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禁区被打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政治上,正逐步摆脱“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继续坚持“两个不允许”,说到底是在思想上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错误观点的束缚。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的开展,人民思想不断得到解放,“左”的阵地越来越小。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中,肯定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1]正是由于在政治上逐步地摆脱“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这就为突破“禁区”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二)经济上,大规模引进与外汇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www.xing528.com)
当时为了解决外汇不足问题,中共中央采取出口创汇、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等措施,但在当时却收效甚微。因为中国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附加值小,通过这样的出口短期内不可能增加很多外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虽然有既引进技术设备又不要现汇支付的好处,但这种形式引进的技术设备不仅有限,而且很难引进急需的技术设备。对此,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就曾断言:“如果不寻找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2]
(三)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资本过剩,剩余资金急需寻找出路
1978年4月,当时的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访问联邦德国时,联邦德国联邦经济部主管部长狄特马就说:只要中方肯接受,联邦德国经济界可以给中国提供的不仅是4亿马克,而且是40亿马克的贷款,政府愿意担保。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日本政府也提出向中国政府贷款的问题。一些外国公司和商人则要求中国允许他们来中国投资办厂或与中国共同开发资源。美国商人提出:中国石油资源丰富,可以由中美合资共同开发,美方提供技术、设备、资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对投资的积极性更高,他们到处询问向国内投资的问题。有的还从海外来到北京,如美籍华人陈宜远就到北京询问有关投资问题,后来他投资兴办的北京建国饭店成为中国最早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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