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政治恐惧：商业受阻与社会破坏

满清入主中原之日，正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时。这时西欧科学、文化和艺术普遍趋向高涨，而清统治者却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更没有想到赶上世界潮流。西欧商人来华经商同时，传教士也前来传教，并带来某些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因与东西方制度、思想、文化不同而发生碰撞。清统治者一方面自命为“万国来贡”的天朝而盲目自尊，另一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怀有恐惧心理，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产生抗拒情绪。在外贸上，清朝与西欧各国的看法不同，西方各国奉行重商主义，企图占领中国市场；而清统治者在“重本抑末”思想指导下，对外贸采取限制政策。尽管当时中国商品如丝绸、瓷器在世界市场上无可匹敌，中国在对外贸易进出口上长期处于顺差地位，清统治者仍因害怕资本主义或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放手发展外贸。禁海开海往往反覆，严重阻挠了外贸的发展。

有清一代，统治者仍然受到“重本抑末”思想的影响，康乾盛世的建立者也不例外，只不过是其“抑末”程度有所差异而已，因此，始终没有把外贸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而推行重商主义的西方各国，把贸易比喻为“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西欧各国商人奔走于亚、非、拉各洲，进行着一场世界范围的追逐黄金和财富的竞争，而把工商视为“末”的满清统治者与西欧各国发生矛盾时，往往把外贸置于服从次的要地位而弃置之，这便是出海时开时禁和对外贸诸多限制的原因。

在清代统治者中，康熙是最英明的君主，他对“商而通之”有较深刻的认识，也认识到外贸于国于民有利，但在涉及政治问题时，往往是重政治而轻经济，还未摆脱“抑末”思想的影响。清初，为消弱和扼杀明郑氏的反清力量，严厉执行海禁政策，而不考虑在防止郑氏势力扩张同时兼顾发展外贸，却连外贸也禁止了。对于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也毫不顾及，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下令迁移沿海居民尽毁民房及船只，违律出海贸易者处以死罪。令下之日，闽、粤、江、浙沿海之民，“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因而造成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康熙统一台湾后始下令开海贸易。康熙晚年，他对西方传教士的言论触犯中国传统的礼仪伦理深为不满，对于教廷不许信徒祭天祭祖祀孔等更怀厌恶，因之与罗马教廷及教皇关系日趋紧张，于是禁止传教，对西洋来船严加限制，严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本来当时中国的外贸处于顺差，如1712年，英国对华直接出口贸易，在商品方面不足五千英镑，但购买中国商品竟达五万英镑，中国顺差四万五千英镑，外贸对中国大有利可图。可是，康熙对传教士的憎恨和对西方的恐惧，连与西方外贸也禁止了。他告谕大学士们所说的：“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他对西方侵略中国的野心确有预见之明，但不是积极预防，把传教士问题与外贸分开处理，积极引进西方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以加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而是采取消极预防，因禁止传教而限制有利于中国的外贸，在这方面反映了康熙晚年确有“闭关锁国”的倾向。出现这种倾向实因康熙害怕资本主义，这对其子孙雍正、乾隆都大有影响。

雍正继康熙为帝，他执行“抑末”政策更为坚决，他见工商发展怕会伤农，实恐动摇其封建统治的基础，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故企图力加劝阻。如他在雍正五年（公元1712年）五月四日谕：“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巧华。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之所以认为工贾发展会伤农，实因他没有认识到农、工、商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工商业的繁荣反过来必然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大好事。雍正不是顺应这历史趋势而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前进，反而恐动摇其“本”，的自然经济，深恐“群趋于工”，“逐末之人多”，而企图力加劝导，实是阻挠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害怕资本主义的具体反映。

雍正害怕资本主义思想也必然反映在对外贸的看法上，如他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六）因而对外贸诸诸多限制。其实，限制外贸始于康熙，雍正是继续贯彻执行罢了。康熙在疲宽年下达禁止与南洋贸易和限期华侨回国的谕旨，不准内地商人去南洋贸易，如华侨在限期内不回国，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清世宗实录》卷58）。至乾隆仍遵循康熙的遗旨，使华侨不能自由出入而成为海外孤儿。而且乾隆时对出海商船限制更严，不仅限制出海与外国外贸易，也限制沿海之间的海运。后来虽开放海外贸易，仍诸多限制，对有的应促销的产品反而加以禁止。如丝绸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名牌产品，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却下令禁丝绸出口，这对国计民生都很不利。浙闽总督杨庭璋有鉴于此，奏请“驰禁”丝绸出口说：“浙省之杭、嘉、湖及绍属之诸暨，产丝最盛，每屈新丝出后，江、浙、粤、闽贩丝客民拿本而来者甚多，所产粗丝顷刻得价售卖，农民转觉生计裕如。今奉禁之后，丝价未见其平，而粗丝销售转滞，于农民反有转售不远之苦。”“今因禁贩洋，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驶不开者，在外番船因不能置买丝斤，远来之货且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是中外均见无禅益。”（《皇朝政典类纂》卷118）乾隆虽同意改变原禁令，却有新的限制，只许出口“粗丝”和半成品，外贸获利就少了，而乾隆认为这是天朝为“远夷生计”着想，其实是自损其利，阻碍外贸的发展。又如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使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提出关于贸易一些要求，有的是有损主权的，如要求在珠（舟）山附近划一海岛归英商使用，乾隆予以严正拒绝是正确的，但有的是要给予贸易上的不损主权的来往便利的事。乾隆也不予以考虑。

康乾盛世，从总的方面说，外贸比之明朝是有所发展的。其原因是：在开海时外贸发展得较快；即使在禁止或限制时，私商为图利也冒险出海贸易。但由于清代统治者害怕西方各国，害怕资本主义，对外贸不时禁止或加以诸多限制，这是满清一代始终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圈子里打转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

满清前期，虽然西欧资本主义在崛起，殖民主义势力先后侵入亚、非、拉，西方商人纷纷来中国贸易，这对清朝虽然是个严重的挑战，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好的历史机遇。而清朝统治者不是面对西方的挑战，走出中国，放眼看世界，与之进行竞争，以己之长克其之短，以其之长补己之不足，而是畏缩不前，闭关锁国，企图保持天朝的尊严，结果是适得其反，失去了大好的历史机遇，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

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政策首先表现在对航海业的自我摧残上。

我国从西汉到明初一直被称为“航海大国”，造船术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如在宋太宗时，即在十世纪末年，已能造“二万石船”的“龙舟”，它长十余丈，深三丈，宽二太五尺，载重为一千一百吨。而在十八世纪末年，美国在独立战争后为“寻求贸易”，驶到中国的“实验号”只有84吨，其重量不及宋造的“龙舟”十分之一，而“实验号”晚于“龙舟”八个世纪。十五世纪初，郑和第一次率官兵二万七千多人、乘六十二艘宝船下西洋，最大的宝船长138米，阔56米，这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描舵非二三百人莫能动。”可载一千人。西欧开辟新航路船队最大的，要算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也只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平均每船只载五十人左右，只及郑和最大宝船的容量二十分之一，相比之下，麦哲伦的不过是一只小舟，且迟于郑和一百一十六年。(www.xing528.com)

由上可见，十五、六世纪时，中国巨船是称雄海洋的。

但是，中国船队虽称雄海洋，主要不是用来开展国际贸易，而是为了显示国威，虽也做些贸易，也只供统治者观赏和享用。而西方船虽小，其开辟新航线是为追求黄金，开展贸易以获更多的财富。美国一只84吨的帆船，为获厚利敢于冒险横渡太平洋来到中国，正是这种追逐厚利的冒险精神，推动美国人去霸占海洋，占据国际市场。

那一个国家能称雄海洋，那一个国家就能占据国际市场更多的份额，而能否如此，则决定于其航海能力的强大与否。满清统治者因害怕资本主义，奉行“抑末”政策，不只限制外贸，也摧残造船工业。为了禁止出海贸易，对商船严加限制，如规定载重不超过百石，桅竿只许用双桅，高度不准超过一丈八尺，携带粮食、武器也苛刻限制，这种中国商船不能远航，且无法防御海盗的抢劫。更严重的是使中国造船业衰退，因不准再造巨船，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造船术也就日益落后。西方各国与满清自我摧残航海业相反，无不把造船业和航海能力视为国家的命脉。如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义认为外贸是“财富的准则”、“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正是在追求财富的贪欲推动下，西方大力发展造船业，促使造船技术日益进步。其实，西方造船术和航海能力的提高都是借助于中国的发明。我国宋代发明的罗盘针于13世纪传入西欧，从14世纪起，指南针已普通应用，装置技术也有提高，使能建造千吨的快速帆船，才能在大洋中航行。宋代发明的火药也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14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人就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毛瑟枪，西欧的铸炮技术也是向中国学来的。由于船坚炮利，西方殖民者横行海上，占领国际市场。西方在对华贸易处于逆差地位时，为改变其不利状态，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清廷对这种病民害国的鸦片贸易予以制止时，英国持其坚船利炮公开发动鸦片侵略战争，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规定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欧各国开辟新航路，其目的之一就是为获得东方商品，特别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这些物美价廉的中国名牌产品是西方人倾倒的“奢侈品”。为取得这些商品，西方各国当时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占领中国市场份额与之交换，只有将从美洲得到的大部分的白银运到东南亚，在那里间接购买中国这些“奢侈品”。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大量运入欧洲。如在法国市场上，中国丝绸大受欢迎而畅销；中国丝绸也占领了美洲的市场。而贩卖中国丝绸的西方商人可获得百分之一百至二百的超额利润。兼具艺术和实用双重价值的中国瓷器，更吸引欧洲人，因而在欧洲市场中很畅销。西方商人远来中国买回的瓷器比出售的中国商人获利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外销瓷器中，中国商人获利只有15%左右，而荷兰商人运回本国出售的瓷器利润高达179%～547%。

正当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压倒优势和竞争力的时候，清朝政府却限制出口，不许本国商人出海贸易，却准许西方商人来中国购买中国商品，使中国商人获利少，外国商人获利多。在十八世纪末，欧洲发生产业革命后，技术不断进步，产品质量也日益提高，新品种增多了，且中国的一些名牌产品的制作技术也被引进仿制，如在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德、法等国能烧制硬瓷，西方商人购买中国的瓷器就逐渐减少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销商品从优势逐渐变成劣势。

在清朝前期，虽受到西方的挑战，也有好大的历史机遇，如果清统治者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富国裕民，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而对外经济的交流必然同时促进对外政治、文化、科学和信息的交流，从而可以看清世界，赶上世界的新潮流。可是由于清统治者闭关锁国，对外贸诸多限制，对航海业自我摧残，使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航海业落后于西方，西方得以称雄于海洋，以占领世界市场；使在国际市场占有主导地位的中国名牌产品不能直销于国外，大部分利润让前来中国贸易的西方商人拿走了。更严重是这种闭锁国政策使之与世界隔绝，自己如井底蛙对外界毫不了解。当西欧各国在产业革命后，各方面都突飞猛进的时候，清庭还以“万国来贡”的天朝盲目自尊，而不迎头赶上，结果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历史告诉我们：国要先富裕而后才能强大，而富国之道，发展对外贸易是关键一环。因为外贸是带动经济繁荣的“火车头”，而发展外贸使之能占领国际市场更多份额，要依靠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生产众多物美价廉的名牌产品，和有强大的船队将之运载直销海外。历史事实确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正因此曾活跃于海洋和国际市场；之后英国因此称霸海洋，占领国际市场，成为“日不落”的殖民帝国。二战后，美国也因此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后者取代前者，都由于有最强大的船队，和有在世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众多名牌产品。历史事实也同时说明：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超级强国，今后哪一个国家要超过美国成为最富裕的国家，同样也离不开有更强大的船队和生产更多的名牌产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主要的地位。要达到这一步，关键在于有高度的生产力，而高度的生产力则决定于有在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