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园区整体运行绩效来看,无论是CRS还是VRS,台湾科技工业园区的经营绩效均高于大陆高新区。从CRS来看,只有上海张江超过竹科,其他高新区绩效均低于台湾的每一个高新区的经营绩效。从VRS来看,台湾高新区位居前列,只有上海张江高新区与中科经营绩效并列第一。王兵等(2001)建议,当VRS和CRS两种假设下取得的效率值存在差异时,利用VRS方法计算的效率值更有效。因为VRS假设考虑了各决策单位(DMU)并不同时在最优规模下运营的情况,更贴近现实。所以本部分主要参考VRS运营效率,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武汉东湖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在大陆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但是其效率值仍然较低,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北京中关村虽然拥有大陆最丰富的科教资源、金融资源、区位优势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其效率仍然与上海和台湾科学工业园区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值得中关村管理者们仔细思考。
另外,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运用VRS(BCC)进行了Robust1、Robust2、Robust3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的整体效率高于大陆高新区,上海张江高新区与中科的效率接近,分别位居前两位。分析新竹和上海张江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两地在研究期间基本是顺其自身发展趋势,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纷纷向外迁移,而不是一味地通过发展空间的拓展来保留低附加值的制造等环节,园区不断整合自身资源,通过掌握“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设计和品牌等环节,增强自身在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和对中间环节的掌控。而中科由于是台湾最新成立的一个科学工业园区,且居于台湾中部,是台湾西部科技走廊的重要连接点,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成本优势成为企业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热土,且台湾三大科学工业园区均归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管理,政策向中科倾斜,三大园区之间形成合理分工,不像大陆各高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同质竞争。
表16.2 两岸高新区整体经营效率值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北京中关村的效率只是接近南科,若要超越上海张江和台湾竹科,仍需付出较大努力,不能仅仅通过园区的空间拓展来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而应该寻求通过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效率,加强研发经费的利用和监管,提高研发经费的利用效率,走集约、节约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将低附加值环节及时转移到其他区域。武汉、成都等中西部高新区由于区位环境处于劣势,发展腹地较小,国际化程度也较低,创新创业环境也不是很成熟,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要抓住新一段产业转移的大潮和国家实施中西部开发开放战略,挖掘自身科教资源潜能,改善创新创业环境,增强产业竞争力。(www.xing528.com)
表16.3 高新区整体无效率来源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表16.3可以看出,大陆高新区无效率的主要来源是普通从业人员的投入过剩和国际化水平(或对外开放度)不足造成的,这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相符。普通从业人员过剩是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不是人力资源大国),廉价劳动力丰富,中国沿海地区的开发开放也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企业进驻,进行“三来一补”式的对外贸易结构。虽然高新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定位不同,但是由于大陆高新区的自主创新水平不足、早期粗放式发展路径的依赖,纷纷加入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质化竞争中,纷纷谋求成为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的加工制造基地,导致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较低,反而对低素质的人才产生较大需求,如现今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和“用工荒”并存就是很好的说明。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的问题,是由于历史、体制机制等原因,国际交流方面比较滞后。另外,由于大陆市场较大,与台湾相比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这从大陆高新区均在总收入方面松弛变量为零可以看出。此外,北京中关村和深圳两地高新区存在着研发经费的投入过度问题,说明随着两地的发展,资金逐渐充裕起来,逐渐由人口禀赋向资本禀赋转变,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房价高企,对低端劳动力产生抑制作用,二是导致企业研发活动的租金、劳动成本等上升。若不能快速增加收入,将导致其研发经费的相对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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