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转型

各国经济发展经历的最重要的过程是工业化过程，尤其是在后发经济体中工业化尤为关键。因此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根据钱纳里（1989）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观点：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进行工业化，推进该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因此各国积极推进工业部门发展，实施各种产业发展政策，如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主导产业政策、韩国的“不平衡增长战略”等，力求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转型即工业转变随之发生，即有些工业部门优先迅猛发展，有些工业部门缓慢发展，最终都会表现在工业结构转变上，并引致各工业部门的产值占比发生改变。因而工业部门占比是衡量产业结构的最关键、通用的指标。本书也采用此指标衡量工业部门的结构状况。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部门内的产值占比发生变化，我们就认为该国或地区的工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也有学者用生产要素比例改变作为衡量工业结构转变的指标（库兹涅茨，1967）。这是由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转型发生时，劳动力、资本要素等也进行了重新配置，故初始的要素配置占比已发生改变。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工业行业重新配置，会引致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发生变化，从而不同行业的经济增长及速度也会不同。本书认为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不仅使生产要素比例发生改变，产出要素比例也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工业转型的衡量，不仅可以用生产要素占比指标而且可以用产出占比指标。故在后发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转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指标。金碚（2014）指出工业转型并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强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即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并提出了工业转型的两大目标：占据各产业的技术制高点；让现代工业在中国扎根。因而在工业化进程中，研究工业结构的转变对工业发展及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分析的结构转型与生产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结构转型伴随着要素流动或者说引致要素流动，而要素流动反过来又导致了结构转型，因此本书认为结构转型的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结构转型衡量的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改变程度，它是生产要素配置改变程度衡量的间接指标。这主要是由于后发经济体的细分行业的生产要素流动难以直接测度，以及产出数据的易得性和结构转型与生产要素配置的关系。所以，工业转型就是工业行业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过程，工业转型衡量工业行业间生产要素配置的改变程度。不少学者认可了工业转型与工业行业间要素配置的关系。张军、陈诗一（2009）采用偏离份额法发现工业结构转变引起的资源要素的重置提高了中国工业的生产效率，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干春晖、郑若谷（2009）则发现第二产业的结构转变带来最大的生产率的提升，劳动力要素在行业间流动的“结构红利”是存在的。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结构转型衡量生产要素配置的改变程度，所以，结构转型的幅度越大，生产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动越大，从而经济体的活力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效率提升路径；二是效率补充路径。(www.xing528.com)

首先是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提升推动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后发经济体几乎都没有完成工业化，且处在工业化阶段，国家推进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结构发生改变，即工业转型发生。同时，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等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流动到生产效率高的行业，此时工业结构转型快，更多的要素能够从低效率的工业行业流动到高效率的工业部门，从而提高整体的工业生产效率和产出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是后发经济体的制度机制及政府政策发挥补充效用。资源要素流动时的状况受市场效率影响：市场效率高的时候，资源要素流动顺畅，市场失灵的时候，资源要素难以得到有效的配置，即生产要素不是从低效率行业流向高效率行业。因此国家或区域一般会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引导产业之间资源要素的配置，其实也是在矫正市场失灵现象，是对市场机制弱化的补充和替代。上述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中国实行的是GDP 考核制度，形成的是竞争性的地方性政府，各省份注重产业政策的制定，强调主导产业的作用，即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多的政策支持引导生产要素等流向高效率行业，以及给予高效率行业更多的税收优惠，对低效率行业实行税收惩罚，人为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引致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低效率行业比重减少了，高效率行业比重增加了，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效率都有所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结构转型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补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