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垄断商业，破坏社会纪律

秦汉以后，官僚经商日益增多。

晋人江统曾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田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晋书·江统传》）西汉时已有不少贵族、官僚经商牟利，如吴王刘濞所铸的钱流通天下，并派人到各地经商，其铸钱、聚财是为谋反的军资之用。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官商大都兼私营以图利，古代社会四民分工遭到破坏，从此四民兼业，出现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剥夺人民。到汉元帝时，大官僚兼营商业的已很多，所以贡禹上书建议“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汉书·贡禹传》）东汉时，官僚兼商的更多了，正如仲长统所指出的，因官僚以权经商获厚利，派“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官僚获暴利过着奢侈生活而日益腐败，被剥夺的人民则更加穷困了。

魏晋南北朝时不少官僚不谋政而处心积思以谋财。惠帝继武帝即帝位，晋室乱作，时任司徒的王戎，不问政事，“与时浮沈”，以求苟安。但他“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确，周偏天下。积实积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但这人性吝啬，视钱如命，舍不得花，他借钱数万给女婿裴危页，久不见还，其女每次回家探望，怒目相视；后还了债，才笑脸相迎。其侄结婚，借衣一件，婚后立即派人去追索取回。家有良种李，出卖恐人得其种，便先将核取出才出售。因其人吝鄙如此，被世人所讥笑（《晋书·王戎传》）。南朝宋王朝时，贵族、官僚多放高利贷，如“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天下。”（《宋书·沈怀文传》）任三公的沈庆之也“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他经营田园，“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宋书·沈庆之》）不只沈庆之如此，“在朝显要，多事产业”以营谋私利。

隋时大臣也不少兼商谋利，如杨素位极人臣，他“负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夏，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石岂并列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隋书·杨素传》）此人正因唯利是图，因受杨广金宝便为之谋害太子杨勇，使暴虐淫奢的杨广得立为帝，加速了隋的灭亡。(www.xing528.com)

宋代凡商贾所有的一切经营，官吏无不为之。据《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十八记载：“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既多财则务为奢僭，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亦千余。国初，大功臣数十人犹袭旧风，太祖患之，未能止绝。”大意是，五代时藩镇都派亲吏经商，到处都免税，财多则奢侈，以至有超越本分。宋初，大功臣有数十人之多仿效经此风，宋太祖赵匡胤虽为此忧虑，但也不能禁止。因此，官僚经商泛滥，连守卫边疆的将领也私与敌人贸易以取利。而负责茶、盐、酒醋的官吏，也都乘机私营贸易以图利。官僚恃特权兼商，造成道德败坏引起了政治的废驰，也破坏了正常商业的发展，为害甚大。苏轼说：“今官吏缘法为奸……因贩茶还脚，贩解盐入蜀……多折搏杂物货，为害不一。”（《栾城集》三十六）王安石也说：“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鬻乞丐，无所不为。”并指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忽，则职业安得不驰；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元时，蒙古贵族官僚经商放高贷更公开而普通，《通制条格》卷十八记载：“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品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湧贵。”《黑鞑事略》也说：“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一锭五十两）。”十年之间，利息千倍，真高得惊人！而凡借款者因利高不易偿还，往往倾家破产，以妻子为质。而元朝垄断外贸，又多专卖，故官商多趁机私营而成巨富，如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王宣也是垄断粮食市场的大米商，因操纵抬高米价而成暴发户，是当时江南首富。

明清时商品经济更发展，官僚兼商取利更多。明中后期，由于皇帝也公开开皇店，官僚兼商取利也就不用掩掩藏藏了。清时大官僚兼商更明目张胆，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坤被嘉庆皇帝抄家时，贪赃共计有八亿至十亿两（银），其中除纳贿外，不少是从放高利贷等经济剥削中取得的。他经营范围广而大，十分惊人，仅银号就有四十二座，当铺也有十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