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的危险
如果你把什么东西简单地进行说明，很可能要受到那些既不懂这个主题也不懂简化之人的摆布。
简化一定有危险，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么多词语，来描述那些太简单的事物呢：
过于简单
过度简化
过分单纯
简单幼稚
头脑简单的笨蛋
这类词汇中的一部分或许是傲慢的学者们发明出来的，他们并不认为应该把事情变得足够简单，好让普通人易于理解。毕竟，马丁·路德就曾因为在教堂的门上书写箴言而陷入麻烦，因为他用的是人们能看懂的德文，而不是谁都看不懂的拉丁文。
那些傲慢的傻瓜看了我的一些思考“工具”，宣称它们“太简单了，不可能奏效”，此事屡次发生。然而事实上它们都发挥了很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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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谈到的危险之一是如果你把什么东西说得很简单，那些未充分了解该主题的人除了认为它过于简单之外就没有其他借口了。这的确很危险。
简化过程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造成一种对简化的“厌食症”。
丰富和复杂并不是一回事。丰富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复杂只是简单的缺失。
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不够了解当前主题，那么你认为简单的东西就很有可能“过于简单”了。
既然没有人了解所有课题，我们便很难区分它是极佳地贯彻了简单原则，还是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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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简化的确存在。过度简化的危险是，某些重要方面、要素、元素和考虑事项被遗漏了。在简单价值与全面价值之间做出“权衡”的钟摆过于偏向于简化一侧。这里我是指某个了解主题的人所执行的真正的简化过程，其初衷是将操作过程变得尽可能简单。
即使对这种过度简化，我们仍然需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事物可操作性（现实的有用性）大大增加可以弥补全面性的缺失。
有些人过度节食，最终变成了一种强迫症，产生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即所谓的厌食症。如果过分追求简化，也有可能会得一种“简化厌食症”。
在食物中加入盐是很好的做法。但很少有人在咖啡或水果沙拉中加入盐。（虽然在草莓中加入盐的确不错。）某种事物是有用的好东西，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情形下都能发挥同样的价值。
如果你不适合任何简单的框架，硬把你塞进其中一个框架或者完全忽视你，难免对你有失公平。
法国外省人的烹饪方式简单而妙不可言，但人们有时会更喜爱巴黎烹饪的浓油赤酱。
在艺术界，人们有时会更偏爱哥特式或巴洛克式的繁复建筑风格胜过简单风格。有些发型很复杂而有些很简单，两类都可以很好看。
或许我们需要对“丰富”和“复杂”加以仔细区分。
丰富旨在彰显自身的价值，正如浓油赤酱的本分就是色香味浓。其价值在于将许多风味融合在一起。
从这个方面来说，复杂的本意可不是彰显自身的价值。复杂是一种扑朔迷离的行事方式，其价值在于所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事的方式。复杂是简单的缺失，而丰富是丰富这一初衷的实现。
有时在某些情况下，有人可能真心实意地偏爱丰富胜过简单。有时人们就更偏爱古董家具的繁复胜过现代家具的简单线条。有时人们更喜欢“爱德华时代”[1]身体丰满的女性，而不喜欢在T台上走猫步的模特们的苗条身材。
如果法律只有少数几个简单的类别，个人难免会被硬套入某一个类别，那对个体而言就不公平了。如果法律只有一个盗贼的类别，那么偷了一条领带的人和武装抢劫银行的人就会受到同等惩罚。
随着创意的发展，它可能会从简单走向复杂再回到简单。如果将复杂排除在外，就有可能将成长排除在外。
法律法规的复杂性之所以与日俱增，是为了应对各种例外以及圆滑地钻现有法规的空子的情况。其目的是“公平”。
如果你的设计只是为了应对“大多数”情形，那对例外情况而言就是不公平的，除非你还专门为例外情况进行了特别设计。
在教育中就有大多数学生，还有统计学上钟形曲线两端的“特殊”学生。有些天才学生会觉得一般的课程太无聊了，他们的天才潜能需要开发。如果这类学生的天分未得到特别开发（并为其教授思考方法），其天才就会在社会中被荒废。另一端是那些稍显迟钝或无法对一般的教学方法做出反应的学生。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指导或小班式教学。
在追求简单的过程中，系统可能会忽视某些特例以及无法套入标准类别的东西，这样的危险始终存在。
或许所有的系统都应该专门设置一个“灵活单位”来处理无法套入任何其他类别的特例。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单位会被过多的需求压垮，因为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是“特例”。
有时系统起初很简单，继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再后来又变得简单了。这是发展和适应改变的正常过程。如果系统根本不允许“复杂”阶段存在，则该系统可能根本无法获得发展或适应。(www.xing528.com)
有效的沟通必须是简单清晰的。但简单易懂、建立在现有偏见基础上的标语口号却曾为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在力求涵盖更广泛多样的情形时，创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之后它们又再次变得简单，因为发现了一些新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只是程度较低，因为哲学认可复杂本身的价值）。
如果因为害怕任何偏离都会威胁到简化而生硬地维持简单，那么这些适应性变化就会被排除在外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孩和女孩相爱了。家庭反对。因为误会，最后两人都死了。
我一贯喜欢写很短的书，但出版商坚持要有一定的长度，以便书的商业定价能够涵盖所有的工作和处理费用等。
超市鲜有明确标示，告诉你各种食品分别摆放在何处，部分原因是他们故意这么做的。美国进行的调查表明，人们在超市购买的商品中有80%是由于“冲动”购买。如果你确切地知道东西在哪儿，直奔那个货架而去，就很难在此过程中受到诱惑了。
简单的口号很容易被人们记住、重复和相信。这些口号的确应该被称为“过分简化”。
在经济学中，简化理论或许能够完成其预期的任务，但在此过程中将造成大量损失。点火可能会杀灭害虫，但也可能把整个房子夷为平地。
“因为工作机会都被输送到海外劳动力便宜的国家了，我们这里的工作机会变少了。”
“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愿意为同样的工作领取更低的薪水。”
“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种族、宗教、少数群体，等等）。”
“跨国公司偷走了我们的资源并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这是金融家和银行家的国际阴谋，破坏经济，以便从中牟利。”
“女性无法晋升到公司的最高层，因为男人是在更衣室里达成交易的。”
矛盾在于，有效的交流的确必须简单清晰，这正是标语口号有效的原因。某些口号或许还含有少量的真实元素，其他的则根本就是建立在现有的情绪和偏见基础上的。
若干世纪以来，这种过分简化的思考方式曾为人类社会带来过严重的问题，它曾经引发战争、迫害、敌意，等等。很难看出没有这样的标语，人们又怎会心甘情愿地去战场赴死。
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寻找更简单的基本原则。经济学家也倾向于这么做。但是经济系统可能是个完全不同的系统，那里的互动和反馈回路数量要多得多。这样一来，简化的解决方案就可能很危险。它们或许能够按照预期的方式起作用，但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难以修复的损失。有人就把“货币主义”归于这一类，然而它的确有效地缓解了通货膨胀问题。
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所有的东西，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未来可能获得的东西。因此通过剥除来简化可能会让组织在变化面前不堪一击。
在经济学中，很难区分有效的理论和过于简单的理论。没有可行的实验能够测试它们。计量经济模型很少能足够准确地模拟个体消费者和决策者的心理。
强大而灵活的系统往往包括很多备份和冗余的部分。如果系统的某个部分崩溃了，另一个部分可以接管这部分任务。如果一条通信线路受阻，还有另一条线路可以使用。
简化，特别是“剥除”类简化，可能会清除掉所有多余的备份。这在当前可能看似精妙高效，但如果出现困难，系统可能会无法应付。
你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时间点的所得，而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因此在削减组织的规模和成本时，组织可能在当前阶段变得非常高效，而对日后的变化应对乏力。此外，它可能也不再有资源去开启新方向和新业务了。
公司执行官往往不是好的政治家。公司执行官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当前形势（有时是在公司同事的帮助下）并做出清晰简单的决策，然后发布指令，让该决策生效。这可能是最好的决策。
最简单的事情往往最难懂——因为我们的大脑总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渐行渐远。
公司执行官从政之后倾向于如法炮制。那的确有可能是最好的决策。但政治要比商业更加敏感：这会被人们接受吗？媒体会说什么？反对派呢？与我们的竞选承诺一致吗？有没有偏重某个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了另一个群体的利益？政治从来就和做出和实施最佳决策无关。
在更加个性化的层面也是一样。简单决策或许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人的敏感点。在远东做生意时，“面子”就是大多数西方公司执行官们很难考虑到的一个敏感点。
这可能看似是在胡说八道。简化的目的难道不是让事物更好懂吗？然而根据我多年举办讲座和讲课的经验，我发现人们确实对最简单的东西理解起来最为困难。
这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事物可以这么简单，因而总希望用自己的想法和框架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此外，如果事情很简单，人们就会在很多不同的方向上驰骋，而那些方向大多是错误的。就复杂的东西而言，要理解它就已经是个难题，也就没机会沿着错误的方向飞奔了。
有用的事物无须复杂。
人们发现它有用的，就是有用的东西。
[1] 爱德华时代（Edwardian），指1901年至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时期。爱德华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被认为是英帝国的黄金时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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