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一部分研究讨论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长的现状和原因。Soytas 等人基于美国1960—2004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碳排放增长的原因，然而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耗则是碳排放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张为付等人将所有可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分解为三种效应，包括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张为付，周长宮，马野青，2011）。他们基于中国13 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是我国碳排放规模上升的主要原因。何小钢和王自力通过构建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与Kalman Filter 测度模型，对中国33 个行业的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并对行业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动态演进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估（何小钢和王自力，2015）。实证结果发现，总体上行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能源消耗，高能耗特征明显。肖挺和刘华以1998—2012 年的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均衡化对工业硫排放有明显的限制作用，但产业结构优化突显出节能减排问题的严重性（肖挺和刘华，2014）。

也有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李影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工业行业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与增加值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工业行业的发展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但各个行业并不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李影，2014）。Mahamat基于加拿大1990—2007 年工业部门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工业大气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H.H.Mahamat，2011）。

关于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uosmanen 等利用环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荷兰的数据，研究了温室气体减排等环境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刘瑞翔和安同良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在1995—2010 年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发现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绩效下降的主要原因，且效率改善速度较为缓慢（刘瑞翔和安同良，2012）。王玲等人在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基础上，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 方法测算并分解了2001—2010 年中国制造业28 个行业基于节能减排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认为中国制造业的能耗结构直接影响行业污染排放量，能耗和排放存在“双高代价”（王玲，陈仲常，马大来，2013）。(www.xing528.com)

张少军和李东方认为中国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张少军和李东方，2009）。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他们发现能源优势并不是支撑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李廉水等从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能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五个方面阐述了制造业“新型化”的内涵（李廉水，程中华和刘军，2015），并提出了对新型化进行测算的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发现2003—2012 年东部地区的“新型化”程度综合能力最高，其次是东北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陈诗一讨论了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中国38 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基于超越对数函数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算。其研究结论是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逐步实现了向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外对中国工业增长产生驱动的主要两个因素，然而对于那些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量大的行业，仍然以粗放型增长为主，需要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陈诗一，2009）。Menyah 等基于南非的数据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污染排放、能源消耗均为影响经济产出水平的原因（K.Menyah et al.，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