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当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反映到经济建设中，就是用“抓革命”(包括打击阶级敌人和促进思想革命化)来“促生产”。邓小平当时曾多次指出:“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1]于是，在全国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历时一年的批“四人帮”促生产运动，这场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一个战役。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在全国开始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二个战役。(www.xing528.com)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通过群众运动从思想、路线、组织等方面进行第三个战役的揭批斗争。
一方面，通过揭批“四人帮”，有利于恢复被“文化大革命”弄乱的经济、生活秩序，有利于人们对“左”的错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从而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局限，人们把经济困难的原因仅仅归责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2]，掩盖了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与矛盾。于是，在当时很自然地提出了通过跃进的方式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特别是在当时提出要通过揭批“四人帮”来达到“抓纲治国”的目的，这就对工、农、商各战线、各行业形成一种政治压力，如果不积极按照中央的部署推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就有被划为“四人帮”帮凶的可能或者可能被认为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