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绿色生产率测算的优化方案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以劳动和资本为主要投入要素，以增加值或总产值为产出。由于工业生产对能源消耗的增加以及生产过程中可能排放出各种污染物质，在考虑能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前提下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更加符合生产实际。Nanere 等提出不考虑环境因素而或者不能正确考虑环境因素而测算的生产率结果是有偏差的（M.Nanere，I.Fraser，A.Quazi，et al.，2007）。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主要是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这一研究框架下该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不断的扩展，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应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Chames 等（1978）最早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用来评价相似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可以基于DEA 进行非参数方法的测算，不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设定，可以避免因生产函数设置不当而带来的测算误差。Malmquist 指数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的一种非参数模型，它考察跨期多投入和多产出变量间的动态生产效率。在考虑污染物等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在Malmquist 提出的Malmquist 指数方法基础上（S.Malmquist，1953），为了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Shephard 使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替代产出距离函数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R.W.Shephard，1970）。Chung 等采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包括环境因素的生产率，构造了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分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变化两个部分（Y.H.Chung，R.Fare，S.Grosskopf ，1997）。之后，Caves 等（1982）、Fare 等（1994）应用并扩展了方向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的应用研究。

相比国外学者在理论方面的改进，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各地区或者各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且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陈诗一运用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工业行业的TFP 进行了测算，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纳入环境的影响所得到的结果要低于传统生产率的值（陈诗一，2010）。同时，实证结果发现中国政府过去所采取的节能减排政策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杨文举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础上，采用DEA 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和中国2003—2007 年的工业数据进行了研究，他将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认为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深化，其次是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如果不考虑非期望产出，会低估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估技术进步的贡献。胡晓珍和杨龙基于中国1995—2008 年的数据对Malmquist 绿色生产率指数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包括环境因素所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下降趋势，各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差异是影响其经济增长水平的根本因素，而且绿色Malmquist 指数整体上并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胡晓珍和杨龙，2011）。李玲和陶锋（2011）运用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对2004—2008 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 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检验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发现相比于传统方法得到的生产率值，包括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结果更低。(www.xing528.com)

进一步的，国内学者不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还尝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考虑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减排成本、环境治理效率等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匡远凤和彭代彦选择随机前沿函数模型方法，对包括环境因素的生产率以及在1995—2009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实证发现由于资本深化速度过快，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不高（匡远凤和彭代彦，2012）。吴英姿和闻岳春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SML 指数方法和DEA 方法对中国1995—2009 年的工业绿色生产率和减排成本进行了测算，并且检验了工业减排绩效和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业差异，认为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吴英姿和闻岳春，2013）。张纯洪和刘海英将地区发展不平衡因素作为不可控变量纳入三阶段DEA 调整模型，测算了不包含地区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发现地区发展不平衡因素带来了地区工业的“追赶效应”和绿色技术进步，同时导致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张纯洪和刘海英，2014）。李静和倪冬雪基于SBM 的网络DEA 模型对中国2001—2012 年工业行业的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两阶段的效率、生产率及构成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论表明SBM 两阶段网络模型的结果比仅考虑生产阶段的结果更能反映真实的工业效率（李静和倪冬雪，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