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现实推动下的优化方案

(一)国务院务虚会

1978年由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份材料受到注意:一份是南斯拉夫考察报告；一份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报告；还有一份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在于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说服力。^[6]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7]报告还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管理现代化的经济。”^[8]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规律。^[9]胡乔木等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当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内外引起重视，被看成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评价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0]。

(二)计划会议

在国务院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发展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1]“三个转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

(三)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具体步骤。改革的主要目标，多数人认为，首先应该改革统得过死的计划体制，其次是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分为两步。第一步，一方面扩大企业权力，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心自己工厂的产品。另一方面，使各省、市、自治区都能有适当的机动财力，使之把农业搞活、人民生活搞好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步，按照方便生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陈云特别强调要给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www.xing528.com)

(四)主要领导人的推动

结果朝鲜访问的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认为，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认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12]1978年9月18日，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提出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他认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他提出了扩权的改革思路，强调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1978年9月20日，在天津发表讲话时，他又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了。他在视察黑龙江时指出:改革首先要解决体制问题。我们决心下了，体制改革得比较适应，行动比较快，有效率了，剩下的就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问题。一个企业管理得好不好大不一样。管理也是技术。^[13]

更准确地说，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他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时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4]。三中全会公报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5]从这一时期的有关公报及有关讲话可以看出，当时有关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通过放权让利来调动积极性的改革。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16]这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

需要说明的是，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酝酿已经成熟，不是指个别领导人，而是指多数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