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反映国家盛衰的真实写照

商业的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国家盛衰的具体反映。对一个国家的盛衰起决定作用的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的高低，而这都在商业上反映出来。生产的高度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繁荣，否则则相反；而商业的繁荣也必然推动农工业生产的发展，如果商业萧条也将使农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商业对经济所起的作用有如火车头，火车头发动，列车则前进，否则停止不前。因此，发挥商业的火车头的作用，对于一国繁荣兴盛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的事实也证明如此。汉唐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强大的王朝，曾引起世界的注意，外国人曾用“汉人”或“唐人”作为中国人的代称。而汉唐强大都是由于其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带动全国经济发达，国家日益强大。《史记·货殖列传》说，至孝文帝时，“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由于“商人周流天下”，沟通各地物质交流，促使农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导致市场经济全面繁华，促进农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使国富民裕，到汉武帝即位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贯朽不可校（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唐是古代最强盛的大朝代，商业比汉更繁荣，突出表现在城市发展、交通发达等方面，如当时首都长安规模很大，周围七十里，有东西两市，东市是四方财产聚集处，有220个行，商业极其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人口却比东市多。元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的强国，商业繁华，商业发达的城市也很多，如上都、杭州、镇江、杨州、泉州等，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大都和杭州。

汉、唐、元等朝代，不只国内商业繁荣，外贸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已有铁器和丝织品等名牌产品，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这些商品一是通过“丝绸之路”向外国输出，一是通过中国商人从海道运到东南亚和印度各国。到唐时，中外贸易更频繁了：汉开辟的“丝绸之路”更发达了，由洛阳、长安，经由河西走廊、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东南沿海的广州、杨州、登州、楚州、明州等地都是与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与新罗、日本、东南亚以及波斯、大食等国都有贸易往来；外国商人也纷纷来中国经商，长安的西市，外商云集，“胡风甚盛”。元统治者忽必烈很重视对外贸易，由官方出面组织经营，私商不理官方的限制也纷纷冒险出海贸易。泉州是当时国际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商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他所著的游记中称泉州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

国际贸易的无数事实说明，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份额多少，反映这个国家经济力量强大与否，影响到国家的强弱。中国自汉到明初不论在军事或经济上都处于世界的前列，这是因中国综合国力较强大。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激烈时往往发展成商战，而商战实在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要取得胜利，几乎牵涉到所有领域，如科技、生产、教育、管理、经营、分配等等，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胜败的后果也就非比一般，对于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必然关系一国的强弱盛衰。因此对于外贸决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外贸是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这“火车头”发不动的话，一国经济发展就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在我国商业史上都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史例。汉、唐、元的强盛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清代统治者不重视甚至限制外贸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

清代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还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之一。在这期间，中国对外贸易是处于极大的顺差，如1717年，英国对华直接出口贸易，在商品方面不足五千英镑，但购买中国商品竟有五万英磅，中国顺差四万五千英镑。而由于中外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中国统治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恐惧，康熙竟下令限制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康熙告谕大学士等：“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康熙预见西方有侵略中国的野心，足见其明智，便采取消极的不接触政策则是错误的。康熙上述做法对于其子孙雍正、乾隆是大有影响的。雍正限制外贸比之康熙更甚，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因而对外贸诸多制肘。乾隆则对外贸限制更严，如丝绸是能够占领世界市场的中国名牌产品，乾隆竟曾下令禁止出口。满清本来应当利用当时有利于中国的外贸以带动国内经济的繁荣，却反而采取限制外贸以削弱自己，这实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中国经济不能向前迈进。尽管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对于清王朝是一种挑战，如果统治者能面对现实，自强不息，迎头赶上，开展商战，增强国力，中国将是另一番光景，决不会处于挨打和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www.xing528.com)

针对西欧的经济侵略和清廷限制外贸的现实，近代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以商战救国的倡议，他主张在习兵战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的同时，也要习商战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并强调指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人培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缀。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载？”

西方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跟其实行重商主义和开展商战大有关系。西方国家把贸易比喻为“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之间，西方开辟新航路之后，西欧以其舰坚炮利为后盾，由其商人奔走于亚、非、拉各洲之间，进行着一场世界范围的追逐黄金和财富的商战，产生了殖民化和殖民掠夺，加速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时至今日，西方各国仍奉行重商主义，依然丝毫不放松商战，各国都为开辟国外市场竭尽全力，有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马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为本国商品争夺市场，有的国家领导人经常率领大批企业家奔走于世界各国之间寻找商业机会。而西方盟国之间为本国或本集团的商业利益，商战也日益加剧。显然，西方各国对外贸无不全力以赴。

古今中外的事实说明，要发展商业，交通至为重要，中国城市的最早出现都是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因为无商不成城市，交通方便才能加速商品的流通，城市始能发展和繁荣。由于河运比陆运方便，故我国城市主要在三大河流流域间发展，始是在黄河流域两岸，之后，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两岸。而河运与海运比较，海运则比河运量大且所向面广，可与各国直接发展贸易，由于我国是“海洋大国”，且造船技术在十四世纪左右一直在世界领先，故随着外贸的发展，沿海城市发展比内陆快，如上海原是一个渔村后来发展成中国最繁荣的商业性城市。今天，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珠江流域入海处广州，进出口贸易大发展，迅速成为最繁荣的大城市。因此在商业发展上，内陆地区要与沿海地区缩短差距，也必须大力从交通着手，加速铁路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航空事业是十分重要的。

商业既是带动生产发展的重要行业，也是极其复杂而琐碎的工作，因为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因此必须发挥公私两个积极性和做到公私共利，不然则难以竟其功。汉武帝曾垄断和打击工商业，没收中等以上工商业者的财产，虽能暂时解决当时国家财政上的困难，但效果不佳，造成商业萧条，对国计民生都不利。针对历史的教训，宋时欧阳修反对“抑商”政策，提出“权商贾”的建议，主张政府和商人共利，他说：“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之议者，方欲夺商之利，归于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而为国之利益损。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