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重利与别离问题

“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的一句诗。他谪居浔阳时，夜送客江头，听一女人弹琵琶，为其美妙的音乐所感动，问知是丈夫远出经商，而她“去来江口守空船，绕怆明月江水寒。”他因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怜悯琵琶女的寂寞处境而作此诗。

白居易这句诗深刻地揭示了商人的本质特征：商人确是把利视为高于一切，为了利可以抛妻别井，常年在外，辛苦经营。早在商代，商人已利用牛负重，后用马驾车，远行经商。春秋时，商人长途贩运的更多，他们“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经商于各诸侯国之间（《国语·晋语》）。到明时，由于商业繁华，商人足迹，无所不至。如在苏州，“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不到，有数年不归者。”（崇祯《吴县志》）江西“其民逐末，不劳稼穑，至有弃妻子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康熙《西江志》）南昌“商贾工枝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亡归者十常四五。”（万历《南昌府志》）广州“多务贾与时逐，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南走澳门。”（屈大均《广东新语》）

商人如此辛苦走遍天下就是为利。有人说，商人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兴高采烈，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就喜得发疯，获得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利润就连命也不要了。对于“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人们看法有分歧。孟子是反对“利”而重“仁义”的，以宣扬和发展孔子“仁义”思想为己任的孟子，见梁惠王问及“利”也不屑与之谈。以清高自许的儒士，包括今之有些知识分子，一谈到商人重利也有鄙夷之色。

司马迁对此则有他独特的看法。他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强调指出，凡人皆趋利以求富，这是人之常情，不过其所求之利不同罢了，并具体论述各种各样的求利者作为例证。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戈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显然，司马迁所谈及各种趋利求富的人，在论述中已指出其是非，有正当图利求富的，有作奸犯科趋利求富的，他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他之所以兼而论之，是为了说明人皆趋利求富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据上评述，司马迁得出结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三君，尚犹患穷，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于利的推动，商人奔走四方，促进了天下商品的交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商人经商主要是以赞许的口吻评价其对国计民生的贡献的。他说：“夫山西饶材、竹、、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南、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王毒王冒、珠玑、齿革；龙门、砀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全国虽有这么多而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物质和资源，但需要人去开发去制造去交流，即“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而“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这是说农工虞商都是“人民衣食之原”，四者发展了，人民就丰衣足食，不然就会缺乏。可见，司马迁将商与农、工、虞列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其中缺一不可。有“商而通之”，各地的商品才能互相交流。而各地商业越繁荣，商品交流越迅速，对国计民生越有利。所以司马迁说：“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出之。”由于商人奔走天下从事买卖，互相竞争，不仅可调整物价，使贵而贱，贱而贵，以满足人民的需求。(www.xing528.com)

商业的发展，则可促进工商生产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税收，这是商人对国家对社会两项重大贡献。

我国封建统治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加上抑商、轻商思想的影响，商业的发展是受到一定的阻碍的，并反过来限制了农工生产的发展。农、工、商的发展虽较缓慢，但生产还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我国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了，这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主要有棉花、桑、烟叶、茶、花生、豆类、罂栗、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种粮面积因之相对减少，而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粮日多，粮价贵，农民种粮积极性也就提高，因而努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粮食作物商品化也就有所发展。

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商税是主要来源之一。商业繁荣，商税也就增多。如西汉时齐郡国商业较繁荣，其收入商税就多。《汉书·齐悼王传》云：齐有“市租千金”，即一市之租有千金之多。元代商业发展超过以前朝代，其商税收入就大增。据史记载：元代商税在万历年间总额达到76万余锭之巨（即7600余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