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辱与荣的分析介绍

中国商人均有其受屈辱的历史，也有其艰苦机智奋斗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凡是商人，不论中国的，或世界其他国家的，都有他共同的目的和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劣点存在的。做买卖为发财，这是所有商人的共同目的：加速商品的流通，繁荣城乡经济，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便是商人对社会的共同贡献；而当商人不讲道德和不顾国家人民利益而“惟利是图”时，便出现欺骗做假的不法行为，它将危害国计民生，这便是商人存在的劣点。

虽然，中国商人跟世界上所有的商人有其共同点，也有其和不同的遭遇特点。中国商人、商业诞生较早，在商代已经出现。但其一诞生便被统治者所贱视。秦汉以后，轻商、贱商形成政策并付诸实施，有诸多压制商人规定：商人不得入仕，不得衣丝绸和坐车。到三国时仍如此，商人是穿着白衣的，如吕蒙袭荆州时就是将军船装成商船用白衣人摇橹偷渡的。一直到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还是抑商贱商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朱元璋曾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者，亦不许穿细纱。即使在不轻商的一些朝代，商人身份还是低下的。在整个封建时代，商人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其生存和发展，都依附于官僚的庇护之下，以至彼此勾结走上邪道，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及在商业上的作用。

中国商人虽有其受辱的历史，但他们也在这不幸的厄境中发奋图强锻炼成长，创造了自己光荣的历史。

正由于“商而通之”，工农业活跃，经济繁荣，商人以其在经济上的贡献取得了朝野的尊重。战国时秦国是奉行“重本抑末”，但商人对国家的贡献使秦始皇不能不肃然起敬，如乌氏县畜牧商倮开展边境贸易，换回数不清的牛马，这对重耕战的秦王朝起了重大的作用，故得到秦始皇的礼遇，使以封君身份上朝，因而“礼抗万乘，名扬天下”。西汉初虽轻商贱商，而农工生产的发展使商业也随兴起，商人以其财富为世人所羡慕，因而“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到汉文帝即位时，民“皆背本趋末”，好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宋时商品经济繁荣，突破了市坊制对商业经营的限制，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本末”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如范仲淹写的《四民诗》对商贾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尝得商者云，转货赖斯民”，“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对轻商、贱商提出尖锐批评说：“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陈耆昌则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而在社会上，商人的地位也提高了。明清时为重商而呐喊的声音更响亮了，李贽大声质问：“商贾何鄙之有？”郑观应则提出开展商战以救国的倡议。因此，清时人重商成为一种风气，士人对经商也趋之若鹜，山西巡抚刘于义上疏谈及这种情况，雍正皇帝批示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力令读书，朕所悉知。”商人正是以其经济上的成就，扭转了人们轻商、贱商的错误认识。

商人在城市建设上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国古代五大帝都，即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如宋时开封，元时的北京，当时人口都超过百万，如没有商人供应各种商品，人们是无法生活的，更谈不上城市的发展和扩大了。(www.xing528.com)

商人中的杰出人物，在政治上也显示了他们的非凡的才华。如帮助武王开创周八百年天下的姜尚，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原都是商人。郑国大商人弘高经商途中遇秦军，知其将袭郑，立即以郑君名义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已有备，认为偷袭难成功而退军，这显示了这个商人的爱国精神及其机智。儒商子贡以其如簧之舌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才能，使鲁摆脱齐伐之难，司马迁给予高度评价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在文化传播上，中国商人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在世界上的五千年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正是凝聚在我们先人留下的浩如瀚海的书籍之中。而书籍的广泛印刷与推销的任务是落在书商的肩上的。早在汉代，我国已有书籍，唐以后印书卖书盛行。迄宋代，因宋太祖赵匡胤提倡读书，兴办学校，读书人更多，故书商设肆刻书更为普遍。清时有的书商不只推销书籍而且还是组织者。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诞生和广泛发行，跟书商的组织和推销不无关系。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评点和修订，显然是由书商组织的；又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写，是书商程伟元约高鄂写成的，使《红楼梦》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广泛流行于国内外。

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商人的经商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贡献是卓越的，外国商人对此望尘莫及。如在元时，中国商业之繁荣是首屈一指的，《马可·波罗行记》对汉八里城（即今之北京）赞颂说，此城之繁华“世界诸城无与伦比”，这是说汉八里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当时已有“人烟百万”的汉八里城的繁华是与商人辛勤经营分不开的。到清中期，中国商人还以中国丝绸、瓷器、茶等名牌产品占领世界市场，外国商品难以匹敌，西方商人也难以与中国商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