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统治者一开始就对商业十分重视。这从周文王及其辅臣姜太公对商业的重视及其继任者所采取的措施中可以证明。
《六韬·文韬》记载了周文王和姜太公一段谈话:“太公曰:‘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文王曰:‘敢问三宝?’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这就说,大农、大工、大商被称为三宝。把农民聚居一处耕田粮食就充足,把手工业者聚居一处造器用具就充足,把商人聚居一处经商财货就充足。使农、工、商各安居乐业,人民就无忧虑。
太公将商与农、工合称为“三宝”,并认为人君不能将这三宝交给别人,交给别人将失其统治的权威。他将商视为安民治国重要法宝之一,可见对商业是何等重视。文王是赞同太公的意见的,如他在“告四方游旅”中,号召商人来做买卖,保证他们的货物随到随卖,决不会吃亏。并给予一定的优待和方便(《逸周书·大臣》)。周公执政时,在他发布的《酒诰》中,鼓励农夫在农闲时到外地经商。这说明周从文王到周公都是奉行重商政策的。
姜太公辅佐武王灭纣有功被封于齐。他到齐国后,发展三宝之一——商业,促进了齐国经济的繁华。齐地近海滨,地多盐碱,他因地制宜,以发展渔盐为主,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由于发展商业,将渔、盐产品运到外地出卖,换回所需要的粮食等货物。车辆不断往来,财货源源流入,齐国经济日益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也就富强。齐国境外的人民也纷纷移居前来,齐国成为大国。
由于齐国始祖姜太公重视商业,齐国在各诸侯国中商业发展较快。春秋时的齐桓公,在商人出身的管仲辅佐下,发展了姜太公的重商思想,将商与士、农、工分别集中,使各他们自互相竞争、学习,分工也就更细更专业化,对各自的业务更能精益求精,以贡献其所长。这对国计民生有利,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劳,因而祖国富民裕,上下一心,为霸业奠下了坚强的基础。(www.xing528.com)
春秋时,重视商业的还有郑国,如郑国始祖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互相支持的盟约,至郑简公时任相的子产不让晋国使者强买郑国商人的宝物。由于郑国重视商业,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故商业也较发达。
战国时,中国分裂为七国,这虽对商来发展有所限制,但各国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取得其所缺乏的物质,都设法发展商业,促进经济的繁华,目的都在于富国强兵以称霸或图存,因而全国各地和各经济部门的物资都能交流。有些国家的国都繁荣得很,如齐国国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吸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马、六博、足翕足菊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这是说,临淄市民都很富裕殷实,人们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赛马,下棋赛球。街道上,车辆多得互相碰撞,行人挤得挨肩擦背,衣襟相连可成帷幔,衣袖相接可成幕帐,挥洒汗水可成大雨。其热闹如此!
即使是在秦国,秦始皇虽受韩非的“重本轻末”思想的影响,但他对本国商业是重视的,对大商人是尊敬的,如对畜牧商乌氏倮优礼有加,以封君待之;而冶铁商卓氏、程郑、孔氏等能成为大富商,显然也是秦始皇支持的结果。这是因为乌氏倮开展边境贸易,交换无数的牛马,冶铁商卓氏、程郑、孔氏等开矿冶铸的铁器,对秦国的耕战起了重大的作用,增强了秦国的战斗力量,也就是说,秦始皇能统一天下,秦国的工商业者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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