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新区的创新效率研究，国外一般通过对比科技园区内外相同规模的新技术企业的表现来评估科学园区的绩效。罗弗斯敦（Löfsten，2001）和林德洛夫（Lindelöf，2003）对瑞典新技术企业进行调查发现，科学园区对新技术企业有积极的影响，如园区企业以市场导向，更注重研发等。唐纳德·西格尔（Donald S.Siegel，2003）等研究了英国大学科技园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发现位于大学科技园的企业研发效率高于同等规模的外部企业。玛拉古拉扎·斯奎西尼（Mariagrazia Squicciarini，2008）通过比较芬兰科学园区内外新兴技术企业及其在入驻和迁出科学园区后创新绩效的变化，发现园区企业具有较好的创新绩效。但弗格森（Ferguson，2004）的研究发现，科学园区对新兴技术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罗弗斯敦（Löfsten，2001，2004，2005）等的研究也发现，如果考虑到新兴技术企业的盈利能力，区内外企业并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园区新技术企业更可能与高等院校建立联系。科伦坡（Colombo，2002）分析了意大利科学园区区内外新兴技术企业的表现，发现科学园区在国家创新系统不健全的地区是非常重要的科技政策池，在园企业更易于与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合作联系，进而在新技术的采用方面更迅速，能够更成功地获取公共补贴，最终获取较高的增长率。福库伽瓦（Fukugawa，2006）通过调查日本新兴技术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上述研究都是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通过比较园区内外企业的差距，来评价科技园区对新兴技术企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就科技园区本身或者其与其他科技园区进行绩效对比。美国对科技园区的评价与欧洲国家不同，其将对科学园区的评价从位于园区内外企业的差距转移到园区自身的增长上。鲁格（Luger，1991）通过园区创造工作岗位的情况将科技园区划分成失败和成功两种类型。林克（Link，2006）的发现表明，民营组织管理的位于大学附近的科技园区增长速度要高于平均值。安珀尔德（Appold，2004）发现，科技园区能够影响区域实验室的数量，通过促进本地研发活动的增长推动科技园区的发展。
目前中国关于高新区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AHP（层次分析）和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李梦玲等（1995）首次利用专家咨询和AHP法对中国22个国家级高新区进行评定和排序。夏海钧（2001）应用AHP等方法对高新区综合指标进行竞争力评价，研究结论发现高新区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黄春玲等（2005）利用AHP和计量方法对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产出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体效率较低。韩伯棠（2007）建立高新区发展现状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二次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与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园区的发展进行比较。利用DEA方法研究高新区效率的文献颇多，如王艺明（2003），许陈生（2007）、姜彩楼和徐康宁（2009），姜彩楼、徐康宁和朱琴（2012）等，在姜彩楼等最新的研究中，发现中国52个国家级高新区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上升趋势，“增长效应”在发展初期对于高新区绩效的贡献比较突出，而后期“追赶效应”的贡献更加显著，东部地区技术变革要高于西部，效率变化却弱于中西部。(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