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怎么调动积极性?当时采取的措施有两点: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二是给予生产单位和个人更多的利益。邓小平把这称为“经济民主”。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在1958年和1970年曾经进行过两次尝试,就“放权”和“让利”原则这一点来说,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思路同1958年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扩大了:1958年改革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而这次改革则更加注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58年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中进行,而这次改革大大扩大了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中进行并扩大到对外经济关系。[28]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对崇尚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来说,是一个大胆突破,确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条能够影响全局的“大政策”,就是这么一条,把人们积蓄已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市场经济与放权让利结合起来。针对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许多经济学家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29]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强调,“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30]。后来,李先念在同陈云谈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陈云提出,我们应该“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31]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观点,对突破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改革起步和最初方案设计的主要依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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