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成博士与女儿赵安吉
赵锡成博士(Dr.James S.C.Chao)
赵锡成在中国大陆学习航运,于1949年完成了大学课程,后迁往台湾。直到29岁那年,他一直是一名远洋船长。而后在1958年他以历史最高分通过了甲级船长特种考试,因此得到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1964年,他在纽约成立了福茂集团,至今依然担任着集团的荣誉主席。长期以来,他提倡将环保设计与技术应用于现代船舶。2004年他在美国入选联合国国际海事名人录。此外,几十年来,他还受聘于美国圣约翰大学董事会,担任顾问、客座教授及校董,以及交通大学在美洲的校友会和美国校友基金会理事长。
赵锡成因其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的业界认可和诸多奖项不胜枚举,其中包括:奥尔杰杰出美国人奖、圣约翰荣誉勋章、尼亚加拉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尼雅克学院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其他中美各类机构因认可其个人及其妻子和家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而授予的诸多终身成就奖。同时,赵锡成担任赵氏家族基金会理事长,他与其已故的夫人赵朱木兰女士(Ruth Mu-Lan Chu Chao)曾为成千上万在美国和中国的莘莘学子提供奖学金资助。
赵安吉(Angela Chao)
赵安吉除了是国际交通航运企业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外,还是一位活跃的慈善家,同时也是赵氏家族慈善机构之一福茂基金的理事长、多个国际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她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极优等学士学位。毕业后,赵安吉进入投资银行业,在史密丝邦尼(Smith Barney,现为摩根士丹利美邦)从事并购业务。她出版的图书和撰写的论文涉及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以及教育。
牢记自己能够掌控什么,有益于自己在经历航运周期的任何阶段时保持洞察力。
对人要彬彬有礼。携荣誉与尊重生活,生活终将给予你回报。
混乱的战争时期,人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选择:要么让自己的精神屈服并坠入毁灭;要么不断超越,用充满希望、爱的精神鼓励自己并打破战争的枷锁,自在翱翔。这些拥有不朽精神的幸存者以永恒不变、全新、感恩的目光注视着人生,总是在寻找方法使世界变得比他们所发现的更美好,而不是为了追名逐利。
赵锡成博士是美国福茂集团(Foremost Group)的名誉董事长,经历过列强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时期,赵博士从他的父母,即曾任某学校校长的赵以仁和赵许月琴那里认识到,良好的教育十分必要,他将其称为“生活的工具箱”。
在他的学生时代,赵锡成在初、高中阶段,以及在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读书期间,均获得过奖学金。赵锡成不仅在学业中表现优异,还是一位校运动员并担任校篮球和足球队的队长。他尤其喜爱打乒乓球。“我在上海读书期间曾夺得了三年的校乒乓球冠军。由于中美两国是通过乒乓球开始建立的新外交关系,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乒乓球。战争期间,我们失去了一切,”他解释说,“但我们仍然可以打乒乓球,因为你只需要一个球和球拍。我们在街头打乒乓。这是项简单的运动。这也是乒乓球会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在几十年的战争冲突造成破坏前,赵锡成出生在一个繁荣的农村。他们一家人居住在种植着水稻、小麦和棉花的村庄里。战争中,他们唯一能种植的作物就是马铃薯,因为马铃薯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地里。“相对而言,我的家庭比其他人过得好,”赵锡成说,“我的祖父是一名医生,所以他的病人有时会给他一些大米作为报酬。我们对此都很感激。但即便如此,我们家也并不是每天都有食物。有时候我们吃了午餐,就不知道是否会有晚餐。我们会喝很多粥。因为加了水,一碗米饭就能煮成三碗粥。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盐。这是我们食物的主要调味料。”
战争导致卫生系统被毁坏,流行病爆发。病魔带走了曾和他一起玩耍的同伴们的生命——他们分别是7岁和13岁。“这令人非常难过,”赵锡成轻声说,“我们幸存下来是因为我有很棒的父母,他们教导我们要充满希望相信明天会更好,”他强调说,“他们重视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食物匮乏、炸弹轰炸以及疾病侵袭——我们不曾也不会忘记教育的重要性。”
赵锡成的父亲赵以仁是一名教师,他为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提供教育。1940年,赵以仁秉持“以教育救国”的理想,他把私人住宅作为教室,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立丰村小学,并担任校长。
为了能在更大的城市上学,赵锡成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最终考入了上海的学校。这得益于他父亲的指导。
赵锡成记得晚上学习的时候,仅仅依靠一盏放着一根燃烧着的灯芯的油灯散发的微弱而摇曳的光来阅读课本。冬天天气严寒,蘸毛笔的墨水就会结冰。夏天,在他学习时,蚊子总围绕在他周围试图叮咬他。他尤其感激那些能够在他学习的时候提供光亮的月圆之夜。
几经努力,赵锡成通过了考试并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富有的家庭为躲避内战搬至上海。流离失所的少女朱木兰(Ruth Mu-Lan Chu)也在其中。“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很害羞。她假装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知道她认识我。因为她的朋友告诉她,我在学校是一位有名的乒乓球运动员,”赵博士笑着说,“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会脸红。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男女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社交活动是不寻常的。”他笑了起来,“朱小姐是一个端庄的姑娘。她也很漂亮。当她和你讲话的时候,她会让你感觉到她很特别。我不想和其他姑娘约会或结婚,我只想和她在一起。”
赵锡成担心他们不同的社会背景会成为他追求朱小姐的阻碍。“我是个农村小伙子,而朱小姐则来自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他说,“我知道我必须先完成学业,然后找一份好工作,这样她的父母才会以我为豪。我知道航海专业毕业生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那时中国总体上是贫穷的,而所有海员均按国际标准赚取薪金。”他解释道,“这极具吸引力。”
赵锡成对航运业并不陌生。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航运基因。“我的两个叔叔都是船长,”他说,“他们从未出过事故,我的叔叔赵以忠(Yi Chun Chao)在海上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我为他感到骄傲,并且由此对航运产生了兴趣。航运业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行业。我想这就是我的动力所在。”
航运也给这个在小村庄里长大的赵锡成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看看这个世界。“相对而言,在我那个年代,经济压力很大,特别是在远东地区,许多企业仍不成熟。在航海时,你便有机会乘船去许多有趣的地方旅行。”
因此,赵锡成在上海交通大学决意攻读航海专业的本科学位。“为了拿到毕业证书,我必须登船航行,从而积累一些航海经验,”他回忆道,“我在1949年5月底离开上海。我父亲从农村赶到码头为我送行。我想两周后就能够见到他。但我根本不知道那会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赵锡成在海上时,政权发生了改变。赵锡成的船转而向台湾航行,他人生的新篇章即将展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谚语
“当我到达台湾时,那里一片混乱,”赵锡成说,“数百万的大陆人来到这个岛上。住房、食物和工作都很缺乏,同时我也在寻找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发现我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做一些人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要从事航运。你要去的港口可能在战区,这很危险,”他解释道,“但我想,如果我有机会表现出自己愿意作出牺牲,我就能得到工作。”
这一策略得到了回报。赵锡成被雇用在一艘商船上做见习驾驶员,并且很快晋升为二副。“我愿意牺牲,但另一方面,我仍在努力让自己有所作为。”赵锡成的职位不断提升,在他29岁生日的时候,他成为了船长——是当时全球最年轻的远洋船长之一。
赵锡成不出海时,就一直在寻找他“一生的挚爱”——朱木兰小姐。他的船被炸弹毁坏后送进干船坞修理,在那特殊的四个月里,他在台湾到处寻找她。经过两年的寻找,他终于找到了朱小姐。“我很高兴,”他回忆道,脸上带着温暖的微笑,“我生命中的空白终于被填补了。”1951年11月12日,他和朱小姐结婚了。
赵锡成的事业蒸蒸日上。“虽然船东信任我、喜欢我,并且任命我为船长,但我的薪水比大副还要低,”赵锡成说,“在20世纪50年代,船长的月薪约400美元。在中国,400美元是一大笔钱。但是船东只给了我180美元。”但是赵博士并不介意得到低于正常工资一半的薪水;他很高兴有机会证明自己。
尽管赵锡成取得了种种成功,但他却有更高的期望:1958年,在他30岁时参加了船长考试。“那时,成绩在报纸上刊登。这是一份公告。谢天谢地,我正打算看我是否通过考试时,我发现我的名字列在名单的首位。”赵锡成还发现,他的成绩是至今为止最高的——这一纪录尚未被打破。
赵锡成以优异的船长考试成绩,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那时候,他和朱木兰已有两个女儿,赵小兰(Elaine)和赵小琴(Jeanette),并且正盼望着第三个孩子的到来。这是一次追求职业生涯又一春的机会,可以使他的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每年允许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的配额限制意味着他的家人无法和他一起去。对年轻的赵家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朱木兰鼓励他前往美国,那时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木兰是我的支柱,”赵锡成深情回忆道,“她是不断支撑着我的力量源泉。”
“我的父亲带着他的梦想只身前往美国。”赵锡成六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赵安吉说,“他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这样他就能把母亲和姐姐们一起带去美国。”
“当我到达美国时,我满怀激情,”赵锡成回忆道,“我听说美国非常慷慨,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我来的时候没有钱,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他说,“我必须生存下来。”木兰每天写信鼓励并且安慰他。“她告诉我,我的果断、决心、创造力以及勤奋,会使不可能变为可能。”赵锡成说。
“中国有句谚语,”他补充道,“有志者事竟成。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如果你努力,老天是不会辜负你的,你会达成你的目标。我想这就是福茂集团的故事。”
美国的生活
赵锡成知道,如果他有更高的学历,找工作会更容易。然而,由于他在美国无法取得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成绩单,不得不重修许多本科课程。但是赵锡成并没有浪费那些年的时间,而把它看成是更多了解自己新家园的机会。
“被迫重修许多本科课程巩固了我的基础知识,”赵锡成解释说,“我学习了普通法。我了解了美国政府。这便于我接触到我需要接触的人,也更容易了解为了我的事业发展而需要接触的政府机构。事实上,”他回忆道,“我的生意正是从与美国政府的合同开始的。”
1961年,赵锡成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圣约翰大学攻读管理学硕士。同年,他和他的家人在分别了近三年后重聚;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两岁半的女儿赵小美(May)。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美国见到父亲时的情景,”赵小美回忆道,“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他让我的母亲非常开心,眉眼之间满是笑意。”
1964年,赵锡成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创立了美国福茂集团(Foremost Group)。当时,纽约市有一百多家航运公司。福茂集团当时规模小,但是并没有阻碍赵锡成进行竞争。“由于航运公司数量众多,电话公司专门为航运业制作了一本电话簿!”他说,“我试图在其中找到福茂,但却没有。我检查了第二版电话簿,我们集团仍不在其列。”
后来,赵锡成的女儿赵小甫(Christine)在还很小的时候问他,福茂该如何脱颖而出。“我告诉她,‘你要有决心和信心摆脱困境。你必须相信你会成功’。”赵锡成说,“如今在纽约只有一两家航运公司。大多数已经消失或迁往康涅狄格州。福茂却依旧在纽约。”
这些年,随着赵小甫、赵小亭(Grace)、赵安吉(Angela)的出生,赵氏家族和福茂集团一起成长壮大。每个女儿在她们大学毕业或从商学院毕业后,都会进入福茂工作,看看自己是否有兴趣接手家族企业。“航运是个非常辛苦的行业,我想你必须要感兴趣才能在这个行业工作并应对挑战。”赵锡成说,“我不会强迫我的任何一个女儿去追求这份事业。我让她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她们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也都做得很好。”赵锡成说道,声音里饱含着身为父亲的自豪感。
“我和我最小的女儿赵安吉开玩笑说,”赵锡成回忆道,“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就必须认真地考虑在福茂工作。”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补充道,“安吉小时候就对航运很感兴趣。她十分善良,她觉得应该帮助父母。”
赵安吉会在学校放假的时候陪着赵锡成去工作,亲眼目睹企业的内部运作。她很快就接受并理解了父母对福茂的愿景:成为世界领先的、值得信赖的服务供应商,并且成为全球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撇开商业哲学不谈,赵安吉从她父亲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领导力经验之一不是在董事会,而是在家里。“在父亲所做的事情中,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她说,“他总是将这一切归功于我母亲的爱与支持。他说如果没有母亲的爱与支持,他不可能实现他的目标。母亲没有和父亲一起上班,”她继续道,“但我的父亲总告诉我们,我母亲是他完全平等的伴侣。她是他的代言人,他的顾问。作为年轻的女儿,我们也渴望成为企业的一分子,并担负起这一宝贵的遗产。”
赵安吉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于2001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获得MBA学位。如今她是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这个仍由男性主导的行业里,赵安吉将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牢记于心,书写出家族企业的新篇章。
所谓疯狂,就是反复地做同一件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五十多年来,福茂集团经受了无数次航运周期的考验。企业在每个周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误读了需求,订购了过多的新造船。在《海上帝国:缔造并扩大自由贸易时代的船东和金融家们》一书中,德国交通信贷银行的达格芬·伦德(Dagfinn Lunde)认为不同的人会犯相同的错误,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比那些第一次犯这个错误的人更聪明。赵安吉极力避免自己也重蹈覆辙。
“在2016年经济低迷期,”赵安吉说,“我们看到无论是高收益债券、公共资金还是私募股权或对冲基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犯着同一个错误。但也有许多所谓的‘来路不明的钱’流入,而航运不是一项资产融资业务,”她强调,“航运是关于人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你必须有你自己的团队,了解团队、个人以及公司背后的人。是的,你必须表现自己,但也必须有人一直为你的产品和表现提供支持。”
自1964年创办福茂集团以来,该行业经历了许多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新的资金不断进出这个行业。上图借用了马丁·斯托普福德为本书所作的后记中的内容,以说明福茂集团所经历的航运周期。
“每个航运周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赵锡成说,“我把它们分为3年、6年和9年。但现在我认为,这些周期发生得更快、影响也更深远。”(www.xing528.com)
航运逆行者
赵锡成解释说,福茂集团成功的秘诀就是抓住了市场萧条时的机会。“当市场下跌,没有人想进入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发展和扩张的时候。”他说,“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我们尽量保守。我们总是很明智地利用资金,从不投机。没有租约在手,我们是不会订船的。”
图7-2 雷曼兄弟破产后涌入航运业的私募股权资金
(来源:《海事金融》)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全球的抛售潮。之后,来自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的新资金开始涌入航运业,以寻求投资回报。
“我们对此有很多担忧,因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并非长期参与者,”赵安吉说,“这些人没有决心去经历周期性衰退。航运不是那种你今天投资进去五年之后退出,赚到了钱然后就可以离开的行业,”她强调,“我们为全世界提供服务。这需要长期的眼光,因为这意味着当市场下行时,你必须要在那里。”
扼住命运的咽喉
福茂集团的战略计划一般是5年到1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灵活。“如果有必要,可以每6个月修正一次,以解决当前环境下的问题,并提供方案以指导我们应对挑战,”赵安吉说,“你应该在低迷期而不是在高点的时候为了未来而成长。”
每个计划中都包含着处理贸易中断的策略。从天气到经济事件,很多中断都超出了行业的控制范围。但是通过采用适当的策略,公司可以帮助减轻这些中断所造成的影响。
福茂集团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策略之一就是建造自己的船舶。“人们总是去造船厂,讨价还价。我们建造自己的船舶,这样我们就可以定制它们,而不必把钱浪费在无谓的设计上。”赵锡成解释说。
福茂集团的船队载重量大约为500万载重吨,而且船龄都很小,平均船龄不超过5年。“一旦船舶到了一定的船龄之后,我们就按现状出售。”赵锡成说,“而且这样船舶就总是处于非常好的状态。”
这些船舶也因环保管理而闻名。赵锡成已经获得了许多奖项,以表彰他与福茂公司将环境友好型设计融入到船舶中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很乐意带头与造船厂合作,设计出对环境敏感的功能。如果其他的船东认为福茂集团的设计起了作用,他们就会愿意在自己的船舶上也增加这些功能。
把握市场时机是一种愚蠢的游戏,但在市场中,时间就是你最大的自然优势。
——尼克·默里(Nick Murray)
自1985年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altic Dry Index, BDI)推出以来,就指出经济大幅下滑的趋势,从黑色星期一到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国大萧条。BDI指数就像谚语中的“煤矿坑里的金丝雀”,它一直是全球贸易扩张和收缩的主要经济指标。不过,赵氏家族在经济衰退下规划他们的路线时,并不会指望经济数据和预测。“没有人可以掌控市场,我们也从不在市场上投机。”赵锡成强调。
图7-3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1986—2018
(来源:CNBC)
“我们会进行对冲或者使用‘三脚凳法’(a three-legged stool approach):即表现(以良好的船舶设计为后盾)、管理和技术来尝试降低风险。”赵安吉补充道。
福茂集团第一级别的租约分布在5年到10年之间。由于这种时效性,赵锡成解释说,交易对手的风险是公司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降低这种风险的一种方法便是提高福茂集团合作伙伴的标准,并同租船合同错开。“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浮动的,”赵锡成说道,“在整个船队范围内,我们通过租船合同管理市场风险。”
同任何周期一样,经济衰退会引发一波合并浪潮。赵安吉认为造船厂的减少是一种重新平衡并重塑造船业及其服务高标准、高质量的方法。“我认为这对该行业是有利的,”她说道,“有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参与者就会被淘汰出局。”
在停滞时期,上市公司将利润视为资产负债表紧缩的结果。但是,一家公司无法单靠削减开支实现增长。计划需要始终就位并随时准备执行,以便公司在周期性的低谷中进行资本化。福茂一直坚持这样的策略。
“现在不是偷工减料的时候,也不是在船员开支或在船舶维护方面省钱的时候,”赵安吉说道,“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加倍下注的时候。我们投资船员,因为我们现在能够以更高的比率留住船员。我们可以让船舶长时间待在干船坞,因为机会成本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对所有的货舱喷砂。这样需要更多的钱,但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们才能为未来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可观的新造船订单簿的原因,这些新造船将在未来2年到3年内完工。”
对于赵锡成来说,牢记自己能够掌控什么,有益于自己在经历航运周期的任何阶段时刻保持洞察力。“我们总是扪心自问,我们真正能够控制的事有多少?老实说,答案是什么都没有。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控制,那就是我们如何维持一支年轻而健康的船队,”他解释道,“我们可以增长得更快,但我们更愿意与一流的租船公司合作,如大型、信誉良好的粮食公司、矿业公司等,并以适当的速度增长,反映出我们对管理一个成功、负责任的船队的重视。”
福茂集团的一些租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公司成立之初。这些长期合同中不乏一些世界顶级的一流租船公司,如商船三井(MOL)和邦吉(Bunge)公司。
“我们也会投资船员,”赵锡成说,“我们有非常完备且强大的船员发展计划。我们将他们从实习生培养为高级船员,直至船长。他们对公司极为忠诚。我们有些船员与我们一起共事超过25年。没有其他公司有过这样的历史。也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在公司成立50周年之际,为了感谢那些在公司工作了10年、15年以及20年以上的员工,赵锡成给他们颁发了印有金制FMC标志的胸针,与他在自己翻领上戴的那枚一样。赵锡成和赵安吉为超过200名普通船员以及高级船员颁奖,以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服务。
在一次简短的交流中,赵锡成和赵安吉阐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我们的普通船员和高级船员的培养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以确保我们客户的货物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和交付。”赵锡成说道。
“这需要几十年的管理关系,”赵安吉补充道,“例如,我们一直视为十年计划的船员政策,一位硕士毕业生在没有至少十年的培训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你不能指望他在你的公司担任船长。”
紧接着,赵锡成补充道:“最重要的是,当一艘船进港时,无论是在远东地区还是在西半球,我们总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登船去看望船员,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赵安吉拜访一艘船时不只是打个招呼后就离开。她会像任何其他员工一样至少在船上留宿一晚,以确保所有的事情都能得到解决。”
“当父亲上船时,他就像一个摇滚明星,”赵安吉继续热情地说道,“全体船员列队向他致敬。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但他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他们只是想见见他并与他握手,”她自豪地说,“例如,我父亲的家乡——上海嘉定,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豆腐料理。如果我们有一个来自嘉定的大厨,他会多做一些豆腐料理给我父亲带回家。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船员自发的行为。他们真的很棒,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对待船会有多尽心。”
全球化:航运业的燃料
由于90%的世界贸易都是由国际航运业运输的,福茂集团是这个错综复杂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有超过50000艘在世界范围内运输货物和商品的商船和近17000艘运送煤炭、铁矿石和谷物的散货船,这些是一个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必需品。
一项好的贸易协定能让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受伤害,并能够采取措施去限制这些伤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一项糟糕的贸易协定则会让每个人都变得更穷,同时也会为好的贸易协定埋下祸根。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贸易协定对集装箱船的影响,要大于对福茂集团运输的诸如铁矿石、煤炭和谷物等大宗干散货的影响。不过,赵安吉强调,良好的贸易协定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增长至关重要。“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你可以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在前进的过程中接受这一点。航运显然与全球贸易息息相关——它就是全球贸易。”
“全球贸易离不开航运,航运亦推动着全球贸易的发展,”赵安吉继续说道,“通过贸易协定在各国之间架起桥梁,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不同人之间的理解。而贸易有助于增进理解并减少冲突。”
政治风险是一个现实问题。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震惊世界。结果出炉后,全球市场暴跌。由于不清楚英国将如何应对,这在投资者和商界领袖中引发了一阵恐慌。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时代,”赵安吉说,“由于航运是一项基本的国际业务,英国脱欧确实影响到了每个人。因为绝大部分航运业务适用英国法,并且英国在海运和海事传统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当你遇到类似英国脱欧这样的事件时,”她继续说,“你的租船合同或者保单之类的文件需要仔细审查。这也取决于你的船只在哪里进行交易,以及他们运载的货物是什么。”
赵安吉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航运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这种变化。“看看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影响吧,”她说,“现在,我们的船只又进入哥伦比亚开展贸易,煤炭从该国运出。看到诸如此类的进展真是令人兴奋。”
“通过研究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贸易协定以及政府行为,你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增长情况。”赵锡成补充道。
学以致用
随着赵氏家族在美国的发展,他们愈加凸显其作为积极志愿者和慷慨捐助者的角色。赵锡成是交通大学校友会和交通大学美国校友基金会的理事长。“母亲在世时,她是父亲慈善事业的搭档,”这对夫妇的第五个女儿赵小亭说,“他们进行匿名捐赠,因为他们是谦逊的人,功成不居。”2007年8月2日,朱木兰去世之后,赵锡成开始公开自己的慈善活动,以纪念妻子的一生和她的遗赠。
几年来,这个家族完成了多项慈善捐助,包括上海海事大学最先进的木兰航运仿真纪念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赵朱木兰纪念馆。2016年,哈佛大学设立了赵朱木兰中心,这是该校建校380年历史上第一座以女性和亚裔美国人名字命名的建筑。
赵锡成真正的财富来自他对家庭的忠诚且富有成就的爱(用哈佛大学对他的评价来讲:“这是最有成就和最杰出的亚裔美国家庭”);来自朋友和同龄人的敬重;来自他自身极好的名声以及他在1964年所创立的公司的卓越声誉。
“木兰是我一生的挚爱,”赵锡成说,“一切都归功于她。她相信我、鼓励我。有她在身边,我觉得我能够做任何事。我期望像她一样充满希望、乐观和信任的精神,能够成为激励未来的世界领袖。”
赵安吉说是父母的建议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她和姐姐们成为了如今在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当我父亲刚到美国时,他有浓重的中国口音。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者。他谁也不认识。为了找到工作,他通常都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并且比别人更廉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你必须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你是有用的人,你会形成自我的满足感和生产力。第二,如果有人给你工作,要心存感激。他们把这项工作托付给你,这意味着你有义务把工作做好。”
“我是在儒家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赵锡成说,“对人要彬彬有礼。携荣誉与尊重生活,生活终将给予你回报。这就是我如何抚养我的女儿以及建立我的公司的。”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更多这样的品格,”赵安吉补充道,“我们正遭受着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信任缺失。我相信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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