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后,商人从政就难了,刘邦的抑商政策就明令不准商人做官,像吕尚、管仲、子贡、吕不韦等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商人再也找不到了。而有个别入仕的商人,都是经过艰难的曲折道路。如畜牧商卜式能入仕,是在多次考验下,最后汉武帝为其输财为国的一片真心所感动,且知他有管理的才能,才使他做官的。
《汉书·卜式传》记载:卜式,河南人,畜牧出卖致富,武帝时讨伐匈奴,卜式上书,主动提出以家财一半助边。武帝派使问他助边的动机:“欲为官乎?”式说:“自小牧羊,不习仕官,不愿也。”使者问:“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说:“臣生与人亡(无)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又问:“苟,子何欲?”式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转告武帝,武帝征求丞相公孙弘的意见,弘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卜式输财助边,并非有所求,纯出于爱国心,却被丞相认为是“不轨之臣”,是“乱法”行为,因而被武帝拒绝了。可见,商人在当时执政者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了。
一年后,河南大迁徙贫民,费用多,仓库空虚,卜武便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太守将富人助贫民的名单上报,武帝看到卜式的名,见其真心为国为民,为之感动,说他是长者,任他为郎中。初,式不愿为郎,武帝说:“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乏子牧之。”于是,式以郎身份,仍穿着布衣草鞋在上林宛中为武帝牧羊。一年后,羊繁息又长得肥,武帝到其牧羊处看见,大为赞扬,式说:“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君。”武帝奇其言,便使他治民,先后任卜式为缑氏令、成皋令,都有政绩,便将他升任齐王太傅,后任齐相。以寿终。
在封建社会中,有些统治者因其主张“重本抑末”,对商人是不信任的,商人的爱国行为也被怀疑图谋不轨,因而几遭杀身之祸。明初,吴兴财主沈万三是全国第一名富户,他自动捐献家财修建南京城三分之一,城修好后,又请求捐献财物替皇帝犒劳全国军队,这触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他大发火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幸有马皇后进谏说:“妄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详。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朱元璋才不杀沈万三,将他充军到云南,沈万三的全部财产也就被朱家王朝全部没收了。(www.xing528.com)
朱元璋对沈万三还算是宽大的,后来他屠杀江南富室手段更狠。因他对他们不满,且对他们的财富早就眼红,于是借故将浙东、浙西的富室几乎杀个精光,他们的财富也就全部落朱家王朝的财库了。
综上所述,可见商人参预政治有幸有不幸者,而这是因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气候所决定的。
商人是否应该参预政治?商人的杰出代表参与政治,这对国家的建设是有益的。要把国家建设好,需士、农、工、商共同竭智尽力,因为他们各对自己的所从事的业务最熟悉,涉及其所从事的业务当然比其他人更了解,所提的意见也就能更解决问题,故能促进各业的发展。所以,吸收四民中的杰出代表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可以更好发挥其才能,使为国家做出贡献,当然也包括商人的杰出代表在内。我国古代杰出的商人如吕尚、管仲、子贡、吕不韦、卜式等从政所起的作用,证实了这一点,何况政治并非任何人所专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把国家建设好,是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杰出的商人也同样是义不容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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