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螺旋理论：官、产、学平等的角色互换

亨利·埃茨科维兹和雷德斯多夫继承和超越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三重螺旋理论。所谓三重螺旋，即大学、产业部门和政府（简称为学、产、官）。这个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不同层次、不同创新主体间所发生的复杂的互动过程和交互影响。三重螺旋理论模型（The Triple Helix Model）除了对大学寄予更多的期望外，并不特别强调谁是创新主体。学术界、产业界、政府都可能是创新的组织者、主体和参与者，无论以哪一方为主，最终得以形成动态的三重螺旋，释放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在三重螺旋理论中，大学、产业部门、政府不仅两两互动，而且还有三方在职能上的重叠，孕育出三边网络和混合组织，“他们除履行自己的传统职能外，还承担了一些新的职能”，如大学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展基础研究外，还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研发成果组建新公司；政府也可以通过资助项目和改善经营环境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也可以扮演大学的角色，经常开展具有和大学一样高水平的培训和研究。一些中层的代理机构和小型企业则更是后现代研究系统（The Post Modern Research System）的典型代表。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形成与崛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硅谷内60%—70%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创办的。斯坦福大学除了教学与理论研究外，还承担了企业的角色，利用他们的成果进行商业化的活动，而那里的企业也担负了许多培养人才的任务，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硅谷的企业里学习、研究、成长。

具体而言，三重螺旋理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释：

其一是官、产、学的传统角色在螺旋内部的进化。研究型大学在传统的教学与科研之外增加了第三个职能，即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利用其科研成果创办科技型公司。企业不仅仅是生产单位，它本身也可以和其他的企业合作开展研发活动，通过研发活动学习知识，培养人才。政府不只是制定政策和法律，还介入风险投资、提供创新的公共品，如公共实验室、计算中心等，这也是政府自身角色的变化。

其二是官、产、学在螺旋体间的相互影响。埃茨科维兹指出，三条螺旋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先后次序，而是三位一体的螺旋状发展。例如，大学以其知识影响政府的方针政策，又以其技术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政府以其政策引导大学和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励科学家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对市场信息最敏感，这些信息是大学创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www.xing528.com)

其三是官、产、学通过三条螺旋的相互作用产生新的重叠组织机构和网络，以此刺激组织的创造性和区域的创新活力。三重螺旋理论指出，大学、产业、政府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制度框架内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但是由于制度变革总是落后于现实发展，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为三条螺旋的自身进化和协同进化提供活动空间，因此，需要一个更专门的组织综合三方面的需求、利益和目标，进行跨边界的沟通和联系。这有利于创新要素的顺畅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协调各方利益，激励创新活动。例如，官产学联合攻关小组、官产学联席会议以及其他类似有“重叠模式”三边合作的混生组织。

其四是存在于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之间的递进影响。这种影响既作用于各自的螺旋体系，也广泛地作用于社会“官、产、学”的合作互动，最终形成一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学术研究让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科学技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全社会将更加文明、富足、和谐。

三重螺旋模型给参与创新者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每个参与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每条螺旋内的创新都产生于整个大螺旋体系内，因而会在第一时间内与其他螺旋发生联系并被选择利用，即螺旋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很快被子系统吸收。同时，三重螺旋这种富有弹性的开放结构，非常容易吸收消化外来的能量，也非常容易适应知识的变迁，很快就能再次形成新的特定组合。新组织和新结构形成不断创新的动力，推进创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依据三重螺旋理论，科学园区即是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混生型组织，它营造的环境不仅可以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转变，而且可以促使知识的流动和交互也更频繁。因此，虽然科学园区的发展也受到区位条件、城市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作为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地，作为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的互动地带，其经济增长的特点还是有别于一般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