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大于利的重本抑末策略

“重本抑末”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的。

轻商思想，在商代商业出现时已有了，到战国时，秦国为富国强兵实行耕战，“重本抑末”才作为政策被提出并实施。这是法家的观点，开始实行于秦孝公时。不过，这种思想在战国时影响不大。总的来说，那时商人很活跃，一些大商人可与诸候分庭抗礼，有的巨商如吕不韦竟能入秦为相，以至权倾天下。

汉兴，战乱之余，生产凋敝，国穷民困，为恢复农业生产，以巩固新兴政权，汉朝特别强调重农而贬他业，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尤其轻商贱商，使之趋向极度，对尔后二千余年影响大而深远。尤其在封建社会末期，其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出现于明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得不到茁壮成长，与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关系的。

“重本抑末”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产生，而是有它产生的时代原因，我们也不要一概否定。

“重本抑末”思想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贱商思想的出现则比之更早。商代时才开始有商人、商业，商业属于统治者部落酋长所有，但他们认为到市场去进行交易是有损其尊贵的地位的，故派“小臣”或信任的人去代劳。可见，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一开始便被贱视。这种贱商思想反映了等级观念，从事交换活动是由下等人干的，故经商也就认为是下等人做的事。春秋时，诸侯兼并，争战激烈，很重视军功，商人无功勋，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意是说，绛都是富商，要用皮做的车帷、木做的车檐遮档，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商人没有功勋，虽然他们能用金玉装饰车子，用绣花和金缕美饰衣服，以钱财结交诸侯，而没有一点俸禄和对人民无大功，只能如此。总的说，从商到春秋时候，有贱视商的现象，但统治者并不抑商，对商业是重视的。

“重末抑末”思想是战国时的法家学派提出的。“本”是指农业，“末”是指工商业，这种思想由李悝、商鞅倡导，经韩非发展才明确。李悝有这种思想倾向，他任魏文侯相时主持变法，提倡“尽地力之教”，创“平籴法”，重本是有成效的，但未见史书记载有关他“抑末”的具体行动。明确提出“重本抑末”的是韩非，他认为务农是“本务”，非农业活动都应予取缔，将“工商之巨”列为五蠹之一，是社会的害虫，置于被禁之列。秦始皇杀韩非而用其法学主张，但未见史书记载他“抑末”的事，却记载他对国内一些大商人很尊重。倒是在李悝之后，韩非之前的商鞅，却是“重本抑末”的极力贯彻执行者。

卫人商鞅入秦以霸道说秦孝公，被任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奖励耕战而重农，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手。”意思是，努力耕织，生产粟帛多者，得免徭役。从事工商业和游手贫民，连同妻没收入官府做奴婢。商鞅之所以“重本抑末”，是因他认为农业是衣食和富家、富国的源泉，又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故主张以农为本，实行农战结合的政策；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认为是妨碍事本而导致田荒国贫的“末事”，必须禁止，以保证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秦民专心致力从耕战中求富贵。而没收工商由国君独占，可以增强国家的富力。这就是富国强兵的政策。

但是商鞅“重本抑末”政策，在山东六国影响不大，即使在秦也不能阻止商业发展的趋势。由于在战国时铁器普遍使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快，商业也就兴盛，商人获利更厚，而因“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耕田之利十倍，珠宝（经商）之利百倍”，所以战国时人们不愿务农，也不爱当官，争着去经商。

刘邦打败项忌创建汉朝之初，国家和人民都很穷困，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盍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可见当时社会多么凄惨，人民饥死过半以至人相食，连皇帝想选四匹一色的马驾车都找不到，将相也只能乘牛车。国穷民困如此，而商人乘机提高米价以暴利，一石米卖到五千钱，后又暴涨至万钱。由于经商可获厚利，务农的弃农经商。当时土地荒废，经济陷于破产状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西汉政权则难以巩固，将有垮台的危险。因此，刘邦执行“重农抑商”政策，轻徭薄赋，让民休养生息，集中力量恢复农业生产，严厉打击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之徒。(www.xing528.com)

对于商人打击是严厉的，不只轻商，且贱商。《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抑商”的措施说：“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尽管轻商、贱商以打击商人，但不可能禁止商人活动，没有商人促进商品交流，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禁止商人暴利坑人是必要的，而“抑商”是与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要求相违背的。商人是四民之一，是分工不可缺少的，没有商人是不行的。因此，“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官官吏。”

经济发展是有其规律的，是不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刘邦虽轻商贱商，但随着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业也就日益繁荣，商人财富也就多，“大者积贮倍息，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还偷铸钱，因“？（杂铅铁）之甚微，为利甚厚。”“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并且“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激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这与西汉统治者“抑商”的愿望适得其反：“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针对商人富贵、农夫贫贱的差异，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上书提出解决之法。贾谊主张“重本抑末”，他强调耕织之重要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认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他提出解决办法是：“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枝游食之民而缘南田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贾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是对的，但他所说“末技游食之徒”，包括工匠商人，都要强制他们改行去务农，刘邦虽轻商、贱商，还没有贾谊这么决绝，而他要所有的人都去务农，显然是反对分工，回到农业单一生产的时代去，这是倒退。对贾谊这一主张，文帝未见表态，但对重农是赞成的，他亲自开籍田，躬耕为天下示范。晁错提出解决农商差异之法则比贾谊高明，切实可行，且重农而不抑商，对国家也有利，他的主张是：“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这是提高粮食价格来解决问题，因为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耕田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赏罚都用粮食，规定富人买爵、除罪都交粮食，买粮的人多了，粮价也就自然提高。这“贵粟”政策对国家、农民和商人都有利，因买爵除罪都交粮食，国家就可有更多的粮食储备。于是，晁错又建议“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劝农。”文帝照准，这使在粮价提高得利的农民，又少交赋税，其务农的劲头更高了。而富人当然包括富商，由于汉初“抑商”，商人虽富地位却低，今可用钱买爵，虽然花了钱，但商人的政治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何乐而不为。晁错“贵粟”政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他正确运用“价格杠杆”和“租税杠杆”来调整农商之间的差异，使农工商业平衡的发展，这对汉代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汉初实行的“重本抑末”政策的后果看，对于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抑商对于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是起消极作用的。可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其“抑末”的种种限制都逐步被突破，如文帝允许商人和纳粟买爵，这种爵虽有虚名无实权，但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又规定的“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而在汉武帝时，商人之子桑弘羊官至大司农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盐铁收归国营后，用了不少出身于商贾的人任盐铁官。形势比统治者主观愿望还强，因发展生产的需要，终于迫使汉朝从“抑商”转变到“利商”，“开关梁，驰山泽之禁”，让商人周流天下以加速商品交流，因而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对文景之治出现的国富民裕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确反对轻商贱商政策的，在汉代发难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认为商与农工各有其对社会的贡献，他说：“周书曰：‘农不出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不反对商人富，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将富分为三等，说：“本富为上，末富欲之，奸富最下。”这是说务农而富为上等，从事工商而富次之，以奸恶手段，即包括商人不法行为而致富者是最下等，他从道德的角度，否定了“为富不仁”的奸商。

司马迁与“重本抑末”者的分歧，不在于“重本”，而在对“抑末”有不同的意见。一般说来，古代对“重本”都赞成，农是衣食之源，因农业失收则饥馑，国家必乱，政权则不稳，以至垮台，故善于治国者无不重农。而对商的看法，在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分歧，但内容有所演变。

“重本抑末”思想对封建社会始终有所影响，这是因封建政权是建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分散的小农易于实行愚民政策以统治之。小农经济不稳，其上层建筑封建王朝则动摇，历史事实说明：重农则兴，不重农则衰亡。而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即小农经济的发展需要商品经济的促进，可是当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度时，反对会削弱小农经济，最后必将之瓦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统一，往往反映在封建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利商”或“抑商”政策，甚至害怕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里这两种政策常常是交替反复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