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上述记载说明,陶朱公经商致富之道,主要是善于择地、择人、择时。
陶朱公之所以选择陶地经商,因为陶地是天下中心,是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之地,货物汇集之处,外商巨贾多在此进行贸易,在如此繁盛地区经商,则消息灵通,销售额大,故陶朱公认为经商“可以致富”。“乃治产居”,即决定在此做生意。富商巨贾,大多出现于繁华地区,择地对于经商致富是很重要的。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与时逐”,意是随时逐利;“不责于人”,意是择人而与人不负之,也就是说陶朱公善于择人,且善待所属,故为他经商的人跟他同心协力。可见,陶朱公能成巨富,除了善于择地外,还因他善于择人择时。(www.xing528.com)
陶朱公善于择人、择时,这在他辅佐越王勾践报会稽之耻时已能如此。他认为越要战胜吴,人事和时机都很重要,这二者缺一不可。他有知己知人之明,如勾践要他治国政,他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因此,国政辞让给种管,他负责军事。吴王夫差杀贤臣亲佞臣,勾践问他可否起兵伐吴,他认为时机未成熟,及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后方空虚,他说这是伐吴好时机,于是,勾践起兵袭吴,终于灭吴。正因勾践听其谋,故用得其人,抓紧伐吴好时机,才能灭吴称霸。商战有如军战,要取得成功,同样要用得其人和掌握好时机,所以司马迁说:“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这是说善于经商的人,要善于选择人,善于抓住买卖的好时机。陶朱公深懂此理,他弃官从商后,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知人之明用于商战,因而能择人择时,且其用其师计然之术,故能驾轻就熟,运用如意。
陶朱公是大商人做大生意,他手下没有一批忠实而有才能的人,生意是做不好的,一个人不可能有三肩六臂,靠一人之力是难应付得来的。任何事业成功,都要有人才为之效力尽智,做大生意也如此。同时要看准时机做买卖,才能赚大钱。由于陶朱公能用其师计然之术,即“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欲其如流水。”因而能随时逐利。
陶朱公之师计然是经济理论家,为人洒脱,不修边幅,淡泊于名利,未见有关他经商的记载。陶朱公则是其术的实践者,而且在经商实践中将之发展了,即将择时与择人、择地相结合,这便是陶朱公的经商三要诀,也是其致富术。陶朱公经商成巨富,但他“富而好行其德”,用经商所得救济贫困的人,这是他更可贵之处,因而名闻天下。他既是商人之祖,也是商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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