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君野心：高利贷的压迫与对策

正常借贷，可解决人们一时困难，如利息适当，可加速资金周转，对促进生产发展是起一定作用的。但古之高利贷者乘人之危，其所要的利息已大大超过正常的利润，高达50%至100%以上，使陷入高利贷深渊者难以翻身，加上利息打滚，往往倾家荡产，因而对经济发展起了破坏的作用。在我国春秋时高利贷很重，齐桓公采纳管仲的意见，设法帮助人民摆脱高利贷之苦。西汉后期，高利贷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王莽代汉后曾用赊贷法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因用不得其人，贪官与高利贷者勾结，高利贷反而更猖獗。

春秋时，由于高利贷者利息重，农民受剥削过度，影响了农民发展生产。齐桓公想向富商巨贾和高利贷者增加赋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的困难，管仲提出了“反准”措施，桓公采纳他的意见，帮助农民清偿了高利贷款。这事见《管子·轻重丁》。

管仲所献之策得到桓公同意后，立即采取行动：派宾须无到南方，隰朋到北方，宁戚到东方，鲍叔牙到西方，给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四方放贷情况，负债人有多少。鲍叔牙到西方调查后回来报告说，西方百姓，住在济水周围、大河附近，处于草泽之地，他们以渔猎打柴为生。高利贷者放债多的也有六、七百万，利息是百分之五十。借债的贫民有八百多家。宁叔到东方调查后回来报告说，东方百姓，居山靠海，以伐木渔猎和纺织葛藤为生。高利贷者放债多的有千钟粮食，少的也有六、七百钟，利息是一钟粮食收利一钟。借高利贷的贫民有九百多家。宾须无到南方调查后回来报告说，南方百姓，住在山上谷中，他们砍伐木材，采摘橡栗，并以狩猎为生。高利贷者有丁、惠、高、国四家，放债多的有五千钟粮食，少的也有三千钟，借出一钟粮食，收利五釜。借债的贫民有八、九百家。隰朋到北方调查后回来报告，北方百姓，住在水泽和大海附近，以煮盐、捕鱼为生，高利贷者放债多的有一千万，少的也有六、七百万。利息相当于百分之二十。借债的贫民有九百多家。计四方高利贷放债三千万钱、三数千万钟粮食，借债贫民共有三千多家。

管仲听了汇报后说：“不意我君之萌（百姓）中一国而五君之征（税）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请教用什么办法解除百姓免除高利贷之苦。管仲提出了以下的办法：下令召集高利贷者来朝，但要献织有“枝兰鼓”的美锦。这使美锦的价涨了十倍，每匹价值万钱，桓公所藏同类的美锦也就涨价了。高利贷者来朝时，桓公感谢他们借贷给贫民得以完成纳税任务，说愿以美锦为农民偿还本息，免除农民的债务负担。桓公拿出美锦还不到二千纯，便解除了农民借据上的债务。这就是管仲所提出的“反准”措施。管仲所用的办法也是一种平准措施，意义虽大，国家却一无所得，反而付出美锦三千纯，因而称为“反准”。

西汉时，高利贷者剥削已很严重，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王莽代汉后想以赊贷法使人民摆脱高利贷者之害，因用人不当，适得其反。(www.xing528.com)

文帝时，贾谊曾上书文帝指出富商巨贾囤积居奇、放高利贷以“兼并农人”：“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一些非法商人就这样勾结官府“积贮倍息”以“兼并农人”，这便是农人之所以流亡的原因。

景帝平七国之乱时，有眼光的高利贷者也在发国难财。吴楚七国叛乱，景帝派军讨伐，命令长安中的封君、列侯参军，他们为买武装战马等，向子钱家贷款，当时子钱家因他们的侯邑都在关东，而今战争成败未定，故都不肯贷款，只有无盐氏有看准时机，贷出千金，吴楚叛乱很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息十倍，因此富埒关中。

及王莽代汉，为制止高利贷的高利剥夺，便制定赊贷法。赊贷的对象是贫民，它规定百姓家有困难和丧事等，贫而无钱的可向赊贷部门贷款，不要缴纳利息，但规定一定期限。此外，无生计者要谋生也可申请贷款，月息百分之三。本来是为人民做好事，但赊贷部门操纵在贪官和商人手里，赊贷基金被他们借空贷尽，转手以更高的利息盘剥贫民，反而助长了高利贷者的财势。因而，这一赊贷法得利的是贪官和高利贷者，受尽盘剥的仍然是贫苦百姓。王莽与高利贷者的斗争终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