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召开会议、领导人谈话等方式来推进经济工作，这是过去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是被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有助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提高认识，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工作方法。比如，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讨论，而且形成共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要从过去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循环中解放出来，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坚决克服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方法，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于光远说，“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4]
国务院于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三个转变”思想的提出，说明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从而为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指明方向和路径。
邓小平1978年发表的“北方谈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率先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命题，为党和国家结束徘徊局面、开启新的现代化征程指明了方向。此外，对改革与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别进行了多方面的初步阐述。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视察吉林时指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再搞平均主义。”[5]9月20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同样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要发挥物质刺激的调剂作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改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发展的局面。(www.xing528.com)
此外，在管理体制方面，他强调要打破既有的僵化的管理方式，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实行考核制。在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理论思考。邓小平的以上思想不仅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在发表“北方谈话”之前，四川、安徽等地已经从实际出发，对现行农村政策和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调整，但是遭到了严重质疑。邓小平发表“北方谈话”，提出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恢复小自由，这种认识推动了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形成的决议:农业生产“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6]。这一决定虽然还不允许包产到户，但却放宽了农村政策，成为中国农村大规模经营体制改革的开端，为探索新的农村经营体制开辟了空间。到1980年年底，全国有5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安徽达到了70%，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了31822万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高产年，许多地区一举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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