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商宝典：重新发掘商学智慧

春秋战国时，秦国虽实行商鞅、韩非的“抑商”思想，但不能阻止商业发展的趋势，秦大商人仍受到秦始皇的尊敬。“抑商”思想在山东六国则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商人经商还是自由，商人很活跃，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故出现了不少名商巨贾，如商祖陶朱公、儒商子贡。也因这时经商经验很丰富，在这基础上，出现一些名垂后世的商学理论家，如计然、白圭。他们的经商经验和理论，不仅对尔后商人，也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有影响，成功的商人从其中得到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记录了他们经商经验和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总结，给我们留下了这部可贵的经商宝典。当我们重温陶朱公、子贡的经商经验和计然、白圭的经商理论时，发现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觉很精辟，对现代商业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称之为经商之宝。

计然论经商之术说：“各蓄之量，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货欲行其如流水。”这段论述可概括为经商三要诀：一是强调经商要做到“务完物”，即商品的质量要好。只有好货、名牌货才能取得顾客的信任，与之交易则多，如果是次货、假货，顾客光顾一次便不再上当。可见，“务完物”对经商至为重要，是增加商誉，是生意兴隆的保证。二是“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意是经商要使资金和商品勿积压，周转快赚钱就快。三是提出如何知贵贱之法以决定买卖：“论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在二千余年前，计然已能从商品的丰缺中知价格的贵贱，因而得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实是发现了供求的规律，供求的丰缺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即在市场上商品多则价格高，商品少则价格低。在摸清商品的丰缺中决定取舍，即“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即商品价高时要视如粪土迅速抛售，商品价低时要视如珠玉尽量收购。

白圭论经商之道则更为系统而完整，对经商的要略有精辟的论述，称之为商学不为过誉。司马迁说“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可见白圭商学在这代已受到商人的重视，尔后不只在中国，在日本、新加坡、南朝鲜等国也很有影响，这些国家的不少经商术是来自白圭的。纵观现代商学的论述的要略也没有超出白圭的商学的。白圭提出了一条买卖的重要原则：“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意是要求人们做买卖要注意看市场的变化，和抓紧各种货物生产的季节，不能只跟着别人走，要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当人们纷纷抛售的时候就要买入，人们争着收购的时候就要抛售。因为抛售的多价就降低可趁机买便宜货，争购的多价就高可趁贵卖出，这样就可从贱买贵卖中赚钱。“因时取舍”也是赚钱妙法，如丰收时谷价低可收购，以储存的丝漆来交换；茧出时帛絮价低可收购，以储存的谷来交换。白圭还强调要发挥所属员工的积极性是取得成功的重要环节，而他的做法是“能薄饮食，恶嗜欲，节衣服，与同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意是说，能与员工同甘共苦，彼此如一家人，员工就一心一意为之卖力，其动作就像猛兽下山挚鸟上飞一样快。曾受白圭商学影响的日本、南朝鲜、新加坡等国都很重视劳资关系，这些国家取得成功的商人都有其福利制度，从各方面关心员工，因而劳资关系较协调，员工也就积极工作，其业务也就迅速扩大。白圭经营上的独特之点还在于：“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是说，在商业竞争上，要有伊尹、吕尚的智谋，而商战犹如军战，必须用孙吴兵法才能取得商战的胜利。在商业管理上，要用商鞅之法，赏罚要分明。在现代商战中，日本和“四小龙”之崛战，孙吴兵法是起作用的。尤其是日本将《三国演义》谋略运用于商战，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腾飞。而《三国演义》实是孙吴兵法的形象化，日本之能如此，如不是学之于白圭，也是步白圭之后尘。白圭认为要学到其商学，必须有这样的本领：“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穷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属，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即要有智谋、能果断、讲仁义、意志坚强，这是学白圭商学必须具备的因素，不然是学不到的。意是说这四个因素对经商取得成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无智谋则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竞争形势，不能果断则往往有良机也会错过而无所成，不讲信义则难取得交易者的信任，生意难兴隆，没有坚强的意志则经不起失败，一跌倒则爬不起来。以上四因素，也可说是经商成功的四要素。(www.xing528.com)

范蠡师事计然，其经商术也来自计然，但有所发展。其致富术，主要是靠“三择”即择地、择人、择时。他开始经商时十分重视地点的选择，他认为陶是天下中心，交通四通八达，消息灵通，是货物汇集之地，故决定在陶经商。他善于捕捉贱买贵卖的时机，并善待所属使为之竭智尽力，故能扩大业务做大买卖。正因他能继其师计然之术，又善于“三择”，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故能成为巨富，天下闻其名，人们称之为陶朱公。他是我国商人之祖。

子贡是我国第一个儒商，他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和卓越外交才能的商人。“子贡好废举，与时逐货赀。”即他能看准时机贱买贵卖。他能如此，是因他“亿则屡中”，故能成巨富。他何以有“亿则屡中”的本领？因他交游甚广，消息灵通。说他交游甚广，是指他上交诸侯，下交百姓。他常往来各国之间，直接与国君做珠宝和大宗生意，《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同时，还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为各诸侯国君排难解纷，事成也不受礼，故得到各国君的尊敬，在经商上也获得诸多方便。由于他经常来往各国之间，对情况了解也就多，对各地货物的丰缺、价格的贵贱，了如指掌，有利于他作出正确的经商决策。子贡不只眼睛向上，也深入下层了解百姓的困苦，经常予以赈济，因而得到百姓赞誉和爱戴。子贡拜孔子为师前已经商，在儒家重德教的影响下，很重视商德，成为商人重德的典范，这说明经商与道德对立的观点并非绝对，子贡的实践证明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正是在子贡这个儒商风范的影响下，尔后不少儒者加入商人队伍，不断出现了重商德的商人，从而对提高中国商人素质起了一定的作用。重商德是中国商人中所具有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