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科学决策是指决策者在科学的决策思想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决策规律，借助各种科学的分析手段和方法，在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程序选择最优方案。科学决策是对经验决策、盲目决策以及其他一些不规范、容易造成较大失误的决策方式的否定和改进，避免非理性的决策后果。在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推进科学决策，就是使决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

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一种高指标、急要求、瞎指挥的倾向，由于确定建设项目不作可行性研究，因而缺乏一种科学的、稳定可靠的长远规划。从本质上看，“十年规划”不是在科学决策基础上的合理规划，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国情。在1978年2月讨论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先念曾经提出，这个规划尚在讨论中，提出这个指标、那个项目可以，但还没有研究清楚，不要拿到人大会议上去通过。可是后来没有经过论证和反复研究的“十年规划”仍提交人大讨论通过，还要加码，说:化纤产量写150万吨，实际要搞200万吨，劲头最大的是煤炭，要提前一年完成“五五”计划，钢铁也要提前一年完成。在人大会议后召开的有关经济会议和计划会议上，有些干部也不同意搞高指标，高指标分不下去，只好强行往下压，要大家背回去。^[1]

在这个规划中，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被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只不过是美好的蓝图而已。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完成，更何况十个大庆了。1978年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就是在1982年，中国需要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好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的计划也是如此。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400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钢材指标^[2]，或者说，每年要花50亿美元，而1978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亿美元。^[3]

同时，川气出川工程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川汉输气管道停建后，首先影响湖北、湖南2个原计划利用四川通过管道供应的天然气为原料进行生产的大化肥厂。它们被迫在建设中途改变设计方案，原料由用气改为用轻油，设计能力也相应地改为年产合成氨24万吨、尿素38万吨(原设计能力分别为30万吨和48万吨)，降低了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成本，拖长了建设工期。其次，沙市钢管厂和南京汽轮机厂也被迫相应改变产品方案，改产小型钢管和燃气轮机等，大马拉小车，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浪费。为生产管道进口的钢卷板也只有改作他用。最后是有关部门为川汉输气管道配备进行的新产品研制半途而废，耗费了投资，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较大浪费。川气出川工程的决策依据是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它违背科学，不从实际出发，因此失误和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是必然的。

中国传统决策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且决策经验化。1986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指出影响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桎梏，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邓小平同志审阅了万里同志的讲话，当即作了全文发表的重要指示。该讲话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是我国推动科学决策的开端。(www.xing528.com)

自从1986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等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都提到要推动科学决策。2003年2月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08年2月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都强调了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近20年的纲领性文件中科学决策如此密集地被强调，可见科学决策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纵观近40年推动科学决策的过程，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各个地方和各级政府部门都在探索实行科学决策，可以看到科学决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涌现了三峡工程论证实施、1998年抗洪、抗击“非典”、《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等科学决策的典型成功案例。但是由于传统价值观以及权力意识的影响，在推动科学决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比如大量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的出现大多也曾通过所谓的“科学决策”的程序。据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损失约在4000亿～5000亿元。就总体趋势而言，目前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分工越来越细、综合性越来越强、情况越来越复杂的局面愈加迫切，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这也是40多年来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科学决策的原因所在。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深化自身改革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双重使命，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型智库，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国际话语权等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肯定了我国智库建设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深刻指出当前智库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推进科学决策、加强智库建设的新认识，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时代性和针对性。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就加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进行了深入阐释，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做出了全面部署。该意见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当前面临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逐步演化。这就更需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必须把握平衡完善经济治理，知行合一推动全面改革。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决定”，是有着紧密内在逻辑的姐妹篇，是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擘画、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国内外高度评价，认为是观察中国今后30年变革的重大历史线索。“治”，在于把握重大平衡；“理”，在于规范发展秩序。其指向都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感知一个国家的治理，经济是最直观的维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治理现代化，无疑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牵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