚园也要搬到农村。至此,陶行知将分属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幼稚园教育全部“搬到了乡下”,彻底实现了“教育下乡”。在此基础上,1926年底至1927年初,陶行知通过讲演、写文章,以及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宣示了自己乡村教育改造中国农村思想的成型及自己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重心的转移。(www.xing528.com)

1926年11月21日,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研究会上做报告,提出:“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倘使个个乡村教师的心都经过了‘农民甘苦化’,我深信他们必定能够叫中国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这是我们绝大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绝大的责任。”(8)

1926年12月3日,《新教育评论》发表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拟定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宣言书》指出:“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我们深信他们能够依据教学做合一的原则,领导学生去学习那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但要想这种教育普遍实现,必须有试验,研究,调查,推广,指导之人才,组织,计划,经费,及百折不回的精神,方能成功。本社的事业范围很宽,但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是一件伟大的建设事业,个个国民对他都负有绝大的责任。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大家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发展,指导他进行,一心一德的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9)

1926年12月12日,陶行知邀集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举行乡村教育讨论会。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旧的乡村教育:“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接着,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乡村教育改造中国农村的主张:“生路是甚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陶行知在这次讲演中还向入会社员描述了自己所提倡的活的乡村教育的特点。他提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子、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他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他其实要叫学生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上去运用环境的活势力,以培植他自己的活本领。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以后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村中荒地都开垦了吗?荒山都造了林吗?村道已四通八达了吗?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吗?村政已经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吗?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学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就可破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他对于改造乡村生活的力量大小,要看他对于别方面势力联络的范围多少而定。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在讲演最后,陶行知重申了自己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里的主张:“我们教育界同志,应当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全国同胞一齐出来,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发展,督促他进行,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10)

至此,陶行知基本完成了其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中国农村思想的理论建构,在此后的实践中,这一理论又不断得以完善、扩充,日臻成熟,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重要思想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