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外在推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外在动力就在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所获得的新的认识。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了访问考察。回国后，代表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是导致苏、南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4]

访欧代表团的报告中关于法国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法国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学校的毕业证，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后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5]这对“腐朽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冲击。这些考察为中国领导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给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外出考察潮。其实，外出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7年年初，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于1978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重点考察了欧洲的企业管理。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外出考察高潮。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至少有四个:一是197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访问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二是3月28日至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代表团。这四个代表团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每个代表团回来后都写了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这些报告除了提供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可行性论证，还提供关于被考察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经验的说明。考察代表团给中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强烈印象:一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像日本、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地区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及地区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包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三是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还有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人均住房达20～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社会保持稳定。(www.xing528.com)

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当然，如果没有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外出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也许会困难得多。