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与抑商政策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业与农业间、商人与新兴的地主阶级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庞大的资本和社会势力，经济上可以“与王者埒富”；政治上“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生活上有“田池射猎之乐，拟之人君”。这些都对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造成侵害，对其正在形成和巩固中的统治地位形成威胁，引起了地主阶级强烈的不满，因此，从战国后期开始，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魏国，李悝为相时，首先提出了要“尽地力之教”，即大力开垦荒地，充分利用地力，发展农业。在他提出的主张和国家政策的实施中，带有极为明显的重农倾向。后来商鞅在秦国辅政，继承了李悝的重农思想，提出了“耕战”政策；同时又开始采取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措施。因为在他看来，农与商是一对矛盾，农民们在向国家承担赋税、徭役之外，还要受商人极大的剥削，商人们以不等价交换、高利贷盘剥和囤积居奇、买贱鬻贵等各种手段，来“牟农夫之利”，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因此，要发展农业，必须抑制商业。为此，他在秦国实行变法，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农抑商政策，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身份上限制从事商业的人数，对商人及其家庭成员增加劳役负担；二是从经营上限制商人经营商品的范围，如由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粮食的买卖也由国家来管制；三是重征商税，即“重关市之赋”。这样便使国家控制住了商业大权，扼制了商人势力的膨胀。

秦统一六国之后，继续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秦始皇在建立秦王朝之后不久便在琅琊侍碑文中明确书写了八个大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就是要举农业、抑商业，使从事农业者富裕起来。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每征服一国，便迫使当地商人离开本乡，令其迁往外地；统一全国后，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其财产的大部分被公家没收。

汉承秦制，在抑商方面，汉王朝制定的措施、办法方面更臻完备，推行的手段更加强硬，态度更加坚决。汉高祖的时候，曾下令“贾人毋得衣”，“毋得操兵，乘骑马”，“不得衣丝乘车”，并“重租税以困辱之”。到汉武帝时，对商人的限制更为严厉，在盐铁经营上，继续实行官营政策，从生产到销售都由国家垄断；颁布“算缗令”，即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在这项政策的推行过程中，曾一度遭到豪富商贾的抵制，汉武帝又采强硬手段，实行“告缗”，由杨可主持此事，在全国展开。所谓“告缗”就是对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的，没收其财产，并奖励告发者，查实后给予告发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在杨可的主持下，使者到各地稽查，于是便出现了“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的情况，所没收的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有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批破产。

秦汉两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人一改春秋战国时期的状况，由巅峰一下子跌入低谷，商人处境十分窘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奉行由秦汉所开创的抑商之举，把这种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经济行为和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大政方针贯彻封建社会的始终。

秦汉之后，商人没有了政治地位。但是，大家知道商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行业，不管政府重视与否，它都要存在并发展，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代政府虽都采取对商业抑制甚至是打击的政策，但商业发展仍没有停滞，商人作为这一行业的操持者，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是由于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个行业，有这样一批人生存下来，并参与社会活动，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从秦汉、隋唐、宋元到明清，商业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商人在社会范围内的活跃程度都是不可低估的。

历代王朝都曾制定出了数目各异、程度不同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予以实施，使人们对商业和商人愈加轻视。在政治领域，商人完全是被排挤在外的，不仅如此，其地位还很低下，常常被当作“贱民”来看待。但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随着封建社会内部新经济成份的不断出现，商人们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的富有程度，常常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商人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参与政治，涉足各种社会活动，组织起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社团，成为能左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甚至文化领域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www.xing528.com)

在整个封建社会，除皇室以外，最富有的人就是商人，有时甚至连皇帝也自叹在财富的占有上不如商人。唐朝的时候，在京城有一位巨商叫王元宝，他非常的富有，富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以金银为壁，用钱铺地。唐朝的玄宗皇帝深有感触地说：“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事，故见耳。”清朝的时候，盐商的势力非常的大，都通过做盐的买卖发了大财，特别是经营淮盐的盐商们，他们集中居住在淮盐的中心地——扬州，并极尽奢侈之能事。对此，清朝的世宗皇帝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节俭之风，贵行于闾里，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会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这种豪华的生活，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能做得到的；这样的排场也许连皇帝也很难达到。无怪乎清高宗乾隆皇帝感叹地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秦汉的时候，政府对商人的活动严格限制，其目的就是限定商人的身份，不让其任意转化，特别是对商人向地主的转化，曾有过明确地规定。西汉政府规定：商人及其家属有市籍者，不得买地做地主；东汉时政府也明文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农者不商，禁民二业”。但是商人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地从事购置土地的活动，他们认为土地是根本，是保存财富的一种极为可靠的方式，“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已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头脑里。再有地主的身份要比商人的身份优越的多。所以，政府虽明令禁止，但商人置地，向地主转化的趋势是无法扼制的。

隋唐之后，商人的实力更加壮大，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的势头更为强烈，有人形容唐朝的情况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特别是到了中唐以后，均田制被破坏，政府已不再干涉土地的兼并，大量土地被商人买下。唐文宗的时候，江淮诸道的富商大贾们“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有一位地方官在河阴这个地方要修筑城廊，经过勘测，其所用之地“皆富家大贾所占”，可见富商占地数量之多。

宋朝是被人们视为“不抑兼并的朝代”，赚得大量钱财的商人，当资本无处投放的时候，遇上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便大肆购置土地，向商人向地主身份的转化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宋朝之前，地主阶级中是以士族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到了明代，缙绅地主占了优势，可是到了清代，庶族地主的势力很快崛起，在地主阶级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谓的庶族地主，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新兴商人地主。清朝中叶有人这样说过：“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商贾之产。”这样一种说法证实了商贾占田为数不少。商人有了田地，成了地主，其势力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当然会成长和壮大起来，最终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地主阶级的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