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学术史分析与问题探讨

中国的“三农”问题研究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之一,在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视线聚焦于现实,更加偏重于对现实政策的解读与提出对策性建议。然而,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在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势不可挡的时代,中国为什么要走上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如何破解?对现实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少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同时,大多数研究者,特别是一些政府机构的相关研究部门,多习惯于将目光和学习经验的足迹落在异国他乡。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日本与欧盟的农村建设、美国的乡村建设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

简单而言,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农业、农村、农民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在实现“三农”现代化的过程中,当然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同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承认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来自哪里?源于独一无二的历史根源。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延续。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具体情况,从历史和现况中寻找出路。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看来,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通常意义上,过去是打开遗传密码的钥匙,凭借遗传密码,每一代才能复制其后代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遨游在过去之中就像鱼儿遨游在水中,我们无法从中逃遁”。人类社会的传承离不开经验,而历史学家就是经验的记忆储备库,“就历史学家已积累和建立了总的历史储备而言,当代人只有依赖他们”。人们常常通过解读过去预测未来,未来与过去具有系统的联系,所以人类社会越来越依靠历史预测,企图从中获得改变未来的知识。(1)

中国今天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延续。历史的脉络理不清楚,读不懂历史上的“三农”问题,现实的困惑未必可以消解。

回溯历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农”问题也曾引起政学两界的强烈关注,“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各种建设农村的机构纷纷设立,风起云涌,桴鼓相应,可谓盛极一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是在怎样的历史场景下展开的,进展如何,结局怎样?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现在出发来理解过去”,还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理解现在”,搞清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现在。正如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即使已经消失的历史对象,也有其现实价值,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与流传下来的东西相比较”(2) 。这就是我们选择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曾经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西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或许是因为时间还太靠近的缘故,这场运动的意义还没有完全彰显,虽然当时关于如何建设乡村的对策性研究比比皆是,但是关于这场运动本身的研究却乏善可陈。略可提及的是两本编年史性质的著作,一是《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孔雪雄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二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许莹涟等编,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员出版股1935年版)。即便是这两本书,其主要内容还是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做概括性的叙述,称不上系统、深度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社会各界曾经对梁漱溟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批判运动,后由对梁漱溟的批判扩及对整个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对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毛泽东曾公开批判,社会各界也从政治、哲学、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梁漱溟进行了深刻批判。冯友兰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徐宗勉发表《梁漱溟对帝国主义采取甚么态度》,袁方写就《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吴景超写成《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千家驹先后发表《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究竟为谁服务?》。这次批判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也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内对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态度。客观而言,这场批判运动实际上不是学术研究,批判性的政治定性取代了正常的学理探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对梁漱溟和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探讨一直陷于这场运动的窠臼。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至少有十余本,而论文更是达到数百篇。在这些研究专著中,有的以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为考察对象,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祝彦的《“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有的以某一个实验区为考查范围,如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徐有礼等的《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徐秀丽等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刘重来的《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有的研究则专门考察乡村建设举措的某一个支项,如杨菲蓉的《梁漱溟合作理论与邹平合作运动》(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至于论文方面,限于篇幅的原因,更多的是关注个案,或者是就某一问题做全国范围的考察。(3)

毋庸置疑,上述论著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的研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偏重个案,多以某一具体实验区为研究对象,尤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区为考查重点,即使是冠以全国名目的著作也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两个实验区上。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4) ,杂乱分歧。众多实验区或为“孔家店式”,或为“青年会式”,或为“都市化式”;要么偏重教育,要么偏重生产,要么偏重自治,要么农业与教育并重,要么偏重文化。有的是地方人士有感于乡村环境的恶劣,为自谋生路计,从自己的乡村开端,自动办理各种乡村事业;有的是地方政府鉴于县政不良,划出一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域,委托教育或学术团体社会办理;有的是学术机关不愿蹈空研究,只从书本中求死学问,而谋切合实际需要,从人群生活中求真知识;有的是大专院校为训练学生获得实际的知识,作为学术理论的验证,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培植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有的是教育团体鉴于乡村事业的重要,热心提倡社会事业,以推动民众、改进乡村;有的是政府谋实现其政策,指定一县先行试验,办理县政建设事业,以为其他各县模范……模式各异。(5)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限于时间与精力,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实验区,要做到一无疏漏,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个案研究不失为明智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明显存在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仅在于出现个案的遗漏,不能反映出当时各地乡村建设的多样性,背离了历史史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超大型特征和各地区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以及各个不同的实验区组织主体,大大增加了直接从个案实证研究中进行宏观理论抽象的难度。

中古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长江三角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向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近代历史不仅从这里开始,而且也在这里结束。民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正在这一地区中的南京。在这场运动中,长江三角州地区汇集了多种社会力量,举办了多种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俨然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学界已有的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乡村建设实验区汇集之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研究这一区域乡村建设运动的专门著作。(6)

申晓云、左用章的《黄炎培和他的乡村改进试验活动——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载黄炎培故居管理所、朱宗震、陈伟忠:《黄炎培研究文集》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武启云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实验述评》(载《教育与职业》1997年第5期)两文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活动做了初步梳理。前者侧重剖析黄炎培先生的乡村建设理念,后者意在揭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事业为当代农村改革提供的宝贵经验与启示,虽不能全面反映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一社团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对徐公桥实验区的具体建设事宜也有语焉不详的地方,但毕竟向读者初步展示了其中的一个侧面,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研究基础。赵入坤的《民国安徽的乡村建设》(载《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对乌江实验有所涉及。

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选择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www.xing528.com)

首先,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单就区域历史的研究而言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意义。

通过对目前学界研究成果的检讨可以看出,随着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兴起,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系统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还是空白。因此,尽最大可能复原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本来面目,厘清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效果,从整体上考察其间的关联与互动,尚属学界首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我们以地域为界选择研究对象,也是为了再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多样性,这有助于追究多样性的特殊因缘及其背后蕴含的问题。

如果说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的一地一隅的实验区个案研究不能反映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多样性,那么以个案微观研究为基础,突破实验区地域限制,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进行中观探析,通过各区域实际研究和比较,最终达致对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宏观上的深度把握,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研究思路。以长江三角州区域为研究对象,既解除了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时须面临的史料、精力方面的限制,最大程度地接近整体,再现运动多样性、复杂性的基本特点,又有助于我们突破特定实验区的限制,探讨各种模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疆域广阔,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面临着不同的具体情况,这就决定了乡村建设模式也应当是各式各样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在对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初步考察时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基本可以称得上是“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7) 的区域,竟然如同全国范围一样,也呈现出乡村建设的多样性。长江三角州地区汇集了多种社会力量,举办了多种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俨然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缩影。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此为研究对象,更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在外部条件具有同质性的情况下,乡村建设运动依然呈现多样性?

最后,我们之所以选择长江三角州地区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更好地考察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借鉴意义。

时下,在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大背景下,“三农”问题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正如已故历史学家张荫麟所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8) 以民国时期长江三角州地区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更好地思考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可以更好地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当前,政学两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发展基础之后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相较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样是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但是,就当时中国的总体情况而言,其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级的。这自然会限制人们解决“三农”问题的视野。然而长江三角州地区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近代开埠以来,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活跃,也是我国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至抗战爆发前,随着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最终确定,以上海为核心,层层集聚、层层辐射的长江三角州城市体系已经形成。“上海这个巨大的核心象是个巨大的磁场,众多的江南大小市镇在其巨大的吸引辐射之中,逐渐从无序到有序,网络成片、联系成群,并随其一起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转盘中”(9) 。可以说,长江三角州地区乡村建设运动面临的时代背景,如工业化、城市化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实质内容上与当前新农村建设不无一致性,只不过程度略有差异。这种相似的历史场景无疑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此外,民国时期长江三角州地区农村的实际状况也与目前的中国农村有很大的相似性。“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包括土改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江苏省农村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满铁对江南地区6个农村的深入调查)证明:当时三角洲农村之中普遍都是一家一户的小耕作,每家以自家劳动力耕种小块土地,平均一户约5至10亩,而整个苏、松、太地区可以说基本没有依赖雇佣劳动、规模较大的经营式农场”(10)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该地区农业“高度商品化”密切相关。再如,费孝通先生也曾提及,以开弦弓村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11) 。这与目前中国农村拥有着便利的城乡交通极为相似。

正是在这种相似的区域背景下,南通、无锡的乡村建设侧重于兴办实业,以工促农,再配套开展乡村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成效显著。这与新时期“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三农”建设重要方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见,较之全国范围内的泛泛而谈,以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三角州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运动的经验教训更具有现实意义。

退而言之,即使历史上长江三角州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不具有全局化效果,不具备放大的可行性,单独探讨该地区发展模式的历史延续性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下,长江三角州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模式一直为学界所推崇,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其特定的路径依赖也是需要研究的。因此,对该区域乡村建设的历史进行考察,有利于我们探究其现代模式的路径选择,有益于我们正确估计这一地区时下发展模式的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