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工作方法创新探究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方法上有了显著的改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与其他国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学习，以此来推动经济工作。

早在1977年9—10月间，针对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就多次谈到，我们不但要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我们的管理制度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现在看来，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好、落后的地方，成功的要坚持，不好的要改变。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政领导人很少出国访问，特别是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访问的状况。仅1978年，就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邓颖超、王震、谷牧、方毅等。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一些部门和地方主要负责人。197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出访西欧国家的前夕，邓小平要求他们详细地做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放眼世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警醒起来，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差距。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向会议代表印发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度发展》《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专题材料，供大家讨论。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增加，不仅使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使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比较直接和全面的了解，对加速现代化建设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有了愈加迫切的认识，同时也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几位出访回来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随后，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国际上通行而又对我有利的方式，把世界上主要先进技术拿过来，缩短我们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有利条件和特长，通过世界市场，同国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且通过对外贸易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为了借鉴国外经济特区的做法，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1980年9月底至11月初，江泽民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以及深圳、厦门两特区负责人组成的九人小组，前往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并在途经日内瓦时同联合国有关专家进行座谈。这是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国外经济特区的代表团。考察结束归国后，代表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仅在创办经济特区、建设保税区等涉外经济领域注重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及主要做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企业管理、股份制改革等方面，也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这些先进经验和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改革方式。

这一时期，经济工作方法上一个大的改进就在于通过向国外派出大量的代表团方式，主动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这一时期同国际社会的交流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进行交流的次数创历史纪录。从表7-1可以清楚地看到，1976年7月1日至1978年年底中国进行的出访活动达1290次之多。二是交流的领域主要涉及科技与经济，交流的部门主要是中央经贸部门和科技教育部门，如表7-2所示。三是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以及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出访次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居第一位；对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年出访次数增长率为41%，居第二位。这些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如表7-3所示。四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出访交流非常频繁。具体体现在副部长级及以上代表团进行国际交流的次数显著增加，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外交流、出访的一个高潮期。从1978年1月到1979年2月，他共出访了5次，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8个国家。^[7]从1978年2月到1979年6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同时也接待了英国、南斯拉夫等3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到1978年年底，中国已同世界上11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共接待外国来宾、华侨及港澳台同胞180．9万次，超过了此前20多年的总和。中国公民出境232．3万次，其中因私出境5．2万人次。有涉外饭店137家，客房1．5万间。^[8]

正是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开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而且促进了中国对工业文明的了解，为中国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经济体制、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为探寻经济工作的新路子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如表7-1到表7-4所示。

表7-1　1976—1978年对外交往的总出访次数统计^[9]

表7-2　1976—1978年年底出访代表团分类次数统计^[10](不包括军事代表团和地方代表团)

表7-3　1976—1978年年底出访代表团目的地统计^[11](www.xing528.com)

表7-4　1976—1978年副部长级及以上代表团出访次数统计^[12]

第二，实行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经济工作推进方法。

正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性质，改革一开始也不可能先有预定的模式，必然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和自下而上的路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每前进一步都会涉及既定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可能遇到困难和阻力。因此，从改革开始，党和政府就强调，推进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定。对于重大的改革措施，要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不断扩大的办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是先进行小范围的试点之后，通过总结经验，上升为政策以后逐渐向全国推广的。在工业体制改革过程中，也是先选择少数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试点，再逐步向全部企业推广。在城市综合体制改革中，先选择若干个城市进行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逐渐总结和完善验，向大部分城市推广。对外开放的许多办法，首先是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验，获得成功以后再向内地推广。

实践证明，这种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改革推进方法，减少了改革风险，增加了纠错机会，把改革目标的坚定性和战术上的渐进性统一起来，把全局政策上的慎重性和局部试验上的开拓性统一起来，把不怕犯小错误的自信和避免犯大错误的稳妥统一起来，是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成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没有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大的震动的主要原因。

第三，由过去用政治运动方式做经济工作开始向用经济手段做经济工作转变。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佩荣指出，近30年来，我们党、我们的领导干部，对于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是比较熟悉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曾经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是，就当前经济工作任务、目标和要求来说，继续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实践证明，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党的领导稍一放松，往往不能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向一切内行人学习，按经济规律、经济组织、经济方法办事，讲究经济效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为经济工作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政治保证。三中全会后，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邓小平同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请陈云来当主任。^[13]1979年3月14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是职能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的大事的决策机关，下设四个调查研究小组，体制组由张劲夫、房维中负责(后由薛暮桥负责)；结构组由马洪、孙友余负责；引进组由江道涵负责；理论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这是中国经济工作引入咨询机制的开始，为推动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四，经济工作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中国，进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供借鉴，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自己探索。这样的探索必然就要探索者最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参与，自觉地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做到了这“两个尊重”，而且将这“两个尊重”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尊重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特别强调尊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开始尊重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首创。1978年2月，万里对新华社记者谈道:“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瞎指挥’的大问题。”“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是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许多错误的根源。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14]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责任制，是中国农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但是在双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中，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上是分田单干。针对这些思想疑虑，中共中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耐心地引导各级干部破除“左”的思想束缚。正因为如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普遍推广和逐步完善。此外，在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无论是理论层面的创新，还是改革方案的制定、具体经济改革政策的出台，党和政府都强调尊重实践和群众的创造，让实践检验真理，对经实践证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东西加以总结和推广。

第五，“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特区大胆探索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成为改革的试验区。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初，对其实行优惠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特征。建立经济特区时，国家允许在经济特区实行与内地有区别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特区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实行以市场取向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和“特事特办”的改革先行的原则。主要内容包括:经济特区建设以吸引外资为主，探索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经济特区的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外，经济特区注重改革的超前性，如外资政策、土地出让权政策、服务领域的商业零售、外资银行、保险等对外开放政策都是先在特区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有人认为，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赶走了外国资本主义，实行了“三大改造”，好不容易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为什么又专门划出一块地来办特区，把外国的私人资本引进来?这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吗?办特区会不会变成新的“租界”“殖民地”?有的人将经济特区与过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为了统一认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曾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设置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试办特区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是列宁关于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理论和实践，和历史上的“租界”“殖民地”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就初步统一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