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解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了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人纷纷外出参观考察，看到世界经济和科技近20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我国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10年、20年甚至更远，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同时从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经济起飞，特别是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受到启发，认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将经济搞上去，我们也可以再快点。这时，一些国家的政府和财团表示愿意给中国提供巨额借款。于是，在经济建设中，形成了大规模的引进国外技术装备和举借外债的现象。这推动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中外现状差异形成的压力

要实现国富民强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改革，而对外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为此，1978年上半年我国派出代表团先后考察了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

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这支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的邀请前往日本参观访问的。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代表团前往法国等西欧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从5月2日到6月6日，历时5周、行程2万多公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5国15个城市，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5]

代表团参观了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的工艺和设施。他们参观了机械化程度高、船舶在码头停留时间短的法国福斯新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丹麦哥本哈根港和埃斯堡港、联邦德国不莱梅港；参观了联邦德国、比利时、丹麦的火力发电站，瑞士、法国的水电站，以及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的核电站。

代表团还参观了西欧的工厂、企业，对他们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生产调度、产品质量检查、辅助设计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用电子计算机调度飞机起降。在联邦德国不来梅的集装箱码头，集装箱的运入、贮存和运出情况，全部通过电子计算机来反映。瑞士的班维尔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00千瓦，完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比利时的一个高自动的炼锌厂，其化学反应过程全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

在农业方面西欧的发达国家对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技术培训十分重视。瑞士规定，只有经过一定劳动和考核及格的农业学校毕业生才能取得经营独立农庄的资格。丹麦建立了全国性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单位的联络网。农业科研单位聘请的农业顾问，经常为农民提供如何改进农业生产的意见。农业科研成果也通过这个网络加以推广。

这两支代表团走出国门，通过与出访国家的接触，亲眼看到了国际社会的这种巨大变化，加深了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也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深感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已经意识到，发达国家要进行产业升级、转移旧产业，这为我国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认识到知识和科技正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因素。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一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也要解放思想，借助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动因更可能是来自于中外现状的比较。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当时的领导者们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如何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自然成为对外开放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借鉴他人发展经验是对外开放政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比如在宝安、珠海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等原则要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

1978年8月，我国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通过参观了解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同类工厂、企业同中国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不仅自我管理的权利太小，而且经营管理水平也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最吸引访问团成员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其不仅搞农业、牧业、畜业，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访问团成员还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们自然就想到我们禁止吸收外国贷款的政策的合理性问题，这对改变过去禁止吸收外国贷款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访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我国与外国相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过去的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1977年初，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中央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通过项南的汇报大家了解到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其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令人感到惊诧。尤其是美国的农场主一家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项南感慨地说:“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因此向中央建议，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到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再到支持办出口基地及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和进一步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来看，是应该肯定的。这一时期，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措施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

(三)解决大规模引进计划和外汇不足这对矛盾的需要

1977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计划，提出在“五五”时期的后三年和“六五”时期，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四三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围绕着长远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该计划规定今后8年的引进目标是:

(1)在支农方面，主要进口以粉煤和重油为原料的两套大型化肥装置，以天然气或裂解尾气为原料的两套化肥装置，以及生产高效低毒农药的四套中间体原料装置等。

(2)在轻工业方面，主要进口三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北京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四套纤维合成和关键设备装置，两套年产2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装置，三套合成洗涤用品原料生产装置。

(3)进口一批面料、动力、原材料工业方面的新技术和关键设备，如地震探船、数字地震仪、石油勘探设备、年产千万吨的露天煤矿成套设备、60万千瓦和90万千瓦的原子能电站、年产1200万吨的采矿设备等。这些设备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本建设投资需要400亿元人民币。

特别是随着引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引进速度的加快，外汇不足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有限，1978年仅有15．57亿美元。为解决矛盾，中国政府采取了发展出口创汇、发展非贸易创汇，以及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补偿贸易等灵活方式，引进技术设备，减少现汇的支出。在当时，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延期付款的做法。1977年签订的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项，成交金额30多亿美元，其中26个大型成套项目，43套综合采煤机组，费用占80%以上，而其中40%的金额采用的就是延期付款的办法支付的。由于引进规模与外汇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缓解矛盾，自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引进外国技术，然后用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支付进口的补偿贸易方式。为了大力发展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国务院于1978年7月15日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贸易方式的发展。根据上海、广东、广西、北京、山东、浙江的不完全统计，1978年7月到1978年年底这5个月内，共同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合同698项，其中加工装备合同661项，补偿贸易合同37项。当这些方式还不能满足庞大引进计划需要的时候，引进外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