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挫败与衰颓

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传统农业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趋衰落,以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危机”。

一　农业经济凋敝

中华职业教育社曾经自1929年2月20日起,历时70余天在江苏17个县展开农民生计调查。根据统计数据,研究人员认为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弊害主要有产量少、售价贱、副业少、资本短。这一结论在全国范围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原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随着中西方在近代的相遇,中国农业首当其冲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近代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20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经济问题尤为突出。

一是农产品产量下降。据《中农月刊》介绍,民国时期的中国8个农民才能养活1个非农业人口,而同期的美国1个农民则可以养活13个非农业人口,这一时期的中国农业产量可见一斑。(1) 《剑桥中华民国史》提到,1934年中国“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2) 。

二是农产品价格低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还表现为农产品价格低落。据估算,1934年的谷物价格比1930年下降了38%,纺织原料价格下降了25.5%,农产品价格总指数下降了28%,其中茶叶价格较1931年下降49%。(3) 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低落,甚至导致农民“血本无归”。以谷物为例,“据许多人调查,在江,浙等地,农民每石米的平均生产费是十三元到十五元,内地生活程度较低,如安徽,湖南,江西等地,每石米的平均生产费是十元左右;……假若农产品价格是在这生产费以上,那末农民当然是不致亏本,然而事实上去年(1932)的米价,在皖,赣,湘等地,每担米价仅五六元,江浙等地每担米价是九或十元;……这结果,农民每种一担米要亏本四五元,……现在假使再假定每户农民种田十亩,平均普通田每亩产米一担五斗,那末这农户就要亏本六十元至七十五元了”(4) 。

三是农村副业破产。据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调查,江苏17个县中,各县无副业家庭占总家庭数的比例分别为嘉定70.0%,昆山73.3%,常熟87.5%,崇明76.7%,松江80.9%,赣榆94.7%,盐城83.3%,无锡7.7%,镇江25.6%,泰县20.0%,川沙31.1%……。长江三角州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自不待言。

四是农村金融枯竭。资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资金却出现严重的枯竭状况,资金集中流向都市,各色人等都从农村榨取资金,把资金用于投资城市的房地产等行业,很少有资金返还农村用于农业的改进,农村中的资金危机日益严重。据1933年的调查,现代式银行和钱庄所提供的农业信贷仅占信贷总额的10%。(5)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农村“现金缺乏”,“农村金融的日渐枯竭”,农民“普遍地争着借贷”。(6)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到1934年的调查,全国850个县中,借现金的农家占总数的56%。(7)

此外,土地分配不均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凋敝的突出表现。按照1927年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估计,全国农民中占全国人口44.4%的贫民(1—10亩)占有全国土地的6.2%,占24.7%的中农(10—30亩)占有13.3%的土地,占16.2%的富农(30—50亩)占有17.4%的土地,占9.5%的中小地主(50—100亩)占有19.4%的土地,占5.3%的中上地主(100亩以上)占有43.0%的土地。占14.8%的地主占有62.4%的土地,占到全国人口69.1%的当时农业生产的主力——贫民与中农则仅占有全国耕地的19.5%。1937年钱俊瑞的统计结果则是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全国土地的68%。(8) 位于长江三角州地区的江苏省在1933年“田权底集中也达相当高度”,“地主以一万亩左右的为最大”,数量较淮北一带却相差很大,“淮北一带最为畸形”。(9) 虽然近代中国土地状况的调查数据众多,很难估计其正确性,但是土地的兼并集中却是其反映的共同趋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土地集中的结论应该不容置疑。

二　农民生活窘迫

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www.xing528.com)

一是收入减少。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是“中国各地的一般情形”。(1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即便是江南富庶地区,如金华、兰溪,农家收支有余者仅仅占到14.10%,收支相抵者也只有26.41%,59.49%的农家入不敷出。(11) 全国范围看,据卜凯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农家年均收入为300元,日均0.82元。以最低生活费标准为187元来看,有67.1%的农户常年生活在这个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也就是说有69%的农户年均收入尚不及187元。收入的减少必然导致生活的困苦。据郭谦、王克霞的研究,即使是在比较富庶的山东沿海地区,普通农民生活也属于绝对贫困型。(12) 定县素为当时乡村建设工作者眼中的“模范县”,但是“绝食农民,到处可见……(农民)初则尚持草根树皮谷糠充饥,后以该项食物吃尽,遂至完全断炊”(13) 。号称江南富庶之地的无锡则“抢米风潮风行全县”(14) 。

二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人有80%是文盲。据卜凯1921年至1925年的调查,全国7省17县2866户农家,未受学校教育的佃户占比65.6%,而受教育者受教育年限平均不过2.9年。全国7至16岁儿童中,包括“田主”“半田主”“佃户”家庭,累计69.6%的儿童未入学。(15)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江苏省上海市虽然佃耕农受教育者占比达到了43%,但是他们所受学校教育“止于小学,绝无就学于中校者”。(16)

三是负担加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田赋为地方税种。田赋附加税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各地军阀筹集军费的重要来源。抗战前,全国附加税数目在673种以上。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统治的江苏省的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1933年也已超过正税10余倍至26倍以上”(17) 。“天府之国”四川竟然出现了田赋预征,1924年以前每年一征,1925年开始每年三征,1932年到1934年竟然每年六征!(18)

三　农村动荡不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一是大规模的农民离乡。据刘芳的《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原因探析》一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人口离村率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状态,个别地方甚至达到90%以上。如江宁淳化镇为97.87%,武进为93.62%,江宁土山镇为98.15%,常熟七村更是达到了100%。(19) 全国范围的情况可以通过1935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进行分析。在这次调查有报告的1001个县中,农民外出数在2000万以上。(20)

二是乡村政权蜕化。美国学者杜赞奇指出:“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21) “士绅阶层的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士绅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留,使得一向把持乡村政权的绅士阶层失去了最基本的力量补充。由此,基层政治权力的中空状态便被‘劣绅’、‘豪强’所掌控。”(22)

三是农村治安恶化。由于政局不稳,战乱四起,这一时期的农村深受其害,治安恶化。“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掳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江北散在民间的枪械有二十万。这二十万条中,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是属于匪类的,有机关枪及迫击炮的股匪也不算稀奇”。(23) 农村烟毒也十分厉害。1934年报载,威县“毒品深入民间,黑白充斥,几至一村有六七十人食之者”(24) ;南和“毒品犯几无村无之,吸食者尤众,每村平均有一二十人不等”(25) 。

四是公用事业荒废。当时的农村调查普遍指出农村卫生环境恶化,道路失修,水利设施荒废。据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的估计,这一时期因为社会卫生设施缺失,国内不应该死亡而死亡的人口多达600万,农村尤其是重灾区。当时农村治病主要是靠中医和巫医,4亿人口的国家平均每7万人才能得到一个注册医师,“而其中到农村去的,又是凤毛麟角”,“农村之疾病死亡,只有听天由命”。(26) 而水利设施的荒废使原本“完善而和平”的“徐海各属只要不下雨,草木就枯旱不能生长,一下雨就水积起来,淹了田地”。(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