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活性与生产性消费需求的差异

社会消费的一般倾向是逾越制度，趋于奢侈，这是以贸易的发展为基础的。许多消费品都能从市场上，甚至从异地远方乃至外国买到，冬天也能买到春夏才能吃到的食品，这也同社会各阶层与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分不开的。不仅百姓，而且官吏、贵族乃至皇帝的生活都与市场发生了联系。按规定，贵族、官吏是不许进入市场的，但事实上，宋代，宫廷的权贵争以贵价到东华门外市场上抢购时新瓜果蔬菜，市场上的螃蟹竟然能够到达皇帝的餐桌上。据《东京梦华录》载，一次宋仁宗举行内宴，菜肴中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皇帝问：“一枚蟹值多少钱？”左右回答：“值一千。”

消费对贸易有巨大作用，这一点是人们所公认的，但生活性消费，尤其是“奢”对于贸易的影响问题，则颇多争议。奢俭之争自春秋战国一直继续到晚清。“黜奢崇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春秋中期，一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俭与奢这对范畴，并以礼作为判断俭奢的标准，而把超越这个标准的消费称为奢侈。在儒家眼中，奢侈是莫大罪恶。后世的“黜奢崇俭”论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思想，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和保守性。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管子·侈靡》篇就宣扬“莫善于侈靡”的论点，认为在消费方面越奢侈，越可以消散人的积财，并使贫民得到职业和生活门路。清代魏源认为，富民的奢能够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有促进“通工易事”，即促进分工和交换的作用。清末的改良派谭嗣同、梁启超尖锐地批判了顽固派的“黜奢崇俭”论，指出这种谬论实际上是反对富人投资于新式工商业，以便继续保持落后的封建剥削方式。谭嗣同更提出了“尚奢”的论点，认为“奢”（实际上是指增加一些消费）有利于农、工、商各业资本家“取赢”，即获得利润。严复在《原富》一书译者按语中从消费与积累的关系来论证俭奢问题。他主张要把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作为俭奢的标准。只要消费的增加不是妨碍而是促进资本积累，就不能把适当增加一些消费看作“奢”。至于借口“崇俭”而反对投资于新式工商业，那就无异是“财之蝥贼”。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明代上海人陆楫的观点，他把奢与贸易直接联系起来。他说：论治者数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生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之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酿、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百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奢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能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以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也？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虽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纪录汇编》卷二〇四《兼葭堂杂著摘抄》）(https://www.xing528.com)

陆楫为富商大贾和豪门巨族辩护，将他们的挥霍浪费视为劳苦大众的衣食之源，鼓吹“市易者，正起于奢”，当然具有片面性，未免本末倒置。实际上，贸易是起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不是起源于消费，更不是起源于奢；但消费、包括生活性消费刺激贸易发展，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首先，“俗奢而逐末者众”，使从事贸易的人数增加；其次，消费影响贸易的机构，使其具有不同特性，一种是长途奢侈品贩运贸易，它是适应社会上层生活需要的，另一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贸易，它是为一般民众服务的。再次，消费影响市场，并进而影响生产和贸易。大凡人们崇尚需要的商品，在市场上都畅销，不需要的商品，则积压以至消失。这自然要对生产起某种程度的导向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需求旺盛，而生产性消费需求相对乏力，中外对科技产品的不同应用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例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罗盘针和印刷术在欧洲起到了很大作用，成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打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和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在中国，它们却被用于封建迷信活动，用于生活性消费，用于奢。正如鲁迅所说：“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造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中国历史上许多发明创造不是被用于生产和贸易，而是被用于生活性消费，被用于奢。这大概是中国生产和贸易发展迟缓的一个原因。最后，上层生活消费奢侈，而下层生活消费贫困，导致中国古代城市商业零售业、饮食服务业贸易畸形繁荣，这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