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放眼世界，看到与西方的距离越拉越大，举国上下都有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以便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前进的脚步；工作重心的逐步转移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注重经济建设；同时，这也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理论的争鸣特别是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与发展推动着我们党思考未来的建设之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和政府推出并实施了“十年规划”和“四个现代化”战略。在传统计划管理体制背景下继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和赶超式的、脱离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使得传统经济体制模式下的各种矛盾激化并以极端的方式显现出来。

在农村，由于传统生产模式和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的弊端，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很高而效率低下，再加上农业所具有的生产空间分散性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使它的劳动监督极为困难；而没有严格的劳动监督，就不能对劳动者的努力作出准确的度量，劳动者也就得不到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应的报酬。于是，便出现了“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 的现象，其结果是农民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农业收入降低，农民日益贫困。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仍有大约2亿农民食不果腹。^[10]这导致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正是这一时期矛盾的激化，才有了安徽小岗村的改革探索。对此，邓小平也提出了类似的认识:“为什么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11]同时，也由于传统农业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可克服的激励缺陷，其导致的经济绩效也无法保障其继续执行国家汲取农业剩余的职能，于是，便有了对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城市，自“一五”计划以来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和赶超式的、脱离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而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极为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须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制度安排造成整个经济的短缺现象，为了把短缺的资源配置到战略目标所要求的重工业部门，就要有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制度。为了保证微观经营单位的剩余的使用方向也合乎战略目标的要求，通过“三大改造”建立起与“赶超”战略相适应的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然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制度减少了竞争的压力，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则造成了扭曲的经济结构，这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得以全面暴露和激化。因此，这种经济效率低下、难以持续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并没有实现赶超的使命，相反却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结果，因此，不得不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一时期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派出的大量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的代表团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同时，“十年规划”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全然暴露，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扭曲，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法也有显著改善:即从过去封闭搞建设、“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开始向关注他国经验和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特点转变，这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本保障。

(一)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准备

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过程中，除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成了人们认识的根本转变外，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在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理论界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在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标准、价值法则和经济规律等经济理论方面存在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明辨了理论是非，为改革开放的实践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理论界和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推动和领导下，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归纳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否定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以政治冲击经济；其二，否认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是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的变动作为决定性因素。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77年和1978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明确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以生产力这个标准来评价，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徘徊，是中国决定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从1957年到1978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国家财政困难日益严重，财政收入甚至几年出现负增长。靠财政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工业化道路遇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再也走不下去了。过去20多年，中国走的是一条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如果说在过去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改善生活成为人民迫切要求，促使决策者另辟新路，实行战略调整和体制改革。因此这时的拨乱反正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人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先导，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推动的。

(二)代表团频繁外出考察开阔了视野，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践

为了推动“十年规划”的实施，中国代表团频繁外出考察，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访问考察；3月28日至4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5月至6月，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的代表团前往法国等西欧国家进行考察、访问。代表团走出去，通过对被访问国家和地区的接触，亲眼看到了国际社会的这种巨大变化，加深了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也看到了我国的差距，深感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考察，他们已经意识到，发达国家要进行产业升级、转移旧产业，这为我国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认识到知识和科技正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因素。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也要解放思想借助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因此，代表团的外出考察，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其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外出考察带回的新信息，为推动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这些考察团所看到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很大。第一个强烈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像日本、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是超出中国人的想象。

外出考察得到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包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访欧代表团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12]如前文所述，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也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场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技术学校毕业证，取得国家颁发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后才能继承。这些现象使考察团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从而为领导人决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还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人均住房达20～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社会保持稳定。1978年11月，王震访问英国。期间，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在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里，家里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可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当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人员询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13]

邓力群、王震等人的观感是真实的、未加修饰的，大体反映了第一次身临其境体验资本主义的考察者们的共同感受。这些情况在党内和民众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次外出考察潮有一个特点:不是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挑刺，而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其实在情理之中。外出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随谷牧访问西欧的杨波回忆说:“对我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开了眼界，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很多新情况，也改变了过去的某些观点。”^[14]

访问南斯拉夫代表团归国后向中央递交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现状和改革措施，其中第六部分专写对“社会计划与市场经济”的考察，对南斯拉夫放弃“中央集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和社会计划相结合的改革措施作了具体的介绍。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并肯定了这份报告:“南斯拉夫近几年来强调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协调，制定社会计划。同时，南斯拉夫仍实行市场经济，力求掌握价值规律。南斯拉夫主张以计划限制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以市场经济弥补计划的局限性”^[15]。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代表团回国后形成的总结报告在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比如，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四份简报，还印发了有关部委代表团外出考察的一些简报。这些参考文件，主要以各代表团出访考察的见闻为基础，比较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原因，初步分析并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哪些经验是可以吸取的。尽管这些考察和研究是初步的，但毕竟为改革开放方针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2．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和设备

正如前文已述，赴欧洲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历时5周、行程2万多公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5国15个城市，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代表团参观了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的工艺和设施。他们参观了机械化程度高、船舶在码头停留时间短的法国福斯新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丹麦哥本哈根港和埃斯堡港、联邦德国不莱梅港；参观了联邦德国、比利时、丹麦的火力发电站、瑞士、法国的水电站和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的核电站。代表团还参观了西欧的工厂、企业，对他们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于自动控制、生产调度、产品质量检查、辅助设计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表团回国后就立刻向中央做了汇报，听了汇报，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邓小平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时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元，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受其影响，仅1978年就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引进22个大中型项目，总金额达78亿美元，其中包括:在化肥工业方面，引进了4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在电子工业方面，成套引进设备新建了华南计算机公司的索拉计算机(HN-3000系列)生产线和湖南建南机器厂的磁记录生产设备等，逐步建立起新兴的电子计算机工业部门，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线性集成电路生产线、华东电子管厂消气剂生产线以及彩色电视机及为其配套的生产线都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从德国等国引进而建立的；在能源工业方面，引进了43套综合采煤机，同期，为了配合能源工业的发展，还引进了生产8立方米电铲、大马力推土机、重型汽车、60万千瓦发电设备、原子能发电设备、超高压输变电设备等。

从项目的执行结果可以看出，1978年22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到1985年引进成功的占很大部分。这些引进投产的项目，具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在技术水平、单系列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品种等方面，弥补了我国一些重要的生产空白，形成了一批特大型的现代化生产骨干企业，如上海宝钢、仪征化纤厂、扬子石化、齐鲁石化等，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宝钢引进的一大批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先进技术，在设备大型化和现代化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因此，可以说，通过对外项目的引进，我国的工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3．打破利用外资的禁区，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突破了许多禁区，特别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是当时引进工作中最突出的变化，它为新时期中国大规模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禁区在1978年下半年被打破。在1978年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主要讨论了访问赴南斯拉夫和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报告，受其影响，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等提出了利用外资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确定了经济战线上的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要求“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6]。这就为利用国外资金扫清了障碍。11月11日，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则明确表示:可以贷款买设备，或外商出资金、设备来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在此基础上，该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正式明确地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

4．通过大力发展补偿贸易，为扩大对外开放探索新的途径

随着引进规模的扩大和引进速度的加快，外汇不足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有限，1978年仅有15．57亿美元。为解决矛盾，中国政府采取了谷牧等访问西欧五国总结报告中的做法，即通过发展出口创汇、发展非贸易创汇以及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补偿贸易等灵活方式，引进技术设备，减少现汇的支出。自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发展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加工出口的加工装备方式和引进外国技术，然后用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支付进口的补偿贸易方式。为了大力发展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的做法，国务院于1978年7月15日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贸易方式的发展。根据上海、广东、广西、北京、山东、浙江不完全统计，1978年7月到1978年年底五个月内，共同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合同698项，其中加工装备661项，补偿贸易37项。^[17]

(三)“十年规划”的实施进一步激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矛盾，从而为改革开放的进行提供了历史依据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专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中国引进的技术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熟技术，引进的项目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新兴产业或传统工业部门的先进技术，因而进一步提高了工业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此，一方面，“十年规划”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建立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业技术水平，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继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使得这一发展模式的各种弊端大暴露、矛盾激化，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继续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第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使得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第三，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第四，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造成农业的发展过缓，农民的日夜贫困。

这一时期继续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使苏联模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推动中国不得不对旧的发展模式的弊端进行变革，开始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

(四)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方法的改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

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工作方法上有了显著的改进，从过去在相对封闭环境搞建设、“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向注重关注他国经验和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特点转变、实行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经济工作推进方法等，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注重与其他国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学习，以此来推动经济工作。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经济工作方法上一个大的改进就在于通过向国外派出大量的代表团方式，主动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开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而且促进了中国对工业文明的了解，为中国如何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经济体制、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为探寻改革开放的新路子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第二，由过去用政治运动方式做经济工作开始向用经济手段做经济工作转变。第三，实行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经济工作推进方法。第四，经济工作注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在这个时期进行改革开放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注释】

[1]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776．

[2][日]长谷川庆太郎．中国现代化的幻想——从新的角度看日中关系[M]．王宗林，王辅基，张慧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47．

[3][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20．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4．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4．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6．

[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57．

[8]江泽民．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EB/OL]．[2006-05-10]．http://www．china．com．cn/culture/zhuanti/zhishicq/txt/2006-5/10/content＿6205250．htm．

[9]王微．技术创新的作用[EB/OL]．[2019-08-15]．http://www．docin．com/p-1104090068．html．

[10]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3．

[11]孙健．中国经济通史(1949—2000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81．

[12]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A]．内部资料，2004:112．

[13]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A]．内部资料，2004:38．

[14]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A]．内部资料，2004:39．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22．

[16]《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319．

[17]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一卷)(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