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天下后，仍奉行“抑末”政策，将富商大贾迁徙至咸阳或巴蜀，其财产大都被虏掠一空，而一般商人也是服徭、戍的主要对象，因而商业哀落，商税减少。汉乘秦制，为恢复被破坏的生产，初也“重本抑末”；后因实行“无为而治”政策，轻徭薄赋，让民休养生息，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商业也必然兴起。商人在全国统一的土地上，随意往来，自由经营，国家不征关税，孟子“关讥而不征”的理想才得以实现。且“纵民铸钱，冶钱，煮盐”，（《史记·平准书》）因而出现了不少富商巨贾，尤以盐铁大商人最富。商人大发其财的同时，农民辛苦耕种，农业虽得丰收，却因谷贱伤农，文帝时每石粟只卖十余钱，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显然这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是不利的。因此，文帝采纳晁错“贵粟”政策。晁错认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於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汉书·食华志》）大意是：要想提高农民耕田的积极性，要提高粮食价格，其法是富商大贾可以用钱买爵位或赎罪，他们必然向农民买粮食，买粮人多，粮价就贵了。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也就是说国家粮多了可减轻赋税，且可鼓起农民种田的劲头。采取贵粟政策，农民种田有利，农商之间的差别因而缩小，谷价由每石十余钱，提高到每石数十钱。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即不论庶民农工商贾，每岁投资经营其平均利润为20%。由于庶民农工商贾都有利可图，经营劲头也就足，促进了经济的稳定而全面的发展，使国家富足，为“文景之治”奠下了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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