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一开始就注意了从战略全局和发展远景来考虑经济问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马上就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当时由于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和方法还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特别是在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以及在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道路上都有过重大的失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除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外,在实现工业化方面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生产建设,实际上就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
“大跃进”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确定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一种急于求成的追求高速度的战略思想,例如,认为英国1957年的钢产量2200万吨,虽然是中国当年535万吨的4倍以上,但由于中国钢产量的增长率很快,因此在15年后的1972年可以达到4000万吨,超过英国在这一年的估计数3000万吨。实际上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估计。由于错误战略思想的指导,由于急于求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采取了冒进的方法,提出了“以钢为纲”“三面红旗”,要在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把英国抛在后面,“超英赶美”战略的提出,固然鼓舞了中国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但由于这一战略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对生产建设速度的要求大大超过了国力和客观的可能,使中国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三年“大跃进”的经济损失大约有1200亿元;1960年粮棉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整整倒退了10年;管理混乱,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1961年的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348万。而且同一时期国际上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二战”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经济腾飞,20年后即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1966年,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决策指导下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包含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同时解决吃、穿、用为基本内容的多目标战略。但是不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解决吃、穿、用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只剩下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内容的目标战略,这实际上仍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造成国民经济的又一次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深受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左”的思想没有肃清,没有认真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打开封闭的大门放眼世界,发达国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是中西方发展现状对比后留下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提高生存质量的渴望。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于1978年又一次提出不切实际的规划,仍然没有摆脱“以钢为钢”的桎梏,实际上还是以片面追求产值增长的高速度为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经济发展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在这之后几年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长期以来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使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片面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不断扩张建设规模,忽视技术进步,形成工业部门在低水平上不断扩大和重复建设;另外,由于在注重建设和生产的同时,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造成长时间内社会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水平较低,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大的折腾,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经济建设上长期以来适应政治上“穷过渡”的需要,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缺乏一个符合国情、切合实际、坚持不懈、逐步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以来,由农村到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由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专家们正在开展“2000年的中国”的战略研究。总结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通过对国内外、主客观条件的综合分析,对2000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人民生活以及精神文明描绘出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图像,并探索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和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编制发展规划提供有科学根据的资料。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各部门比例协调发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并制定了一系列加速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在20世纪内,中国农业还不可能完成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会比1980年以前的30年快,预测20世纪最后20年有可能以每年递增6%的速度发展,使农业落后的面貌改观,更好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去30年工业内部轻、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为0.67∶1,今后要尽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同时又面临着手工劳动机械化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任务,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趋势还会起作用,因此,重工业增长速度还会快于轻工业,但差距不能过大,预计可以提高到0.80∶1以上,到20世纪末,轻、重工业的比例将变为45∶55。中国产业的发展,在20世纪内要采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举、以传统产业的新技术改造为主的方针。现在传统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新兴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不足2%,但新兴产业代表着中国产业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方向,其发展速度将是很快的。到20世纪末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有可能达到15%。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生产从劳动密集经过资金密集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和技术又不足,到20世纪末大体可以形成5∶3∶2的结构。
回顾中国4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取得经济建设的成功,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认真考虑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特点,充分动员内部资源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也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当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不能离开具体条件,片面地追求以总产值计算的高速度。同时,应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确定具体的战略目标时,对于国内外形势要有一个正确的估量,一方面应当考虑国家的生存、独立和民族尊严,以及国内外的阶级状况,从而不断加强国防实力;另一方面绝不能以此来冲淡或代替经济发展战略。(www.xing528.com)
坚持量力而行、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方针。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集中表现为求成过急,不从实际出发,不量力而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工业迅速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稳定的,效果是好的。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后,改变了原来稳定发展的战略,急于求成,采取了冒进的战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结果想快反而慢,吃了很多苦头。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量力而行、长期稳定发展的方针循序渐进,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在长期经济建设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的道路方法的转变。
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和实现目标的道路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上述总的要求下,一定时期内,如5年、10年或20年经济建设能达到什么程度,侧重于哪一方面,都应当根据当时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各种具体情况,确定阶段性的具体目标。
①战略目标由比较单一向比较全面转变。过去在考虑发展战略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从经济指标本身考虑问题,制订的发展计划,也主要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种单一化的目标选择,容易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忽视社会生活多方面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的发展同科学技术甚至整个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把发展看作是把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综合现象,不能仅以经济作为标准来衡量社会的发展程度,而应该给其他有关方面以相应的地位。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从总体上进行发展战略的研究,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当然需要侧重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同时也要从整个社会发展战略出发去通盘研究。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一起抓,使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样就使战略目标从单一转向比较全面。
②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提高经济效益、使人民得到实惠的方向转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总是应当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没有经济的增长,人民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是,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实际需要,不讲实效,单纯追求产值增长速度,就不能使人民真正得到实惠,不但人民需要不能满足,而且还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是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而且它的物质内容是要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就体现了效益和速度的统一、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统一。这个转变有利于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
③由孤立地突出重点,向抓重点、促平衡,使国民经济向协调发展的轨道上转变。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一定时期突出某些关键的、薄弱的环节,把它作为重点来抓是必要的,但抓重点要带动全局,促进整个经济平衡发展。过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结果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挤压了其他重工业产品,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做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时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能够协调发展。
④扩大再生产由外延发展方式向内涵发展方式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发展生产主要依靠新建企业,忽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结果,基本建设摊子越铺越大,工期越拖越长,新建项目不能及时形成生产能力;已建成的企业也由于忽视技术改造,多数已变得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生产消耗高、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很差。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固定资产投资战略方向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决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重点将以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现有企业为主。
⑤由盲目发展人口向控制人口、提高素质、加强智力开发转变。人口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人口过多又是一种压力,而且人口素质水平低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要尽快使人口逐步由压力转化为动力,就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在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的质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都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⑥由闭关自守向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转变。中国是10亿多人口的大国,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过去把自力更生片面地理解为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结果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在当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世界性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已经和正在通过对外交往吸取各国之长,补自己之短,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更快地实现。
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应当兼顾长远的和近期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利益,做好统筹安排。绝不能急功近利,缺乏高瞻远瞩。但是,过去多次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只注重长远利益而忽视目前利益,只注重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忽视局部的个人利益。实践证明,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确定发展战略,才能更好地动员人们去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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